俄國到底是蒙古？還是拜占庭？還是彼得夢想的西方國家？總之它現在還不是俄羅斯。
這是擺在俄國面前的歷史疑惑。
東方、中亞，還應不應該是俄國的擴張方向？
雖然俄國現在仍舊很混亂，仍舊沒有一個有序的戰略方向和外交策略，但在東方和中亞問題，俄國宮廷中已經有不少大臣開始隱約感覺，東進是一個錯誤的戰略。
阿爾泰山以北那一戰，軍改后的青州軍沒有嚇到俄國，大順讓俄國感覺絕望的后勤能力，嚇到了俄國。
從莫斯科到伊犁，可比從北京到伊犁近多了。
青州軍再能打，大順軍改后的新式陸軍戰斗力再強，沒有后勤，也是無用。
阿爾泰山一戰，俄國的精英看到的，是大順只要有意愿，完全可以在額爾齊斯河集結一支一兩萬人的野戰部隊，并且足以保證其后勤補給。
當然，這得花錢。可大順似乎花得起，至少此時的中華帝國，是全天下皇冠中最富麗堂皇最沉重的那頂，上面綴著最多的金銀。
之前幾個前往中國的特使，都是中國的富庶贊不絕口，而他們看到的還只是京城，甚至沒有去過蘇杭。
在這種情況下，主張對大順妥協讓步的態度，漸漸成為了俄國宮廷的主流。
與其和中國打一仗輸掉額爾齊斯河，輸掉布里亞特蒙古，輸掉勘察加的毛皮貿易，輸掉每年給俄國帶來大量收入的色楞格河中俄貿易……不如主動讓步，在西北勘界問題上退讓。
拆除幾座堡壘，劃歸一個雙方都不駐軍的緩沖區。
或者，由能言善辯的外交家，德烈·伊萬諾維奇·奧斯捷爾曼伯爵，禍水南引，簽訂個中俄互不侵犯條約，讓大順去和荷蘭、西班牙、日本折騰去。
當年彼得大帝雄心萬丈，親自接見了漂流到勘察加的日本商人傳兵衛，并在俄國建立了日語學校，以求將來打開東方的入海口，開展和日本的海上貿易。
而現在，這個雄心已經不可能實現了，雄心成為了過去的妄想。
及時止損結束第四次俄土戰爭，趁著瑞典準備不足先發制人打瑞典；亦或是瑞典問題放一放，等著盟友神圣羅馬帝國在巴爾干戰場大勝土耳其，簽訂一個徹底得到黑海通行權的條約……在這兩件事，俄國宮廷還沒有達成共識。
可在讓奧斯捷爾曼伯爵作為全權大使出訪中國的決定，很快就在混亂的宮廷中定了下來。
這一年的西洋歷二月，正是大順過年的時候。
季風吹起的時刻，歐洲的海上或者陸地上，幾個不同國家的使節團，帶著不同的目的，去往同一個目的地。
法國派出了一批很好的造船工匠，幾名海軍部的文職官員和設計師，乘船前往中國。
在那里，他們將要完成對中法密約條款的執行，幫助大順建造世界風帆艦海軍史上最經典的法式74炮戰列艦。
只要他們建成，就可以獲得新式的膛線槍技術。
法國的夢想，最終放在了歐洲大陸上。
他們確信，大順一旦對荷蘭宣戰，切斷了東印度公司的貿易，法國將可能奪走低地地區。斷絕了荷蘭的重要財路，荷蘭將不堪一擊。
十個印度、十個加拿大，也不如多少法國人夢寐以求的低地，為了那，可以放棄海外的一切。
雖然，商人們不認可，但那不重要。
英國采買了大約一萬五千英鎊的各種禮物，乘坐著帆船前往中國。
在那里，他們將要辯解一下法國人必然對他們的不實污蔑，并希望在即將開打的英西戰爭中，獲得大順港口的停泊權——理論上，大順作為中立國，禁止英西任何一方停泊。
可大順在亞洲的特殊地位，可以使國際法當放屁。
英國人希望忽悠一下中方，允許英西交戰中都在中國停泊補給，看上去很合理，但其實就是拉偏架。
因為，英國人在東南亞，早就被荷蘭人趕走了，一個港口都沒有。而西班牙有菲律賓，根本不需要大順的港口。
葡萄牙也派出了自己的使團，但葡萄牙人很聰明，他們希望重申一下葡萄牙的朝貢地位，而非外交國。
朝貢國，或許還能占著澳門。
可要是變成外交國，也難說大順這邊會不會把他們趕走。這一次法國使節團訪華，給葡萄牙人帶來的極大的震動，他們從明朝就和中國打交道，偽明向羅馬教廷求援宮廷受洗的書信也是葡萄牙人傳遞的，他們從未想過有一天中國居然考慮了“外交”這兩個字。
這種改變，讓葡萄牙人很恐慌。
大順的禁教是嚴厲的，葡萄牙作為天主教國家，在傳教士問題上過于積極。大順禁教之后，大量的傳教士躲到了澳門，還有一些“殉道者”冒著被官員抓起來拷打的風險，繼續在廣東、廣西和福建傳教，這也讓葡萄牙有些擔憂。
他們害怕大順將怒火發泄在澳門上，尤其是大順的開關貿易政策，使得澳門這個明朝鎖國時候的特殊存在變得極為尷尬。
對大順而言，貿易上，可有可無了。廣東福建松江寧波的各國商館，不需要再從澳門開始立足。
而在宗教上，澳門就成為了大順的一塊心病。天主教的禮儀之爭，已經讓大順的皇帝和儒家官員徹底震怒了，不許祭祖、不許拜皇帝、不許拜周公孔子……這既是在向儒教宣戰，也是在向世俗皇帝宣戰。
貿易上可有可無、宗教上心病易發，葡萄牙人慌了。
外交還是朝貢？
利益最重要。
葡萄牙人希望繼續保持一個朝貢的身份，忽悠大順，反正大順也從沒問葡萄牙要過貢品。
事實上，他們根本不懂朝貢國的含義，即便澳門存在了這么久，他們也不知道朝貢意味著和朝鮮的地位一樣。葡萄牙王室變更，是要大順派禮政府來冊封的，之前不過是裝聾作啞不管不問，真要認真起來，可就不是一回事了。
荷蘭人沒有派使節團前往中國，因為荷蘭現在是空位期，既沒有國王，也沒有執政，各個省各自為政。
不過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十七人紳士團，倒也關切了一下大順的外交局勢，他們在巴達維亞總督的信件影響下，認定了大順要和俄國開戰。
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十七人紳士團看來，這是個絕佳的機會。
他們給巴達維亞總督的指示上，認為應該抓住這一次千載難逢的順俄開戰的機會，趁著大順來不及反應，徹底解決掉巴達維亞的冗余無用的華人問題。
最好是悄悄遣送回錫蘭、安汶、班達等地，讓這些華人去錫蘭修要塞。
在大順和俄國開戰的時候，肅清這些華人。因為蔗糖貿易的不盈利，這些人很可能成為巴達維亞的“不安定因素”。
如果能夠及時肅清，即便大順將來反應過來了，也不可能選擇攻打巴達維亞。因為那里已經沒有華人了，打下來也管不住，而且也沒有可能的華人在大順攻打的時候帶路。
只是，這樣的指示不能寫的太明確，將來真要是出了事，得有個人背鍋。
所以沒有明確的指示，只是用了一些隱晦的言語，支持了巴達維亞總督的決定。
尤其表揚了巴達維亞總督提出的“私貨合法化”建議，認為既然巴達維亞的腐敗和私貨不可避免，那么將其從違法變為合法，那不就沒有腐敗和私貨了嗎？
唯有這樣，才能斷絕公司的荷蘭員工和華人的緊密聯系。
只要私貨不合法，那么走私和私貨就不可避免，而這就必然讓員工和華人海商產生關聯。
這，是驅逐華人的第一步。
自然的，瑞典人也派出了他們的使節團。
不過以瑞典而言，這不是第一次派出對華的全權大使了，實際上早在六七年前，考林組建東印度公司的時候，瑞典過會就授權他作為對華談判的全權大使。
只是那一次只是為了貿易，而大順的貿易壞境是特殊的自由貿易，根本沒有什么可談的，也沒有什么需要談的。
至于說上一次去廣東的時候，想著以全權大使的身份見見皇帝？考林有在其他東印度公司工作的經驗，當然明白那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能不能見到廣東節度使都是個問題。
但這一次與眾不同。
這一次，是真的可以見到皇帝的，或者至少可以見到伯爵以上級別的高官。
在斯德哥爾摩和哥德堡的密謀是有效的，卡爾·吉倫特博格確定自己可以執掌國會，以此時非是國務大臣的身份，給了考林這個特使一個國務大臣和國王才能授權的談判底線。
并且保證，他回到瑞典的時候，國會可以通過法案的修訂。
賄賂、游說，可能不是一個意思，但至少在此時的瑞典是差不多的。
瑞典人被煽動起來了民粹的復仇情緒，而東印度公司的瑞典股份并不多。
公司的利益或許不是瑞典的利益，但可以假裝成瑞典人民的利益。
蒼茫的西伯利亞，行走著俄國的使節團。
這不是俄國的第一支使節團，幾年前的黑龍江之戰后，俄國就派出過使節團，大順也來參加過沙皇的加冕禮。
可這一次，有些不同。
奧斯捷爾曼伯爵不是公爵，但權勢卻比俄國的那些公爵大的多，原本要派公爵前往，此時換成了伯爵，反而說明更加重視。
歷史上，安娜女皇死前托孤之際，就是此人和她的情夫在場，可謂重臣。
不管是西化黨、守舊黨，亦或是德國黨，這一次出奇的一致。
不管是色楞格河的貿易額，還是大順軍改后的軍力，亦或是對土戰爭的不順利，或者瑞典的威脅……
總歸，在東方的態度上，俄國人放下了黨爭，確認彼得的東方計劃破產。
和上一次被劉鈺逼死的老托爾斯泰伯爵不同，這一次奧斯捷爾曼伯爵不是去背鍋的，而是去實打實的外交的。
國會各方以及女沙皇，都明確地授權他，可以在勘界問題上讓步，以換取東方的和平。
不利的條約，就像是生孩子。
第一次的時候，千難萬險，痛苦萬分；一回生二回熟，生的多了，順滑無比。
這一次，不用背鍋。
相反，惡劣無比的外交局勢，若能簽訂一個雙方的互不侵犯條約，哪怕放棄一些土地，也是巨大的功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