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古改制、借古諷今、偽造先秦古籍等等情況，大順這邊科舉出身的官員可謂是身經百戰、見的多了。
尤其是大順這邊朱子學破、而功利學還沒立起、還未出現新的半圣的大背景下，托古言志、偽造先秦古籍的情況也是層出不窮。
當年劉鈺從長崎帶回一些日本的漢學書時，《七經孟子考文》引發了一場小轟動，而太宰春臺偽造的古書《產語·經濟錄》，也因著偽造水平極高、頗有先秦文華，被大順的文人觀摩了一陣。
但他們觀摩之后四處考證，最后得出個結論：里面的很有用詞，不小心用了《史記》里的詞句，作假沒太到位，這本書即便不是完全偽造的，至少也不早于漢代，根本不是先秦古籍。
松平輝貞說他是狂士，也著實不冤枉他。三十多年前著名的赤穗事件，導致了古學派的崛起，證明了誕生在大一統背景下的朱子學，在分封制的日本水土不服。太宰春臺則是在這場事件的大辯論中，著實爆出了一些驚人之語。
簡單來說，就是幕府要迎接天皇，選了赤穗藩的藩主淺野長矩接待。淺野長矩是個土鱉藩主，根本不懂那些繁瑣的禮儀，就找懂禮儀的吉良義央幫忙。
也不知道是緊張還是怎么滴，總之禮儀不到位，很丟人。淺野長矩就覺得吉良義央故意整他、讓他丟人，就拔刀砍了吉良義央。
幕府這邊有《吵架斗毆處分條例》，就是武士爭吵，只要兩個人都動刀了，那就各打五十大板按照斗毆處置，都要擼掉封地。
二十年前幕府大老堀田正俊被刺殺，知道是將軍派的人要搞死他們這些實權派、找儒生側用人掌權，在被刺殺后，撐到了別人到來，第一件事就是拿出自己的刀喊：你們作證啊，我沒拔刀，我這不是打架斗毆。然后才死。
吉良義央也學堀田正俊，被砍了一刀也不還手。這就不適用《吵架斗毆處分條例》，加上這是招待天皇，算是“御前失儀”，幕府就勒令淺野長矩自殺，安撫了吉良義央。
自殺之后，大罪撤藩。赤穗藩窮的一逼，早就在藩內發紙幣代替金銀了，武士們是封建人身依附制的，家主沒了，就等于失業。為了爭取寬大處理，開城交出了領地，換來了幕府用金銀以1:0.6的高價，兌換了赤穗藩武士的藩札紙幣。
但人身依附關系的武士沒了活路，從食祿階層變成了打工階層，心里越想越氣，于是一年后47個家臣合謀，刺殺了吉良義央。
就這么點事，但直接引爆了古學派和朱子學的巨大爭端。
朱子學是大一統之下背景下產生的，和幕藩多級體制水土不服。
當時朱子學大師林鳳剛、室鳩巢就說：昔孤竹二子不聽武王之伐討而身拒兵于馬前，今赤穗諸子不聽朝廷之赦義央，而眾報仇于都下。二子則求仁得仁，諸士則舍生取義。雖事之大小不同，然其所以重君臣之義則一也。
用赤穗四十七武士的行為，類比于孤竹國的二子，就是伯夷叔齊。不過取的典故不是餓死，而是取伯夷叔齊持劍擋住八百諸侯的另一個典故。
故而認為報仇的那些人，是義士。
大一統背景之下的君，只能有一個君。
可封建制下，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我家臣的家臣不是我的家臣，“君”這個概念就多了去了，用大一統“一君”的朱子學，來解釋“封建多君”的日本，這就很矛盾。
禮大于法？還是法大于禮？
君臣之禮，在封建制下，朝廷和藩主的命令相悖，藩下武士是聽藩主的？還是聽朝廷的？
古學派的荻生徂徠則認為，淺野長矩無能，當時沒砍死吉良義央，而且完全沒理由地砍人。這本身就是不義的。
他們的家臣，求為主君報仇的小義，實際上就是主君大不義的延續。以小義而謀大不義，不能稱之為義士。
荻生徂徠說自己是古儒一派，但就這件事上來看，分明是法家刑名之學那一套的東西居多。
但不管怎么說，朱子學和古學派的這兩種意見，算是主流。
而太宰春臺，則是把他們貶斥的一文不值。
他認為，這47個武士，從其作為來看，根本也不是為了義。
而是因為撤藩之后，衣食無著，從食祿生活變成去打工，心里壓抑著諸多不滿，這本身是個經濟問題。
明明是求利，非要說求義。
真正的義是怎么樣？
你們要真認為處置不公的是幕府，又不是吉良義央，你們只敢找軟柿子捏。
當初就不該開赤穗城的城門，幕府來接手，就是不給，直接開戰，死戰到底，與城共存亡。這才是義。這才是春秋之義，你看吳起死前之計，墨家為陽城君守城是怎么做的？那才叫義，君主之令叫開城門，那也不好使。
或者直接起兵，三百家臣突襲江戶，當街格殺吉良義央，然后再自殺，可謂求仁得仁，亦可謂之義也。
結果呢，你們當初開門獻城那么順從，之后生活窮困，生出不滿，心里憋氣，又去刺殺。
殺完之后，又不跑，也不自殺，等著幕府來抓。
不就是覺得你們拿住了輿論道德的制高點，事發后各種求關注，覺得幕府能寬恕你們，這樣既泄了憤、又博了名嗎？
這完全就是假借大義、求利而言義、心存僥幸、追名逐利，這也好意思叫義士？
而且這完全就是受了山鹿素行的“偽儒學”的影響，里面權謀、算計太多。當初幕府也是窮，要是多給那些家臣萬把兩銀子，也就沒這事了。
當初一開始只是想請求“復藩”、“平反”，到處托關系找人，但手里不寬裕，這事兒最后沒辦成，才有很多原本的家臣萌生了刺殺之念。
在太宰春臺看來，領頭的大石內蔵助，做事太做作，也“不是個爽利人，算不得好漢”。
決定刺殺之前，和淺野長矩的遺孀告別的時候，弄得跟唱戲似的，表演性質太濃。
先是說“我要去別處做官啦，請夫人不要擔心”，氣的淺野長矩的遺孀直接罵他滾，因為瑤泉院把自己的嫁妝都拿了出來，給家臣們發俸祿，花的都已經差不多了，這時候大石內藏助說要跑別處當官去了，換誰也得直接罵滾。
然后大石內藏助又跪在院子里，送上絕筆，說此計爾，不想被別人知道……太宰春臺認為，這絕逼是琢磨著日后出名，人們探尋背后故事的時候，覺得更有藝術感，適合搬到戲臺上。
且看看聶政刺殺的時候，可沒和他姐姐搞這么一出，也沒怕殺人之后姐姐認不出來以至于埋沒了名聲。大石內藏助辦事磨磨唧唧，不是個爽利人。
總之太宰春臺的核心思想就是一句話：敢干吉良不敢干幕府，欺軟怕硬，慫；干完之后不趕緊死，大造輿論，等著盼著幕府寬恕，偽；辦事磨磨唧唧，表演性質太濃，是求名；一開始不想復仇，撤藩之后活得不如意又琢磨復仇，是求利。
這完全就和“義”字沾不上邊，完全符合孟子所言的“非義之義”的定義。
評價完赤穗事件后，太宰春臺借題發揮，提出了幾條想法。
其一，這件事的本質是經濟問題，幕府如果不解決各藩武士的人身依附問題、不解決藩主被撤之后武士的出路問題，這種類似的事情以后還會有的。
其二，老師荻生徂徠打著古儒的旗號，實際上搞得卻不是儒家的義，又是大義、又是小義的，這是打著儒家的旗號，搞法、墨等學問，假儒！
其三，儒家士道和武士道，必須要警惕基督教的影響。之前太多的傳教士在日本殉教，前仆后繼，一個又一個面不改色的去死、一個又一個地忍受十字架之苦和火刑而不叫一聲痛。使得許多人內心覺得很值得敬佩，然后就覺得“殉教而死”是很美、很值得稱道的事。但所謂“上智下愚”，日后俗人只會看到“死”，卻不到“殉”字，日后說不得儒家士道和武士道，就得朝著“為死而死”、“死就是美”、“不死就不美”的路子上去了，根本不去考慮“義”了，將來“為死而死”的風氣，必成大患。
其四，幕府一邊鼓勵朱子學，一邊不顧日本封建制的現實；既想強調朱子學之禮教，又不想要朱子學之忠君。當真可笑。
其五，儒學這么高深的大義，有幾個人能學明白？只要廣辦寺子屋，學一學儒學最基本的東西，比如孝順、忠信等等這些基本道德就夠了。再高深的，和大眾講，那就是對牛彈琴了。因材施教，能明白大義的，就繼續深造學更高深的儒學，通曉大義。至于普通人，學完了孝順、忠信這些基本道德后，不如學點手藝、學點技術得了，再往下學儒家大義也是白學。
赤穗這群人就是因為學儒學大義學不明白，又沒有啥手藝和技術，失業了養活不了自己，才鋌而走險，用他們自以為是的“義”，搞出這么個事來。
別說幕府還發了筆遣散費，要有做買賣、當手藝人、甚至當農民的本事，至于混的這么慘，活不下去了，最后一群人越想越氣，走這條路嗎？
這幾條想法一出，整個日本儒界嘩然。
山鹿素行的弟子們，趕緊出書闡明士道的真義，里面絕對沒有權謀、算計。
林鳳岡、室鳩巢等朱子學儒生，趕緊駁斥古學派的思維，簡直是貽笑大方，不知禮法禮法，禮在法前。
古學派的荻生徂徠，也被氣的頭疼，可又惜愛其才，只好道“雞肋、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但終究也沒把他逐出師門。
赤穗事件之外，太宰春臺也懟過幕府。
說幕府趕緊自稱國王得了，夫子言，名不正則言不順，對朝鮮交流的時候，弄得別別扭扭的。當真是“稱王無膽、還政無量”。
又說室町幕府、鐮倉幕府、德川幕府，根本就是三個朝代。中華都能改朝換代，也不影響正統，日本改朝換代怕個啥嗎？
當然，他和老師最大的分歧，還是在經濟問題上的看法。
荻生徂徠打著復古儒學的旗號，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
立上下差別，不是為了確定上人高貴而下人卑賤的。只是因為天地間的產出是有限的。好的東西少、壞的東西多。這就需要人為分出高低貴賤，用禮法來約束，什么等級的人用什么東西。這只是為了社會的穩定，因為社會生產有限。
這個東西可以是錢，也可以是禮法。用錢和禮法來約束，用禮法和錢來約束分成等級，就分配上其實并無太大區別。只是，用錢作為衡量，會使得人道德敗壞；而用禮法，則可以保持社會的穩定。
既然社會生產有限，大家都想要好的、不想要壞的。而用錢來衡量，道德敗壞，自然還是用禮法更好。
這個觀點暫不論對還是不對。
提出觀點的目的，是以此觀點指導社會運行，尤其是身居高位的荻生徂徠。
而以此觀點推出的結果，便是應該節儉。
通過君主合理的分配，來解決社會的危機；要求人人節儉，從而保證有限的生產得以滿足更多的人。
以此觀點繼續往下推。
最合理的政策，就是讓武士們回到封地，別在城下町蹲著，將日本徹底自給自足化，恢復真正封建制，井田復古。
因為只要蹲在城下町，城市化，就會產生商品經濟，導致錢取代了禮法，去衡量誰該得到什么等級的東西。
而太宰春臺則恰恰相反，他否定社會生產有限論，認為社會在不斷發展，可以明顯感覺到產的糧食多了、布匹多了，各種貨物也多了。
社會生產不是有限的，而是可以繼續發展的。
奢侈是因為有錢，而奢侈是人的天性，是天理，應存此天理，而不是當成人欲。
奢侈的表現，是花錢多。花錢多的本質，是掙的錢多。只要掙的錢多、花的錢也多，那就是合理的，不應受到批判。
而且他認為儒學的仁、和義，應該分開。仁，其本質，就是讓民眾富裕，所謂國富。
認為各藩和幕府實行“仁政”，就是減少貢賦，這是本末倒置。真正的仁政，應該是鼓勵農民致富，所謂富者勤勞而致富、貧者懶惰而遭貧，此真仁政也。
又借著赤穗事件，說自古君臣者，不過買賣市道而已。君以領地俸祿而使臣，臣以智力武力而獲祿。君買臣、臣賣于君，故而買賣善也、非惡也。
赤穗之事，幕府之弊政而致也。各處武士只能賣于本土一家，不能轉賣智武于他人。既撤赤穗，臣又不能賣與他君，生無所依，豈不怨乎？
又批判了武士瞧不起商人買賣的態度，言武士嘲笑商人，難道你們就沒有買賣過嗎？每年江戶的米市里，賣的最多的就是各國大名。身在買賣中、卻笑買賣人，實名與行相悖也。
當提倡各藩廣泛貿易、武士經商，或者學點本事。對老師荻生徂徠的“讓武士回鄉下去”的想法，大加嘲笑，認為其“反時代而動”、古學是為破程朱之禍，先生卻是真想回到先秦。
種種奇葩的想法，以至于松平輝貞介紹說這就是太宰春臺的時候，劉鈺雖感覺自己是圈外人，但也涌出諸多好奇。這幾年他一直在搜集日本的情報，太宰春臺的名頭他是聽過的，也看過他寫的一些相當激進的書，還引入了不少太宰春臺反朱子學反魔怔了的書冊。
本以為這么激進的人，會是個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沒想到在這里相見，竟然是個六十歲的老頭兒……
對劉鈺而言，在長崎第一次聽過太宰春臺的名頭，是太宰春臺說“神道教根本不是本土的，也是從唐朝傳來的。既然和儒學一樣，都是外來的，那還信什么神道教啊？全盤儒化就得了。”
當時就覺得頗為好奇，于是搜羅了一些他的書。</d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