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當考林·卡姆比爾再度約見這幾個自由貿易號上的頭目時，心里不由地嘀咕了一句諺語。
老到的貓，總是喜歡抓稚嫩的老鼠。
換成人話，便是欺軟怕硬。
卡姆比爾心想，你們倒是去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談啊，和荷蘭的東印度公司談啊？他們才是做大買賣的，卻不敢和他們談，反倒盯著最弱的瑞典公司談條件，這不是老貓專挑小耗子是什么？
來到斯德哥爾摩的這些人，要么懂拉丁文，要么會一些簡單法語，亦或是懂一些俄語，最優秀的幾個人都能用拉丁語溝通。
之前的幾次接觸，大順這邊已經提出了希望在瑞典東印度公司入股的想法，這引起了瑞典東印度公司股東們的極大反對。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愚蠢。尤其是當今天饅頭等人說出了如果不同意，大順可能會在關稅和供貨方面做出調整的時候，卡姆比爾不得不朝著他們訴苦。
“來自中國的艦長先生，31年，我第一次以瑞典東印度公司負責人的身份去過廣東。在那之前，我也曾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員工，去過福建也去過松江。”
“必須承認，即便有官員索賄，中國的港口仍然是最適合貿易的，我們愿意和中國做生意。為什么現在要改變這種政策呢？”
“你們的商品，只要賣出去就好，為什么一定要由你們裝船貨運呢？如果瑞典可以坐在家里就有人來貿易，送來銀幣，我們不會選擇冒險的。”
“就算是您準備的很充足，這一次遠航，您的船上還是死了兩個人，這樣的風險，我們歐洲人承擔就好了，你們沒有必要承擔這樣的風險。”
“你們，就在廣東和江蘇的海岸線上，收錢就好。”
饅頭輕輕一笑，轉述了劉鈺常說的一句話。
“資本懼怕沒有利潤或利潤過于微小的情況。一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會非常膽壯起來。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利潤，它就會到處被人使用；有百分之二十，就會活潑起來；有百分之五十，就會引起積極的冒險；有百分之百，就會使人不顧一切法律……如果動亂和紛爭會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它們。走私和奴隸貿易就是證據。”
“無他，坐在家里收白銀，利潤還是不夠罷了。每年死在瘧疾、熱病、壞血病和海難中的歐洲人很多。”
說到這，他輕輕一笑：“我們，也想有死于追逐利潤的機會。”
“這不是我個人的要求，而是松江、福建、廣東的資本希望打開這條貿易路線。這不是個人的意志，而是資本的意志。而且，天子陛下也不希望這些熱錢流入到購買土地的貿易中。”
“過去的大順，只有真正的自由貿易。但從現在開始，不再是了。我無權決定這樣的政策，我只是轉達一下政策的轉變，希望貴公司和瑞典國會派出足夠級別的人前去商談。”
“您既然31年就去過廣東，而且也被授予過對華全權大使，這一次前往中國，您是很合適的人選。我只是在您去之前，告訴一下政策的換轉變，希望卡姆比爾先生能和董事會、國會說清楚。”
饅頭很清楚自己的職責，首要任務是找到做木焦油的工匠，這件事已經做成。
至于談判，他是不負責的，只是負責把有資格談判的人帶上船。
如果從某種所謂的“道德”來看，這還真就是在助長走私。
不過用劉鈺的官方話術，這叫壟斷權下的走私，是高尚的自由貿易。
反正大順是一點都不怕被此時的洋貨傾銷，一百年后也是靠鴉片抹平的逆差，現在怕什么？
卡姆比爾面對一臉最后通牒架勢的饅頭，只能耐心的去解釋，瑞典的東印度公司有多么艱難。
“艦長先生，您應該知道，瑞典是個小國，很窮。在成立東印度公司之初，國會就極端反對，認為這樣會沖垮瑞典剛剛起步的紡織業。如果印度或者中國的棉布進入瑞典，瑞典的織工都會失業。”
“本身就窮，又打了常年的大北方戰爭，人們不希望東方的奢侈品和棉布，換走瑞典少得可憐的銀幣。”
“國會認為，成立東印度公司是愚蠢的。用銀幣去換取毫無意義的瓷器絲綢和茶葉。”
“說我們這些人，努力游說說服了國會。”
“即便最后允許了東印度公司成立，可是也不允許中國的貨物在瑞典銷售，只能賣給第三方。”
饅頭心道沒錯，先生也沒指望賣給你們瑞典國。瑞典國才幾個人？能買多少茶？
“卡姆比爾先生，你放心。這一點我們一樣可以保證，我們會遵守這個規定，絕對不會私自售賣。我們要的是合作，是入股，而不是希望直接在哥德堡貿易。”
說著，心里又想，就算你們現在統一開放哥德堡作為口岸，我們也不會同意的。不掛你們的旗，將來打起來，荷蘭人非要劫我們不可。
不是不可以多花點錢，買你們這個中立國的船籍。這都是可以談的，但現在我是不會和你談的。
卡姆比爾又道：“我們的資本，比起荷蘭和英國，差得太遠。英國和荷蘭政府是有規定的，禁止私人從事東方貿易，只能由東印度公司從事此項壟斷。”
“這就導致本公司的經營，有很多的特殊之處。要對客戶的資料絕對保密，也要對股東的身份絕對保密。”
“雖然我們每次航行之后都銷毀賬本，但是，國會中很多沒有機會入股的，都心懷不滿。都希望也分一杯羹——雖然在一開始，他們是反對的，但現在他們沒有賬本，也能估算出我們的利潤有多高。”
“如果開放給你們參股，國會里一些沒有入股的人，一定會反對的。這真的很難辦。”
不患寡而患不均，這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理。瑞典在四海之內，自然這句話在斯德哥爾摩也是有效的。
一旦允許中國股東參股，瑞典國會里很多沒有入股的人，就會質問：為什么寧可允許外國人入股，也不允許我們入股？為什么東印度公司的賬目不公開？為什么不給我們入股的機會？
大好的賺錢機會，寧與友邦，不給國人？這算什么？
本來這種呼聲就有不少，入股的除了瑞典大商人和貴族，便是英國和荷蘭商人，賬本是無論如何不能公開的。
冒著本國國民禁止參加亞洲貿易禁令的荷蘭人和英國人，沒辦法在法律地位上撼動東印度公司的存在，都將希望放在了瑞典的東印度公司上。他們給了王室很大的支持，也賄賂了不少國會成員，雖然用掩耳盜鈴的方式銷毀每一次的賬本，可哪怕掩耳盜鈴也是有效的。
現在如果允許中國商人參股，連掩耳盜鈴這一步都不做了，必然會有大量的國會內的“便帽黨”，要求公開公司的股份名單，驅趕那些英國和荷蘭的股東，方便讓自己參股。
考林·卡姆比爾很清楚，國會里的那些反對派，會找許多的理由。
除了股權風波，還有就是當初便有很多人反對成立東印度公司，他們很清楚瑞典那可憐的紡織業，不論中國，單單面對印度的手工業沖擊會是什么模樣。
英國都頒布的禁令，嚴禁英國人穿棉布，瑞典何德何能，敢與英國比紡織業？英國紡織業打不過印度，印度的棉布又一丁點賣不進中國，這其中的巨大差距，哪怕相隔數萬里的大海和損耗，一樣會讓瑞典的紡織業崩潰。
這些人有一部分是從事紡織業的，在國會中是有席位的，他們認為應該保護民族工業，擴大出口而不是進口，應該提高進口關稅，寧可讓瑞典人穿昂貴而有質量低劣的國貨，也要杜絕廉價的好貨。
雖然……東印度公司在成立之初，就承諾不會在瑞典售賣，而是轉賣給第三方。可是……怎么可能執行的那么徹底？如果鬧大了，那些從事本土紡織業的國會議員借題發揮，公司也會很難辦：至少，又得花一大筆錢，在國會賄賂、游說。
現在的局面來之不易，處在一種微妙的平衡當中。不管是掩耳盜鈴而是借題發揮，打破這種平衡，都可能帶來許多不確定的因素。
當然，這種不確定因素，靠錢和賄賂，還是能解決的。
卡姆比爾也知道，光靠講講道理、賣賣慘，是沒有用的。中國那邊一旦在關稅上動動手腳，瑞典的東印度公司就要崩潰。瑞典不是荷蘭不是英國，在印度、波斯、南洋乃至非洲，都沒有太強的勢力，公司的半數高利潤業務都是在和中國往來。
他只是希望講清楚這個道理，和大順這邊討價還價：走私販子的人脈，算不算股本？國會這邊的游說和賄賂，算不算股本？
饅頭也懶得聽對方的弦外之音，他也不負責談判，只是笑道：“彼此制衡，才有合作的基礎。沒有中國的貨，你們公司要破產；沒有你們的銷路，我們的商人也不能得利。這樣的合作，難道不是對雙方都有好處的嗎？”
“至于各種細則，我不談，您可以到了天朝后，和朝廷的人去談。只是現在，我想知道，國會能否修改東印度公司的條款？或者，您能否在去之前，確定國會是否同意？一來一回，至少兩年時間，朝廷不會等你們兩年的。”
“況且，你剛才不是說，資本募集困難嗎？多了不敢說，一二百萬兩白銀的股本，在大順還是頃刻間就能募集到的。只要有足夠的利潤。”
最后這句話可不是吹牛。大順一點都不缺銀子，只是銀子沒有一個集中和流通的手段，或者說缺銀子的是大順的朝廷。
戶政府不是央行，連度支都做不明白，可是皇帝帶著把大肥豬們都圈在松江養著的想法，這就使得資本很容易富集起來。
只要利潤足夠，憑著貿易公司的名頭和以往的積累，一二百萬兩銀子還是少說了。
現在瑞典人的資本還是不足，至少商船數量就不夠，歐洲的走私者們也還沒到吃不下貨的地步。瑞典人缺現金，大順這邊有錢，正是天作之合。
饅頭心想這談判就是混不吝，你不接受我就關貿易。
說條件也不是現在說。現在要做的首要之事，是確定國會能否修改東印度公司的條例？
瑞典的東印度公司現在有很多限制，比如船必須要用瑞典的船，以給瑞典造船廠提供訂單，增加就業；比如戰時，東印度公司的艦隊需要劃歸海軍指揮，所有商船船長都等同于海軍軍官。
比如……隨時要和俄國的波羅的海艦隊死磕。
這些條例，可不是卡姆比爾能決定的，還得通過國會。如果國會不松口，卡姆比爾就算去了大順，談的條件也無意義。
饅頭也知道，國會這東西，和大順雖然不同，但有個東西肯定能解決：錢。
只是，還需要一個渠道。行賄，也得有關系、有人引薦才行。
“卡姆比爾先生，我知道你是東印度公司的發起人。再去之前，請做好如下準備。”
“分割東印度公司，將對華貿易業務獨立出來。雙方的合作，是固定貨物比例。大順的商船不會在戰時受控于瑞典海軍，但作為回報，如果俄國和瑞典爆發了戰爭，大順可以調停。”
“主動權既在你們手里，因為你們有市場；但也在我們手里，因為我們貨源。合則兩利、分則兩傷。”
“至于國會，我想你們既然能夠促成東印度公司成立，也一定有辦法促成修改法令。錢……不是問題。如果允許我們的商人參股，公司的事就是他們的事，他們精通行賄。相信我，在大順的商人很清楚行賄的價值，他們在行賄上絕不吝嗇。”
此時能夠說出來的條件，必然不是最終的條件，而是可以就地還錢的。
前期的話，可能還需要給瑞典讓渡更多的利益，主要是考慮到瑞典在今后的歐洲戰爭中保持中立，英國荷蘭出于對瑞典銅礦鐵礦和木焦油的需求，不會劫瑞典的船。
真要是南洋那邊打起來，要是掛大順的旗幟，可能一出馬六甲，就被荷蘭人給劫了。
這一次既是要借瑞典的殼，也是要借瑞典的人脈和市場。只要能打開這個缺口，就算商人不出錢，劉鈺也愿意出一筆行賄的錢的。
況且大順的商人怎么可能不知道“衙門口朝南開，有理沒錢別進來”的道理？國會，不就是個衙門嗎？
卡姆比爾聽到這樣的條件，心里也是微微一動，他明白這些條件必然不是最后的條件，這也不是不能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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