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想和他們說什么呢？”
看著黑壓壓的人群，康不怠感覺這里的氣氛和大順完全不一樣。阿姆斯特丹現在也不過20萬人口，大順的蘇杭松江等地，隨便就能找出一堆超過這個規模的城市。
但氣氛總是不太一樣的。
康不怠想知道劉鈺會和這些人說些什么，至少可以猜到，不會上來就宣揚一個對方不太可能相信的東西。畢竟這里不同于大順，市民的狀態和大順也截然不同，肯定會有驢唇馬嘴的狀況。
劉鈺想了想，小聲道：“具體說什么，只能說走一步看一步，但大體的方向已經定下來了。”
“煽動百姓，讓奧蘭治親王派上臺，開戰、背鍋！然后，我們和法國、普魯士一起毀掉荷蘭，讓議會攝政派推翻奧蘭治派上臺，政策逆轉：親法、反英、重組東印度公司。”
康不怠嘿嘿一笑，看著黑壓壓的荷蘭百姓，亦小聲道：“這還是班定遠那一套啊。只是班定遠是直接殺人，公子是要借刀殺人。外交官也得負責干這個？公子有什么具體的打算？”
“這個難說，還是要先看看荷蘭百姓的心態。是一鍋熱油一點就著？還是差點火候先加把火……”再度掃了一眼那些在那“抽獎”的阿姆斯特丹市民，劉鈺心里已有了大致的盤算，但具體怎么做還是要先和這些百姓交流交流，摸摸底。
他這一次來到歐羅巴，第一站就是荷蘭，自是要好好搞出一些大動靜的。
按說憑著路易十四時代中法兩國的宮廷交往打下的基礎，這一次來到歐洲是要先去法國的。
但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基礎，加之法國是個集權的君主制國家，也有一套復雜的宮廷禮儀，需要給法國這邊一個準備時間，才能互相之間保留各自的宮廷體面。
故而在拉羅謝爾港短暫補給修整后，先派官方人員去了巴黎，給法國這邊打個招呼，送上禮單，讓法國這邊準備準備。隨后船隊就直奔阿姆斯特丹來了。
反觀荷蘭是個寡頭共和國，也沒有法理上的元首執政官，可以省卻很多復雜的繁文縟節的禮儀，方便直接辦壞事。
辦壞事的切入點，還是很好找的。
劉鈺接觸過一些荷蘭的精英人物，能干到巴達維亞總督、錫蘭都督、蘇拉威西都督的人，即便不是荷蘭最頂尖的那群人，但也不能說一個“省級”的干部不算精英。
他也在巴達維亞搜集過一些荷蘭的政治精英撰寫的小冊子。
可以說，此時整個荷蘭，都沒有一個精英人物意識到，荷蘭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商業資本敗給了工業資本。
甚至，也沒有一個人愿意接受現實：17世紀的黃金時代，只是曇花一現。荷蘭，只是回到了歷史長河中應有的位置。很多國家都回到了歷史長河中應有的位置，荷蘭多個啥，憑啥特殊？
而且，從與那些人的接觸中，劉鈺也能很直觀地感覺到，現在荷蘭的國族認同還未構建完成。
一方面，缺了一位把七共和國捏在一起的人物，使得各省之間各自為政。
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內斗。
很多民族都是構想出來的共同體，需要民族神話。
比如后世印度從英國脫離前后，就開始構建各種想象的共同體，包括病毒養蠱而聞名的大壺節，那都是民族的精英們精心構建出的一個塑造共同感受的東西，沒那么傳統和久遠。
荷蘭也一樣。
本來反抗西班牙的時候，民族的精英人物們已經在“編造”這個想象共同體了。
他們編造了一個在耶穌誕生前300年，就已經存在的巴達維亞共和國，這個巴達維亞是荷蘭民族的意思，不是說東南亞那個殖民地。
這個巴達維亞共和國，有雙重意義。
其一，三代之治。
其二，自古以來。
問題就出在這個“三代之治”上了。
如果這個國族神話，只是自古以來，其實大家都能接受。這個民族想象的共同意識，也就基本成型了。
但當年的荷蘭的民族精英們，既要自古以來，還要三代之治，這就出問題了。
兩千年前的巴達維亞共和國的“三代之治”，是自由的、小的政府、商人權力不受制約的、分權到省的、沒有君主的、共和的。
于是，寡頭派、等級制度共和派，對這個兩千年前的巴達維亞共和國，大加利用。
但他們又渴望城市自治，并不希望真的存在一個捏在一起的真正的國家。
所以，他們拋棄了自古以來，只想要三代之治。
然而，奧蘭治親王派，對這個神話中的“三代之治”是極為反感的，他們想要執政官、貴族、執政官權力、希望將七省捏在一起，重現輝煌。
于是他們做了一件十分……智熄的事。
他們花錢買人、買輿論、搞考古、造聲勢，借著18世紀普遍理性和科學崇拜的風氣，用詳盡的考古資料證明了一件事：巴達維亞共和國，根本不存在，就是個編出來的神話！
這和大順將來有一天考古證明三代之治不存在，可不是一回事。
三代之治不存在，可夏商周秦漢真真實實的存在，破滅的只是托古改制，卻破滅不掉已經形成的國族。靠理性一樣可以設計出更好的制度，不一定非得復古。
然而荷蘭就不一樣了，荷蘭可沒有夏商周秦漢……巴達維亞共和國這個神話，有雙重使命。
站在一個完 整的荷蘭國族的角度看，這相當于倒娃的洗澡水，順便把孩子一起倒了。
可站在奧蘭治親王派的角度，這就是一半黑、一半白的一盆水，不如全部倒掉。
于是。
支持巴達維亞共和國神話的一派，只想要三代之治，不想要自古以來。
反對巴達維亞共和國神話的一派，只想要自古以來，不想要三代之治。
國族認同的構建，伴隨著奧蘭治親王派的考古學證據，徹底破滅。
隨之而來的，就是法國恐怖的文化入侵。
在精英們編造的巴達維亞共和國神話中，也塑造了荷蘭的民族精神、禮儀等等一系列的東西。
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在17世紀荷蘭黃金時代所產生的國族神話，其道德、禮儀、民族精神等，必然是依托在現實基礎上構建的：簡樸、吃苦、狂熱、誠信，那是荷蘭取得“海商馬車夫”稱號的基石，也是當時的經濟基礎塑造的民族精神。
只是以那些現實為模板，套在了編造的巴達維亞共和國神話中——就像是大順的天庭故事，那也是各司其職，宛若朝堂。
但是，伴隨著荷蘭的衰落，經濟基礎不再存在。之前一百年的奮斗，使得荷蘭的存量極大，財富積累極多，可是又沒有了百年前那么容易賺錢的環境。
放貸、包稅、投機，成為了賺錢的方式；而打漁、跑海、紡織，被各國基本掐死了。
富的越來越富，窮的越來越窮。
而人富起來之后吧，都琢磨著想當貴族，尤其是貴族禮儀，肯定會在最富有的資產者那復興。
上層人引導著文化潮流，不是說創造，而是他們會引導趨勢。
此時的歐洲，最貴族禮儀的國家是哪個？
反正不是后世被吹上天的英倫，而是還沒有上斷頭臺的法國。
此時的法國絕對有資格在歐洲放狠話：如果沒有斷頭臺，不出百年，整個歐洲的上流社會都是法國范兒，都要說法語。沒上斷頭臺、破除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化之前，你英國也好配在法國面前談貴族范兒？
這就引起了荷蘭的一些精英們的警覺，認為全盤法國化的危險，可能會毀滅荷蘭的傳統，至少會對荷蘭引以為傲的特殊的寡頭共和政體，產生極大的影響：貴族禮儀，是和君主制、等級制掛鉤的。
沒有賤、哪有貴？
甚至于荷蘭的激進派提出了一個極為激進的觀點：奴隸制才需要禮儀，以區分奴隸和非奴隸；庶民和奴隸主。
可過于激進的觀點也不行，禮儀可以改良、可以去除掉等級制成分，把禮法變成禮儀，卻不能徹底毫無禮儀。
禮儀只是文化入侵的一個縮影。
這就又出現了問題。
之前編造的兩千年前的巴達維亞共和國神話，破滅了。現在破滅之后，國族認同沒構建出來，文化面臨著法國的全面入侵，那怎么辦？
要抓緊時間再塑造一個新的國族認同。
找來找去，也不用想，肯定是黃金時代啊。
荷蘭的黃金時代，完全可以作為民族的共同記憶、構建出這個想象的共同體。
結果問題又繞回來了：若以黃金時代為國族認同，那么國族的目標就該是回到黃金時代，實在民族的復興。只有重回黃金時代，才能找回黃金時代的精神，道德也會全面復興。
那么……怎么回到黃金時代？
這個同樣的問題，其實也出現在明亡順興之初。經歷了明末之變后，大順整體上還是追唐憶漢的，畢竟是個連節度使、防御使、六政府之類的名目都復辟的“精唐”建立的國家。
追唐憶漢，無非西域。既然時代變了，此時西域乃南洋也，那就造艦、下南洋唄。
這才花幾個錢，比起漢武時候的戶口減半、安史之后的十室九空，造艦那點開銷真的是九牛一毛。
可荷蘭就不一樣了。
問題到底出在哪？到底為什么從黃金時代墜落？
這個荷蘭人自己的思考，就讓劉鈺有了可乘之機。
在劉鈺看來，是工業資本打垮了商業資本，不只是英國，而是普魯士、法國、瑞典、丹麥等，大家都在搞重商主義，搞手工業，搞高關稅，荷蘭不可能不死。當初吃東南亞吃的滿嘴流油，卻根本沒想過在東南亞搞土地制度的一些改革，徹底解決掉制約消費能力的舊制度，缺乏市場，東印度公司只追求短期利益，遲早要完。
可荷蘭的精英們看不到這一點，他們也根本不會這種世界觀、也沒有這么看問題的角度，于是整件事也就濃縮為了六字箴言：定。體。思。這。國。怎。
一方面懷念老一輩人整天念叨的無限美好的黃金時代、
一方面又牽扯到了奧王繼承戰爭中，要面臨法、普這倆世界前三陸軍的伺候。
一方面寡頭們自私自利、包稅盤剝、各省比例稅120年沒變過、手工業被擠的破產、漁業被英國打壓也活不下去。
一方便百姓稅重，老爺稅少；百姓拼命和西班牙打仗的時候，老爺們在給西班牙貸款；百姓激情從軍愛國狂熱怒干法國的時候，老爺們在給法國走私軍火，順便買點法國國債……
這簡直就是最適合搞事情的地方了。
只要找準突破點，找一個契機把火點燃，荷蘭人就會幻想：只要變了，一切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