剝離對華貿易，這倒真是可以將劉鈺一軍，也是劉鈺預計中覺得可能性極低的情況。
退一步，海闊天空，至少在煽動政變一事上，若是荷蘭這邊主動退一步，他就不好辦了。
只是，和所有帝國末期一樣。
知道國家出問題了，也知道下一步大概該怎么走。
可就是……寸步難行。
安東尼的設想是有利于荷蘭的，甚至如果不考慮大順下南洋的話，幾乎是荷蘭今后的最佳選擇。
之所以不考慮大順會下南洋，因為就像是一個壯漢毆打一個幼兒園的小孩，又是笑嘻嘻繞后準備敲后腦勺、又是在飯里下巴豆，這本身就不合理。
按照常理來說，或者說按照單純的商業利潤來考慮，大順如果真想下南洋，根本用不著這么多麻煩，打就是了。壯漢毆打小孩，還需要繞后砸頭、或是飯里下巴豆嗎？
這里面的區別就在于，如果大順不想制霸七海、不想干涉歐洲，那么馬六甲關門就是最佳選擇；可大順若是想制霸七海、想扶植海商、想維系遠洋的預備役水手、想要不閉關鎖國而是主動干涉各國事務，就必須做更多以確保不至于馬六甲關門。
純粹的商業利潤角度來看，區別不是很大。
荷蘭有自己的處事邏輯，從二十年前瓜德羅普同盟戰爭結束后，作為戰勝國的荷蘭沒有參加戰后會議來看，荷蘭其實是想不問窗外事的。只不過樹欲靜而風不止。
用荷蘭的邏輯來推測大順的舉動，就不可避免要出現預判的誤差，大順派人來荷蘭，按照荷蘭的外交邏輯，本身就意味著大順不想下南洋。
安東尼想要即時戰略收縮、提前止損、綁上大順資本這條大腿的辦法，無疑是正確的。
然而，這個長久看絕對是正確選擇的辦法，立刻招致了荷蘭省各個寡頭的反對。
“大議長閣下，您明白您在說什么嗎？”
“剝離對華貿易，意味著股票需要重新計價，也就意味著東印度公司需要公開財務報表。”
“您應該知道，十年公開一次，已經是極限了。可不公開財務報表，怎么剝離業務？所有股東的補償怎么算？”
“假設我有3000盾的股票，那么剝離對華業務之后，應該退給我多少錢？我的股票還值多少錢？這需要財務報表公開，然后計算吧？”
“就算公開了、計算了，作為股東，為什么會同意剝離對華業務？尤其是對華業務已經是穩定的利潤來源的情況下，所有股東都不會同意的。”
“17人委員會一旦同意了這個決定，立刻會招致股東們的反對，從而要求重組董事會、公開財務報表。而這……是絕不可能的。”
十年公開一次財務報表，已經是求爺爺告奶奶外加執政官掌權時候的強壓之下的結果。
現在作為大議長的安東尼，竟然異想天開地想要控制東印度公司，除了異想天開，在場的人也想不到別的詞匯可形容的更為貼切了。
在“理性”地反對之后，有人甚至直接開了嘲諷。
“大議長閣下，您想取消東印度公司的獨家壟斷權？相對來說，恐怕讓七省統一集權、塑造出一個真正的聯省共和國，更簡單一些。”
雖然早就知道做事難，也早就有了心理預期，可被這么一通嘲諷之后，安東尼還是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懷疑之中。
今天這個會，談成了什么事？
加稅，沒談成。
讓東印度公司剝離對華貿易業務，直接遭到了嘲諷。
所以到頭來，明知道騎墻想要兩不得罪的結果，最終是兩邊都得罪，也只能按照這個套路走下去？
明知前面是死路，也只能往死路走？
“先生們，如果我們什么都不去做，那么聯省會議的意義又是什么？”
安東尼怒不可遏地質問 “大議長閣下。聯省會議存在的意義，是通過爭吵，讓尼德蘭人民確認這不是一個獨栽的君主制國家，并且假裝七省是個統一的整體。如果您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那我們獨一無二的共和政體，又和那些君主制國家有什么區別呢？”
城市寡頭云淡風輕地回答。
這個回答，十分正確，正確到讓安東尼無話可說。
“所以，我們在內部改變不了任何事情，只能在國外通過外交來試圖維系永久的和平？”
其余人沒有說話，默認了這句話。心道，是的，內部做任何改變都是不可能的，唯一能做的就是通過外交來繼續維系內部的穩定。
唯一可以增撥的費用，就是外交官的開銷，以及外交官的培養。
1702年威廉三世意外摔死之后，外交官全面取代了海軍上將和陸軍將軍；外交官的馬車也取代了海軍的戰列艦和陸軍的火炮。
四十年來，最有能力和威望的前任大議長凡斯林格蘭特都沒有讓這潭死水泛起一丁點漣漪，你安東尼·海姆憑什么改變呢？
荷蘭的政策，一切都是為了保證內部不變，所以只能外交。
“不變？不，不變就完了。荷蘭當然需要一些變化。”
一個荷蘭的造船工匠伸手接過面孔奇特的東方人遞過去的卷煙，在得到下班之后去附近喝一杯的邀請后，停下了手里的木匠活。
順著詢問者的話題，說出來自己一直以來的一些想法。
他眼前的這些來自遙遠國度的人，并不會讓他感覺到緊張和不安。
阿姆斯特丹終究是個大都市，黑奴、爪哇人、華人水手、歐洲各國的人，在這里出現并不稀奇，見的多了，也就沒有了驚詫和緊張。
就像是原來大順的天主教堂附近的居民，不會對那些雙目凹陷、發色奇葩的西洋人有過多關切一樣。
詢問這個造船木匠的人，并不是劉鈺，而是跟著劉鈺一起來的、沒有官方身份的康不怠。
他的身后還有幾個年輕人，跟著幾個懂荷蘭語的翻譯。
大順的船已經在阿姆斯特丹停了六天了。
到今天為止，阿姆斯特丹市的官方人員只是做了簡單的歡迎，安排了住處。
但是鑒于省議會那奇葩的辦事效率，至今還沒有對國與國級別的正式談判發出邀請。
聯省議會的人，自己還在討論到底該和大順怎么談、談什么，如今還沒有完全定下來。
劉鈺有官方的身份，不便上街，康不怠就帶著一些年輕人，滿大街的亂竄。
上流社會自有大順官方的人員去接觸，康不怠帶著這些年輕人見的，都是荷蘭的廣大民眾。
荷蘭的廣大民眾，是有明確定義的。
此時的荷蘭，一共分為五個等級。
第一等級，是各個城市的攝政、延綿數百年的貴族家族、世襲的城市控制者、東印度公司股東之類。
第二等級，是大地主、富商、船主、學者、政府高階官僚。
第三等級，是手工業工廠的廠主、行會領袖、小農場主、教師。
再往下一直排到城市流浪者、乞丐等，到第五等級。
從第二等級往下，都算是荷蘭的“廣大民眾”。
此時接過康不怠遞過去的煙卷的造船工匠，屬于第四等級中的上層，他是工匠師傅，手底下還有幾個學徒呢。
距離下班還有一段時間，造船工匠覺得手里的活，并沒有太需要技術含量的，便交給了學徒。
走出了堆積木料的地方，坐在一塊石板上，吸了兩口來自東方的煙草，表達了自己關于“改變”的一些看法。
“最簡單的，比如郵政業。我不是阿姆斯特丹本地人，有時候也需要寄送一些東西給家里人。如今郵政業務也是包給私人的。我估計，一個阿姆斯特丹，一年的郵政費用也有個幾十萬盾。”
“實際上，這項業務完全可以收歸于市政，而不是包給個人。郵政業的錢，也完全可以用于市政的開銷。”
“比如我住的地方到這里的一座橋，已經壞了幾年了，到現在也沒有人修。市里面沒有錢，以往修橋補路都是靠富人的捐贈，但他們怎么可能捐贈修補我們需要的橋呢？”
“如果把郵政業務收為政府所有，我想，至少每年修橋的錢，還是可以拿出來的吧？”
造船工匠一邊說著，一邊將已經快要燃盡、有些燙嘴的煙剝開，熟練地將剩余的煙絲扔進了嘴里咀嚼起來。
許久，將咀嚼過后的殘渣吐出，就像是要把心里的不滿都吐出來一樣。
“整個阿姆斯特丹的郵政業，一年的承包費才2000盾。當然都是落在了攝政那些人的親戚手里。什么樣的傻瓜，會認為阿姆斯特丹的郵政業務，才值2000盾？”
“這樣的事，當然還有很多。”
“除了像是攝政們包攬這些業務外，還有包稅制。”
“包稅人都該死，他們可不是什么善良的人，用盡辦法讓你交更多的稅，這樣他包的稅，才有利可圖。”
“反正我覺得，可以廢棄包稅制，這好像也不難。”
翻譯將這些不滿翻譯出來后，康不怠內心暗自搖頭，這些東西可不是他想聽的東西。
雖然他對荷蘭的事情也不是十分了解，但從劉鈺的介紹、一些搜集到的荷蘭的情報來看，他有自己的判斷。
包稅也好、郵政等公共業務包給個人也好，傻子都知道廣大的民眾反對。
可是那個什么奧蘭治家族的威廉，或者他手底下的幕僚，至今蟄伏不動。
按大順的常理來想，這要是換做大順，底層多有不滿、此家族又如同炎漢神話未滅之前的劉氏，這還不立刻喊出口號、借勢而起？
然而一點動靜都沒有。
所以這邊的事，和大順那邊的事，看上去還真不一樣。
之前和劉鈺交流了一些后，康不怠又覺得看似真不一樣，可剝開表層的不同，本質是一樣的。
劉鈺問過康不怠一個問題，假設了一個場景。
假如某日，天子崩了，京城的百姓喊著明確的口號：改革科舉、均田、分地主的田、抄貴族的家。要推選某皇子上位，說此皇子一旦上位，一定會這么辦的。
這位皇子會興高采烈往上沖？
還是會連夜化妝，攜帶細軟跑路？
康不怠自是知道，這肯定是化妝細軟跑，傻子才往前沖呢。
劉鈺當時也是一拍手，反問道：“那把改革科舉、均田分地、抄貴族的家，換成荷蘭特色的取消包稅制、征收商業稅遺產稅，本質的區別在哪？”
要是宣揚諸如“取消包稅制”、“郵政官營”之類的口號，奧蘭治家族的威廉，是會向阿姆斯特丹進軍，去做人民期待的執政官和保民官？
還是可能直接跑路，跑到老丈人家去，千萬別被民眾推他進火坑？
于是，康不怠這些天按照這個思路，基本攏出了方向。
想要在荷蘭煽動一場暴亂，必須不能提具體的、只能宣揚模糊的。
具體的種種政策，如何改進，是否可行，打擊誰、反對誰、取消什么、增加什么，這些一概不能提。
反而是要找那些模糊的，不能具體的東西。
諸如，以前多么好、現在多么不好；以前輝煌過、現在很懷念。
類似于這種。
算一算，從無執政開始，已經快四十年了，荷蘭的中堅人口和年輕人口，從未體會過有執政的日子，即便有執政的時候過的更差，但畢竟沒體驗過，肯定會存在諸多幻想。
只要找準方向，不談具體的，而是把這些模糊的“以前好、現在不好”的印象總結出來，夸大一下、到處傳播，就能成事。
因為成事的“成”，是有明確標準的。
成，是要讓奧蘭治派上臺。
而不是說，要引發一場荷蘭的革命、把荷蘭的那些不合理制度都改掉。
他們這群人可不是跑來為荷蘭人民謀福祉的，而是要搞亂荷蘭的，成與不成，得以此為標準。
所以整個問題的難點和重點，就在于宣傳的方向上。
奧蘭治家族的威廉，只能被民眾邀請回來當執政，而不可能自己主動干點什么來當執政——真有那份心，這么好的基礎，早干了。
而且，民眾還必須要迷迷糊糊地感覺，換了個人，一切就又好了。
還不能提出明確的口號、明確的綱領、明確的變革方向。
顯然，這位造船工匠此時表達的不滿，過于具體了。
這當然不是康不怠等人想聽的。
因為奧蘭治派不可能是個真正的改革派，只是個民眾幻想出來的、把王八換成老鱉說不定更好的選擇。
最好是找那種模糊的、讓人覺得和以前相比，不如從前了，才能激起民眾毫無綱領地要求換個統治者的想法。
至于現在越來越差的原因，是因為資本、工業、國際環境、人口規模、各國發展重商主義等等導致的？
還是單純的因為有執政、沒有執政的區別造成的？
此時的廣大民眾是非理性的、感性的、憑直覺的。
不需要邏輯上的關聯性，只需要時間上的關聯性。
包稅制、郵政私人承包這樣的事，自來如此。和有沒有執政，沒有時間上的關聯性，這可不是忽悠的正確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