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鈺對路易十五不太熟悉，最多聽過一些段子。
但既然是段子，真假就很難說。
就如同法國那個著名的段子，瑪麗王后問“沒飯吃，為什么不吃奶油蛋糕”，源于東學西漸，啟蒙學者以“何不食肉糜”這句話編出來的；再比如后世傳聞的元末大起義，八月十五吃月餅、殺韃子，源于印度土兵起義用印度拋餅聯絡傳遞信息，被消息靈通的南洋會黨借用傳播為典故，效果絕佳。
這種穿鑿附會講段子的事，東西方都很熟練，靠段子去了解一個人肯定是不行的。
不過路易十五這樣的君主，劉鈺以中華之史為鑒，倒還是可以摸出一些脈絡的。
他年幼登基，本來繼承權輪不到他，但是順位排在他前面的都死了。
登基之后，有人攝政。某個后來當宰相的人，在他年幼的時候做他的講讀，對他非常嚴厲。
這位講讀成為了宰相，獨攬大權許久，制定了一些列的政策和改革。
這位既是宰相、又是家庭教師的人一死，他就推翻了宰相死前的許多既定政策。
這位宰相一死，他就要廢除宰相，大權獨攬，認為若由宰相，朕將何以治天下。
他在任上打了勝利的三大征，四國同盟戰爭、波蘭王位繼承戰爭、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
但在去世前，打了一場失敗的、讓法國財政崩潰、徹底喪失了霸權地位的七年戰爭，再也無法壓制盎格魯薩克遜蠻夷的崛起。
法國沒有太監傳統，所以這位路易十五就相信情人，讓情人為自己出謀劃策，同時還讓情人監督大臣們的舉動。
這可能區別在于，中華區的那位，親媽活著；而法國區的這位，親媽死的早，故而對女性，尤其是成熟一點的女性特別特別的在意，渴求母愛代償。
或曰，波旁之亡，始于路易十五，亦不為過。
和這種人打交道，就得摸清此人的心態。
幼年登基沒有親政，祖輩還有一個太陽王武功卓著大權獨攬，自己之前要做什么事都被宰相反對，現如今宰相還沒死就要廢除宰相獨攬大權，這種人此時最缺的就是“認同、贊許、夸獎”和拍馬屁。
心里有了這么一個大致的判斷，劉鈺決定這一次凡爾賽之行，將用上他來歐洲以來最為恭謹的態度，溜須拍馬，盡可能和路易十五建立良好的私人關系，從而在對待荷蘭的問題上，達成一份對大順相當有利的分贓條件。
在荷蘭，私人關系用處不大，利益集團盤根錯節，開個集權的會開一年屁都沒解決。
在俄國，私人關系倒是有用，沙皇權力可比荷蘭的執政官和大議長大多了。但是俄國那邊的那個女人太精明，腦袋相當清醒，私人關系換不來什么有利的東西。
唯獨法國。
集權，很集權，國王權力極大。
水平，很一般，國王不是雄主。
這樣的情況，私人關系就非常有用，也能換來非常有價值的利益交換。
只是，使節團剛剛抵達巴黎，路易十五的面還沒見到，已經得病也深知自己命不久矣的紅衣主教和丞相弗勒里，就派了他提拔上來的法國財務總監、菲利貝爾·奧利，先來見了劉鈺。
之所以弗勒里要在路易十五見到劉鈺之前，先派人來見劉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劉鈺這次前往法國，和前往其余國家的身份不同。
去荷蘭、俄國，那都是以大順朝廷的名義，是天佑殿、六政府授權的官方行為。
來法國，則是以“天子私人特使”的身份來的，是要達成天子和法王之間的直接溝通的。
說的更直白一點，去荷蘭、俄國，劉鈺是朝廷命官；來法國，更像是個天子身邊的近侍太監。
法國和大順之間的外交往來，之前一直都是高層的、非朝廷而是王室層面的。從路易十四時代就已開始，來華的白晉是“國王首席數學家”的身份，而且是白晉先來、法國的“貢船”才去的。
加之這一次談的東西，過于機密，知道的人當然是越少越好。
弗勒里知道路易十五的水平，也知道路易十五多半會和劉鈺進行秘密談判。
即便重病在身，弗勒里還是把他一手提拔起來的財務總監菲利貝爾派來。
用他的話來說，是因為“國王陛下喜歡戰爭，但卻甚至不知道打仗需要后勤；國王陛下喜歡威望，但卻不知道國庫收入才是戰爭的基礎；國王陛下喜歡功勛，但卻不知道功勛背后的花銷有多大”。
老弗勒里知道自己一死，他謀求了三十年的法國和平、休養生息，是絕對不可能了。
而國王懂個錘子的治國？
根本不知道法國的財政問題有多嚴重，也根本不明白打仗是要花很多很多錢的。
既是不可避免的走向，國王和劉鈺之間的談判，甚至可能都不會牽扯到錢的問題。
多半只會如同一個看著地圖幻想戰爭的孩子一般去謀求“超越曾祖父太陽王的榮耀”，而且可能連國家地圖都不看，看的可能是地球儀……
弗勒里便希望菲利貝爾能夠在劉鈺面見法王之前，談點關于經濟、技術、財政方面的問題。
他上臺的時候，法國被密西西比泡沫弄出來一個巨大天坑，1726年貨幣改革之后，弗勒里一直維系通貨緊縮政策，希望把密西西比泡沫的大坑填上。
連續兩任財務總監，都是弗勒里提拔起來的，也都是貫徹著他的意志。以及貫徹著六十年前科爾貝爾制定的經濟政策——國家投資，興辦經濟，學習技術，招納技工，國家管控，政府訂單。
弗勒里希望菲利貝爾，能夠在劉鈺見國王之前，達成一系列技術轉讓的合作。
比如絲綢紡織業、棉布紡織業、造紙業等。
雖然他也很希望能拿到大順的瓷器制造業的技巧，但深知不可能，故而最大的希望也就是能夠拿到紡織業和造紙業的技術。
這種事，國王肯定是想不到的。
國王只是自認為自己是個天才的戰略家，根本不在意這些經濟貿易上的小事。
因為太了解，所以知道不可能，也所以只能在劉鈺面見法王之前，先把這幾件“小事”定下來。
科爾貝爾的政策，延續至今，放在造紙業上，路線也很明確：從大順招攬技術工人，法國國庫投資興辦造紙業工廠，在確保可以生產之后提高關稅保護本土造紙業，通過貴族、王室和政府訂單確保造紙業蓬勃發展，可以滿足內需之后開始對外出口換取金銀貨幣。
造紙業和紡織業，這是弗勒里臨死之前，定下的發展計劃。
爭取在五年到十年之內，依靠大順這邊的棉紡和絲織技術，使得法國成為歐洲技術最好的棉紡和絲織中心；依靠大順這邊的造紙業技術，讓法國再也不需要進口英國的紙張，甚至要在滿足本國需求之后對外銷售。
除了這些技術性的問題外，弗勒里在死前，還想要了解一下“中國式的發展模式”，尤其是中國古代對手工業的控制、促進和稅收狀況。看看是否可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法國和英國、荷蘭，在經濟上走的不是同一條路。
科爾貝爾的一系列政策，延續至今，若以大順這邊的人看來，自是覺得頗為熟悉，至少比英國、荷蘭那一套，要熟悉的多。
比如此時的財務總監菲利貝爾，極力促成的“法直道”建設——以巴黎為中心，修筑四通八達的道路，每個法國非特權階層，每年都要為修路服役兩周，征發勞役。
比如此時他極力促成的“運河計劃”。征發民夫，修建運河，連續挖通了圣昆廷運河，連接了幾條大河，提升了基建和運輸水平。
這些運河和公路網，以及修建這些公路網和運河的測繪準備，是法革時代精確的卡西尼地圖的基礎，沒有這個時代打下的公路基建，也就沒有那份精確的卡西尼地圖。
在《雙雄記》里，大仲馬寫道“桌子上攤著一張卡西尼的地圖，這上面連最小的崎嶇小道都能找到”。
于是法國公眾“看到”他們的國家，并且從國家意識的最早地圖顯現中認同他們的國家、找到他們的家園、生活的村莊、城鎮，明白自己生活的地方叫做法國。
地圖上的每一寸土地界定為法蘭西，將人民和土地綁定在一起，不是向一位君主效忠，而是忠誠于一個非人格的、想象的國家共同體，它叫作法蘭西。這是后來義務教育課堂墻上多半掛地圖的起源。
又比如法國一直頗為重要的“官營手工業”，當然在法國這邊，叫“王家手工工場”，都是由王室專營，工匠雖然不是匠籍，但法國官營手工業的比例一直很高，和英荷那一套完全不一樣。
從純粹的歐洲中心論，或者西方中心論的角度，世界的近代史、現代史，似乎是英荷與法蘭西爭霸的延續：英荷模式，自由貿易，VS，科爾貝爾國營工業主義、法革、盧梭人民主權論、巴黎公社、俄國革命、計劃經濟……只是對抗者的正統不斷東移。
從歷史神學的角度，世界的近代史、現代史，似乎是正常的、普遍的發展模式，VS，昂撒人意外的、不正常的、突變路線。正常的、普遍的發展模式，最終走向的，似乎都應該是明清這種封建帝制的巔峰，但昂撒人突變了。
這都是錯誤的想法。然而正確的史觀，此時還未誕生。
于是弗勒里從那些啟蒙學者和傳教士描繪的虛幻的中國圖景中，似乎看到了一條不一樣的、適用于法國的道路，而且和科爾貝爾的體系是如此相近的道路。
尤其是大順這邊對王安石變法，并非是全面的否定。而大順武德宮以及內部的三舍法等一系列名目，更是讓法國派去中國的傳教士，不得不去了解一下王安石的生平，然后用他們的思維方式得出了王安石和科爾貝爾有些相似的結論。
但正如后世《宣言》中的批判和諷刺一樣，“在這種著作從法國搬到德國的時候，法國的物質基礎卻沒有同時搬過去。在德國的條件下，法國的文獻完全失去了直接實踐的意義，而只具有純粹文獻的形式”。
說實在的，連大順，大明，都沒法復刻宋時的制度，因為物質基礎不一樣了，官營經濟的持續下降、宋代官營壟斷和全方位商稅和貿易壟斷體系，也根本沒法學。
大順、大明都沒法學，況于法國。
最基本的勞役制度、匠籍、買撲、官營手工業比例、貿易控制、官僚比例這些，都完全不同，只能是“完全失去了直接實踐的意義，而只具有純粹文獻的形式”。甚至連大順自己，對著古書，也是如此，根本沒法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