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順的根本問題在內部。
劉鈺始終在外面折騰，是為了由外而內催生解決問題的階層。
但現在，內部的問題反過來制約了新時代的發展。
任何政策都有兩面性。
將人頭稅攤入到土地稅中，這是一條鞭法的繼承，其中的邏輯非常明確，從明朝中期開始就一貫以之。
好的方面是放松了對人口遷徙的控制、促進了人口的增長。
可壞的方面，就是土地價格降低，小農更容易破產，在地租保持五成左右不變的前提下，買地囤地的收益率遠高于投資工商業。
這一點，在當初劉鈺鼓動開發蝦夷投資的時候，豪商們就說過這個問題。
他們雖然沒有科班出身的經濟學知識儲備，但是長久的經驗讓他們得出了相同的結論：以土地計稅，必然導致導致土地售賣價格下降，因為苛捐雜稅的無底洞也和土地綁定了而不再與人頭綁定。
想要真正讓工商業發展起來，既要讓資本流向工商業，也要開辟更大的市場。
大順這邊還需要做很多配套的政策。
比如將永佃制普及下去、比如進行減租政策，但這些實行起來又著實是難。
明末倒是出現了一波永佃、減租、減息、不為奴的風潮。
不過那風潮可不是朝廷政策推動的，而是佃戶、奴仆們直接抄家伙，趁著“天地翻覆”的機會，拿刀子逼著地主們逼出來的。
然而亂局結束之后，士紳們又撕毀了當初逼出來的契約。
或曰：“奴輩謂奴不當與天地同休，是則真奴語也。夫有天地，斯有君臣、有父子、有主仆。天地不變，則君臣、父子、主仆亦不變。主仆之義，天地同敞……假使鼻不居于眼下，而忽居額上，詎可名人乎哉！”
大順內部其實是個內部割裂的社會。
華北地區、北方大部，經過明末長久的戰亂、拉鋸、起義、反抗、屠殺，如今基本還保持著小農為主的經濟基礎，大地主不是非常多。
運河地區，因為長久的水患，民風兇悍，賊匪太多，動輒出現天災之后，打著“孔老二被困陳蔡的時候，從叫花子祖師范丹手里借過吃的，但是他媽的日后也沒還。現在我們這些叫花子都是范丹的徒孫，讓你們這些孔老二的徒孫士紳還點錢、還點吃的，父債子償、師債徒償，這不是天經地義嗎”這樣的口號，靠著底層宗教組織起來，亂成一團。有些地方士紳不得不多有讓步；有些地方則是士紳就是賊匪的頭目，搞出什么佃戶避諱、除夜權之類的魔幻情況。
過了江淮，江南地區，大地主、大莊園就比較多了。明代流下的蓄奴習俗、大量的兼并的土地、絕大多數人是佃戶。這和北方、尤其是華北、西北等大順當年殺人比較多的地方的經濟基礎，就完全不一樣。
再往南，宗族勢力強大、基督教傳播日兇，大量的被宗族欺壓、被吃絕戶的人，都是暗地里的基督徒。土、客矛盾，宗族械斗，也給了宗教極大的可乘之機。加之對外貿易中心北移，出現了許多的失業者，宗教這幾年著實泛濫。
這種基本被撕裂的社會，隱藏在大順開疆拓土的盛世之下，都是潛在的巨大危機。
危機之下，便是工商業發展的巨大阻礙。
江南地區的經濟基礎，注定了許多商人本身也是囤地的大地主。這就使得他們在本地的關系網很深，對于囤地收租這種事也非常熟悉了解。
同時也意味著，想要在資本主義萌芽地區，通過減租、減息、永佃等方式，促進資本主義萌芽發展，就非常困難。
沒有配套的政策，想要發展工商業，就特別的難。而這個政策，不是說朝廷鼓勵工商業發展就能發展的。
大順想要讓資本主義萌芽發展長大，和西歐是不一樣的。
大順想要發展資本主義，要么減租、減息、永佃、土改。
這樣的好處，一是增加國內市場的購買力。
二是降低土地的收益，從而讓資本自發向工商業轉移。
這是符合資本逐利性本質的，也是治標治本的。
但大順做不到。
要么政府官辦。
但政府官辦，以大順的封建王朝的組織能力，也就能辦一些重工。
比如軍工、造船、鋼鐵，當然這個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科學院已經搞出了蒸汽機。
要么，再就是靠先知，靠后世的見識，把握時代的命脈，找到利潤率極高的新興產業。
不說和囤地買地的回報率一樣——除非這先知掌握了煉金術，否則鼎盛時候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投資回報率也就和在大順買地收地租差不多——但至少不能太低，如此才能吸引民間資本。
而且這種產業，還不能與民爭利，還不能危機到大順的小農經濟，這是大順的統治基礎。
所以只能去外部找市場。
也所以，組建南洋貿易公司，以壟斷對抗壟斷、以艦隊對抗艦隊，這就至關重要。
拿到了海上貿易的主動權、拿到了歐美市場，一些新興產業的利潤也會上升。反過來又能促進資本流向工商業。
而這種對外貿易，又注定了徹底官辦就是死路一條。徹底官辦的結果，只能是趨于保守，甚至逐漸萎縮退化成閉關鎖國的十三行模式。
而且其中的巨大開銷，不把民間資本拉進來，就大順這垃圾到極點的稅收能力；這眼瞅著就被連印度都沒有、遠不是日不落的英國的國庫歲入超越的基層控制力和財政體制，根本玩不起官辦的七海爭霸。
這就落回了今日宴會的主題。
投資回報率。
南洋問題，軍事層面從來不是問題。
經此一戰后，劉鈺非常肯定自己之前有點過高地估計了敵人，實際上大順不需要猛造一堆戰列艦，也一樣可以拿下南洋。
軍事層面的問題，就像是切豆腐一樣簡單。
真正如愚公所面對的兩座大山一般的難題，是下南洋之后的政治、貿易、經濟問題。
所有覺得下南洋、開口岸、搞貿易，就能讓天朝瞬間強大、開化、日后便是第一強國、子孫吃香的喝辣的的人的思維，和滿清酋長搞十三行的思維模式本質上是一樣的。
區別無非就是一個在廣東開門、一個在馬六甲開門。都是等著人家上門提貨，就多出來點香料的幾百萬兩收入而已。
很簡單的道理，拿茶葉舉例：影響中國茶葉出口貿易額的，不在于一口通商還是五口通商，而在于倫敦的茶葉專營壟斷交易所；在于倫敦議會的高額茶葉進口稅；在于法國的本國替代優先、國家工業主義政策下的鼓勵本國殖民地咖啡；在于荷蘭瑞典丹麥的走私販子能不能躲開英國艦隊在北美的緝私巡航。
更不要說諸如英法的《棉布禁止令》、斯德哥爾摩這北極圈地區嘗試養蠶、俄羅斯的西伯利亞絲織工廠、墨西哥桑蠶產業鼓勵令等等這些奇葩且蛋疼的現實。
波士頓傾茶事件的本質，是福建的武夷紅茶，終于從高關稅清單上取消了。因為再不取消，東印度公司的“合法”茶葉，就要被走私販子逼死了。“合法”渠道的茶葉便宜了，走私販子沒活路了，所以要傾茶。
這茶葉既不是錫蘭茶、也不是印度茶，因為那一年英國還沒偷到茶種呢，傾的就是福建武夷的紅茶。
當時的高關稅政策，使得茶葉市場已經飽和，只能降稅來擴大市場。
在一個飽和的市場里，不去考慮市場的問題，卻去考慮是供貨商那邊不自由貿易，單純從商業邏輯來考慮，那也說不通。
劉鈺極端反對滿清的十三行和一口通商，故而極端反對下南洋和開放貿易就一勞永逸什么都解決了的想法。
因為這兩者本質上就是一回事，是完全不懂現實世界經濟邏輯的臆想。
大順面臨的問題，或者說，中國在這個時代面臨的問題，不是自己是否開放貿易。
而是，歐洲是否開放貿易。
大順也好，大明也罷，主觀上是封閉的。
既沒有政策鼓勵、也沒有退稅保護、更沒有什么配套的出口優惠。
但客觀上，就像劉鈺整天鼓吹自由貿易一樣，一群主觀上思想封閉僵化且根本不懂貿易的封建官僚，憑借勞動人民兩千年的智慧和努力積累的底蘊，卻可以隨便喊自由貿易。
此時的歐洲國家有一個算一個，真搞自由貿易，有任何一個能在大順搞成貿易順差的，那所有的經濟學教科書都得重寫。
主觀上的封閉、客觀上的貿易優勢地位，使得大順的處境非常的別扭。
現在大順需要的，不是自己開放貿易、反思自己。
而是要有足夠的炮艦，去歐洲敲門：開門，自由貿易。
下南洋，拿到的是貨源。
這和大順原來的貿易模式一樣，絲、茶、棉、瓷，都是貨源。無非就是從出口五大件，變成出口六大件。
俗話說，萬事開頭難。
這大順想要走一條不一樣的路，想要破解對外交流的封閉、想要扭轉全民族沉睡的窘態，這條路的開頭確實是走的無比艱難。
從一開始的征西北，解決東北西北之陸地之患，使得大順可以下南洋而無后顧之憂；再到讓利于商人，將對日貿易公司的利潤拿出，逐漸扭轉社會的慣性意識，用了將近二十年時間讓一些商人逐漸習慣了投資股份制公司；再到歐洲之行的縱橫捭闔、機關算盡，最終下南洋……
這都是這條路的開頭。
大順現在只是在這條漫長之路的起點，花了將近二十年時間邁出了半只腳。
如今，即便只是半只腳，這這半只腳還未落地。
因為，讓這些新興階層能夠投資、能夠認識到權益和義務的統一、能夠忍受自己花錢養軍隊來維護自己利益、能夠將大量的金銀從土地上轉移到海上，這才算是這只腳真正落地。
邁出這條漫長的、逆天改命之路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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