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場的這些被劉鈺視作大順未來希望的這群人，此時并沒有想這么多。
他們主觀上，既不會關注天朝的未來，也不會關注下南洋對將來的影響，當然也不會在乎所謂的海外市場，以及由外而內誘發的改變天下的力量。
主觀上毫不在乎。
他們只關心錢。能賺多少錢。
對于投資南洋貿易到底每年能分到多少年息，他們內心其實也沒底。
這時候劉鈺在那里看似淡然地喝著茶，這些人也和劉鈺算是熟悉了，并不忌諱，一桌桌的人討論起來。
劉鈺按照土地的收益，來計算這些人內心能接受的回報率。
這些人卻沒有過多的考慮土地問題。
因為，大順囤積土地確實賺錢。
但是……
大順內部割裂的經濟基礎，使得囤地也不簡單。
江南地區的土地兼并問題一直沒有解決，但是土地一旦超過了二三百畝之后，想從這些擁有二三百畝土地的人手里買地，就很難了。
人家基本上不會賣。
而為數不多的小農，他們確實會破產、確實有時候缺錢不得不賣地。
然而，他們的地又不是連成一片的。這家賣個三分地、那家賣個五分地，一小塊一小塊的。
囤地也不是不能囤，但是東邊一小塊、西邊一小塊，管起來麻煩不說，只說手里這么多的銀子是否能一次性買那么多銀子的土地？
如果不能，這些銀子本身就是死的。
大片的土地、田莊之類的，擁有者自己手里也并不缺錢，在土地回報率這么高的情況下，在大地主、大田莊所有者沒有破產之虞的情況下，也很難買到手。
這就好比手里的一萬兩白銀，理論上，全部買地，每年40的回報率，能賺四千兩。
可是，現實里，可能這一萬兩白銀，卻只有三千兩銀子的土地賣。剩下的七千兩，只是理論上買地的回報率更高。
理論和現實的矛盾之下，使得他們并沒有如劉鈺所擔憂的那樣，準備張口就來個至少20的回報率。
林允文更是和一桌上的人談到了另一個問題。
“如今朝廷每年賑濟救災的錢，越發多了。朝廷手里有錢，這賑災也就能多花了。”
“加之如今海運昌盛，從遼東到廣東，船只往來，若走黑水洋，月內即到。”
“即便遇到天災，倭國的米、遼東的麥、暹羅的米，皆可轉運。這幾年米價很是穩定，甚至一些地方的米價因著南洋米的進入而日賤。加之天災朝廷以米賑災，尋常人家若非萬不得已，也難將土地售賣。”
“加之在這里買地不很好買，大部分土地都已阡陌相連輪不到我們了。剩下的，便是小塊小塊的，也不甚有什么滋味。”
“若是日后朝廷從南洋賺到了錢，我看若遭了災，各地的蠲免怕也多起來。這倒是不可不考慮。”
他說的，也正是大順南方的一些現實。
南洋是產米地，而且大米的價格還是很便宜的。
伴隨著人口漸多，朝廷對大米多采取免稅的政策。
加之松江等地的海關，管理日嚴，克扣勒索之類的事雖也有，但終究和以前相比少了許多。
海運的低成本、航海術的進步，使得大順終于有了“河西荒、則移河東之糧”的能力。
雖然大順這邊賑災，基本上就是上面撥十兩，層層貪污、克扣之后，真正到饑民手里的，也就一兩。
但是。
內地地區，交通運輸不便；沿海地區，大順海運逐漸進步。這就導致了同樣是十兩銀子剩一兩，但是內地地區要買高價米糧；而沿海地區，可以買便宜的暹羅米遼東麥。
同樣的被克扣貪污只剩下一兩的銀子，賑災效果可就差遠去了。
再因著大順特殊的“以史為鑒”，尤其是對明末之事的深刻記憶，使得大順在賑災上還是稍微舍得花錢的。
這幾年也沒什么大災，自從劉鈺去日本“雪中送炭”的那場波及日本和中國東部的大災之后，大順也沒有出現過超大規模的饑荒。
基本上算是風調雨順的幾年，而且伴隨著海外貿易的興起，一些人開始種植經濟作物，賣了經濟作物再用錢買暹羅米、遼東麥吃。
即便僅限于經濟非常發達的地區，可這種狀況一旦出現，就是不可逆轉的。
加之那些施行海運漕米的省份，也省去了許多運輸漕米的徭役。百姓不怕稅，卻怕役，稅最多破產、役卻能傾家蕩產。
總的來看，大順航海術的進步，海運興起的現實，以及即將對南洋全面控制的局勢，似乎讓很多問題可以暫時壓制住。
在這些問題之外，還有一個更特殊的情況，那就是松江等地的資本，也是過剩的。
不管是放高利貸、開當鋪、買地等，其實早已經飽和。
不是不賺錢，而是放貸的、開當鋪的、或者買地的，能干的早就干了，沒有什么太大的擴容的空間了。
就類似于荷蘭東印度公司，誰都知道，若能投股荷蘭東印度公司，拿18的年息，好得很。但問題是，你沒機會擠進去。
大量富集的資本，在松江府，也處在這樣一種微妙的過剩狀態。
說松江的這些人，是新興階層，并不是說他們是大順這個時代才出現的。
在大順之前，這種做買賣的豪商、搞走私貿易的大商人，便有不少。
但明末時候，即便是海賊王鄭芝龍，思維方式依舊是“招安、買地、囤地、衣錦還鄉、子孫國子監讀書、宗族興盛”。
可這幾年，伴隨著各種股份制公司的興起、伴隨著對日貿易的高額利潤、伴隨著大順朝廷對商人居然也表現出一種似乎要講道理的樣子。
這些身份和前朝那些豪商差不多的人，思維方式漸漸出現了變化。
他們也買地。
但一般就是買個千八百畝的，做一旦投資失敗之后的子孫基業。
剩余的錢，則是盡可能找一些投資方向，賺取商業的股息。
人還是那群人，可隨著經濟基礎的逐漸改變，人的思維方式也漸漸變動。就像是二百年前的荷蘭、一百五十年前的英國，也有過這樣的一個類似的階段，行為慣性慢慢轉變的階段。
加之大量的資本富集，高回報率的諸如囤地放高利貸之類沒有多少擴容空間，使得這些人對于此番下南洋的股息回報率期待，并沒有劉鈺擔憂的那么高。
他們逐漸意識到了，錢動起來才是錢。不動起來，就是一堆放在庫房、地窖里的銀子，不會減少，但也不會增加。
這種意識，便是將手里的銀子，逐漸看成資本的過程。
銀子還是那些銀子。
動起來后，便成了資產者手里的資本；不動起來，那就是地主家地窖里的銀堆。
一眾人討論之后，有人便道：“鯨侯所言的回報率，自是扣除了駐軍、緝私所需費用的。”
“只說這駐軍的錢，該不該咱們花，這事兒雖值得討論。但若是這回報率早已扣除，對咱們來說也就只能是值得嘴上論一論了，并無什么實際的用處。”
“既是這樣，無非就是相當于咱們往外貸款。貸了款的人做什么用，和咱們無關。咱們只要能按時收回利息即可？”
這些人不少都是對日貿易公司的股東，對于這種股份制公司的責任、內部權利等，還是有所了解的。
他們當然知道這和往外放貸不是一回事，自己投了股，按理說也要有知情權、決策權才是。
然而，他們也認識到，南洋和日本不一樣。
這里面還涉及到軍隊、艦隊、政府、征稅、壟斷、統治等等事情。
若說按道理，出了錢，就該有決策權，以大順這兩千年的集權慣性來說，他們下意識地就覺得純粹扯淡，怎么可能？
怎么敢這么想？
如此一來，他們對南洋貿易募集股金的理解，更像是大順發行的“國債”。
順著這個思路妄下討論，他們實際上就把這個問題理解成了另一個問題。
即：在松江府若發行國債，朝廷給多少利息，他們愿意接受？
在劉鈺這些年的信譽加成下，在朝廷這幾年還沒有割肉放血的情況下，這就是個純粹的、單純的經濟上的考量了。
大順松江府的這些新興階層，可以讓大順以什么樣的利率，借到本國的國債？
一眾人一番討論之后，得出了一個基本上算是比較一致的數目。
對此，這些商人們也有自己的“理由”。
有人道：“昔者，王荊公行青苗之法，20的利息。在一些地方，可稱善政。”
“然，這20的利息，亦非一年的利息。”
“正月三十之前，申請夏糧貸款。五月三十之前，就得償還。”
“雖說一般的農戶，只是青黃不接的時候需要貸款，五月還、還是正月還，區別不大，反正都只能靠賣糧食還。”
“但是，真算起來，正月借款、五月還款，利息20。這按一年算，就是45的利息，對吧？”
“既說一年45的利息，即可稱之為善政、仁政。如此算來，我們收15的利息，著實不高。”
“朝廷有法令，放貸之息，以三分利為上限。我等折半，亦不為過。”
“若是再少，便沒甚么滋味了。”
按照他們的誤解，將特殊的、國家管控軍政權力的股份制公司，扭曲成為了國債的理解。
他們覺得，15的年息，亦算是給足了朝廷、給足了鯨侯面子。
大部分人都這個數目，也都算是可以接受。
朝廷真要下南洋，肯定是要用大筆銀子的，大額數目下，若真能保證每年15的利息，以現在的環境和局勢，可算是他們能接受的底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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