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驕勞布圖與海軍那邊的軍官，自是明白劉鈺這是“正愁沒借口搞一搞他們的貿易競爭”呢。
這么一說，心里如何不明了？
當下便道：“國公放心，我們這就去辦。便是沒有，難不成就不能搜檢之下竟在貨物中‘發現’夾帶嗎？”
劉鈺大笑道：“那倒是。這些事，你們就先去辦吧。我與節度使大人一同去審問審問那些走私販子。你們自去吧。”
“是。”
三人行禮之后，便退下了。
廣東節度使引著劉鈺去了關押犯人的地方，小吏遞上卷宗，劉鈺掃了幾眼，便叫人把一個走私箱數最多的人先帶來。
不多時，一個需要別人拖著才能走動的、滿身都是血痕的人被帶到了劉鈺面前。
劉鈺見這人的傷口已經有些發炎，怕跪一會沒等問完話就死了，遂發了發善心，叫人拿了條凳子，不用跪著了。
自問了幾句后，劉鈺問道：“朝廷早就下令不準販賣走私鴉片，我見你以前也是商賈，亦是一方人物，不會不知道吧？”
“既知道，明知故犯，又知此事一旦事發，最輕也是絞刑吧？”
那個已經被打了好幾頓的走私販子倒也是個硬漢，聽劉鈺這么一問，冷笑一聲道：“若說我販賣鴉片，真論起來，國公大人也有幾分責任。”
他的官話說的尚可，聽口音也不似是嶺南人。
旁邊幾個官員厲聲怒喝，剛要制止，卻被劉鈺停住，忍不住笑道：“這倒新奇。和我有什么關系？”
那走私販子明知必死，想到戲文里十八年后又是一條好漢的氣勢，應聲道：“廣州府自前朝以來，就是貿易重地。各國船只往來，多少人靠此吃飯？國公一句話，便將各國商館遷到了松江府，可想過我們廣東府的這些買辦，該如何辦？”
“替洋人買辦的、轉運貨物的、分銷洋貨的、補給船只的、港口販賣水果蔬菜的、運貨的腳夫、乃至于妓院、酒館、旅店，又有多少人就因著國公一句商館必于松江府的話，沒了活計？”
“至于朝廷辦的這個公司、那個公司，我們這等小人物，如何輪得上？先是滿朝勛貴大臣優先入股，然后就是各地豪商，最后才是散商。”
“你們發財，難道不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松江府日益富庶，廣州府卻蕭條冷落。說是大買賣誰都可以入股，可哪里輪得到我們？等我們知道，早就完事了。”
“如此情況，我販賣點鴉片，賺些錢用，不過是成王敗寇罷了。之前各朝禁海的時候，出海也是大罪。今日有罪，明日又無罪，和這個，又有什么不同？”
“我之前與西洋人做些生意，若不是國公非叫他們遷徙至松江府，我哪會做這種營生？”
這理由聽的劉鈺只想笑，旁邊的本地官員嚇得面如土色，心道這話若是被朝廷聽到，會怎么想？
可劉鈺自己都沒有什么憤怒，這些官員也知劉鈺是什么態度，一時間只是惶恐，不敢說什么。
其實劉鈺選擇松江府作為大順新的海外貿易重心，除了倒逼朝廷養海軍之外，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長江流域比珠江流域更廣闊，而且位置恰能溝通南北。
原本的歷史上，近代以及現代開放之初，給過廣東兩次成為文化中心的機會。
但實踐證明，珠江流域還是太小了，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哪怕是嶺南文化圈物質基礎最強勢的八十年代，最終被追平之后終究也只是曇花一現。
現在大順既有了海軍，也能保證漕米安全了，廣州作為貿易中心的優勢，從各種條件來說，都遠不如松江府。
長江比珠江更大更廣不提。
廣州附近也沒啥特別優秀的貨物，這時代都知道，廣州亦產絲，然若以本地絲之粵緞、廣紗，黯無光彩、色亦不足。用吳絲，方得光華 既是這樣，那把絲從吳地運到粵地，再在這里紡織出口，不就純粹是脫褲子放屁嗎？
而伴隨著松江府這些年貿易的發展，本地生絲所需尚且不足，而廣州出口又被松江府搶了，單單紡織一項，也會受到極大影響。
更不要說別的了。
劉鈺遂問道：“你之前是做什么生意的？”
那走私鴉片的販子道：“走大庾嶺商路的。如今大庾嶺商路已經蕭條，之前江西瓷要走希江，然后過關五嶺到廣州再行出口。現在江西瓷不走大庾嶺了，直接向北走長江，往松江府了。”
“強龍不壓地頭蛇，我在那邊又不認得許多人，也無門路關系，哪里搶得過吳人？自國公辟松江府為口岸之后，日漸困頓。”
“國公不會不知吧？”
劉鈺坦然自若，點點頭，道：“我如何不知？”
國家的政策變動，往往會影響數十萬人的生計，不只是漕運如此，貿易也是如此。
大庾嶺商路，源于始皇帝征百越嶺南時候修的基礎。到唐朝時候，張九齡又修繕完成。
可以說，這條商路，類似于大運河。
只不過，大運河溝通的是北方和江南。
而大庾嶺商路，溝通的是嶺南和兩湖。
不管是大運河，還是大庾嶺商路，某種程度上，都承擔著維系國家的統一、不使產生離心的重要作用。
但這些年，隨著劉鈺上臺主持對外貿易政策，實際上是悄悄地把大庾嶺商路給徹底廢了。
只不過因為不關系漕米問題，所以和廢大運河不同，并沒有立刻引爆諸多問題，也沒有在朝廷內造成太大的影響。
但實際上，影響頗大，應該說影響了幾十萬人的生活。
無非這不是運漕米的大運河，這里的“百萬漕工”，朝廷并不是很在意。
最開始，廣東缺米，縱然豐收，也僅夠半年之食。
所以，兩湖地區的米，走大庾嶺商路，一路到廣東。
而劉鈺上臺主持貿易后，發展航海術，打造海軍，開辟海運，使得廣東現在吃的都是南洋米，而不再是兩湖米。
他無意間就廢掉了大庾嶺的大宗稻米貿易。
至于剩下的，就更不用提。
生絲、茶葉、大黃、瓷器、棉布等等，也不需要走大庾嶺商路去廣東了，而是或者就近、或者改變方向去松江府了。
這里面隨便一項，影響都在三五萬人上下。
比如茶葉。
歷史上引起了北美獨立事件鏈的波士頓傾茶事件的武夷茶，加工中心在崇安星村，閩北地區。
大順這邊，前期因為臺灣問題，以及時代慣性，以及荷蘭等國在奧斯坦德茶葉事件之前沒有直航、澳門在各國直航之前是最重要的茶葉中轉地、各國要到三十年前才紛紛直航貿易等因素，茶葉的出口地也一直是廣州。
形成了歷史慣性。
而想要把閩北的茶葉運到廣州，需要在閩北裝箱，用人力運到江西上饒的運河口鎮。
再從運河口鎮，運到鄱陽湖。
而實際上，鄱陽湖才是大順的茶葉中心。
除了福建的武夷茶外，兩湖江西等地的茶葉，也是在鄱陽湖地區加工——除了西歐貿易，還有蒙古雪山等國內貿易所需的茶磚，以及俄國貿易所需的茶磚。而且西歐那邊也不是只喝武夷茶，要在這里配兩湖地區的其余茶貨。
這里的加工中心長年累月，也有技術優勢，北上南下都方便，所以這里成為了加工中心。
然后，去西歐的茶，在鄱陽湖分包，轉贛江、過南昌、到贛州。
到了贛州后，沿章水到大余，走旱路，經挑夫挑著過大庾嶺商路，去韶州，再經北江到廣州。
單單對西歐出口的茶葉一項，靠此吃飯的挑夫，就有五萬余人。
這五萬人肯定也得養家糊口，稍微折算一下，就相當于至少二十萬人的生計。
伴隨著劉鈺上臺主持貿易，貿易中心北移松江府，茶葉運輸路線自然而然也就發生了改變。
在劉鈺牽頭下，商會和貿易公司領頭，以股份制的形式，開辟了一條新商路，修了運河和道路，連通了閩北和閩江，直接到福州。
從福州裝船后北上松江府。
朝廷當然不會出這筆錢，商賈們沒有人牽頭也不可能搞股份制基建。
但是，這個基建投資是有利可圖的。
茶葉省去了極大的運費。
大順這邊又搞外貿半壟斷，并沒有因為運費降低就內卷降價出口的情況，單單是省出來的運費，兩年就夠把投資的成本收回了。
既然能走運河和新商路去閩江，誰還挑著走那么遠去廣州呢？
僅僅茶葉貿易的路線轉移，就影響了男女老少一二十萬人的生計，其余的瓷器生絲糧食等，又要影響多少人呢？
這當然并不是他因此就可以販賣鴉片的理由。劉鈺聽他一說大庾嶺商路，內心唯一感慨的，便是“都是百萬漕工，終究這關乎京城漕米的漕工，和嶺南邊陲的漕工，不是一回事啊”。
至少，朝廷對此可是不甚在意。
可能是，朝廷算了算，覺得真要是這些人起事，鎮壓一番殺了，其實比安置他們要省錢的多。
這個走私販子的這些話，并不能引起劉鈺對他的絲毫同情，只是讓劉鈺意識到，嶺南問題也該提前布置一下。
京城在華北；經濟重心在江南。即便廢了大運河，華北和江南地區也是緊密聯系的。
嶺南地區的定位，又該是什么？才能保證南北之間的緊密聯系？又不至使之快速衰落？
這個時代不可能有香港了。
要不要，通過朝廷的力量進行調控干預，將廣州定位成“溝通本土和南洋的中轉地、南洋米貿易的集散地”？最起碼，容納一些無地的失業人口做工。
還是說，保持原計劃不變，仍舊通過國家干預，將所有的經濟上的重要地位都讓給松江府，包括南洋米集散和糧食期貨等貿易，仍舊集中于松江府，搞出一個金融中心和工業中心地位？
想了想朝廷對諸如糧食期貨之類的新事物的態度，以及皇帝豬圈養豬的心態，劉鈺略作猶豫后，還是狠下心來。
心道：嶺南百姓的命運，還是自發去下南洋吧。不衰敗窮困，哪有動力自發下南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