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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意識,總是落后于社會存在。
一場劇烈的變動、戰爭,會加速社會意識跟上社會存在的腳步。
大順在亞洲下南洋、在歐洲干涉俄國政變,就是催生這種社會意識跟上時代腳步的軍鼓。
大順的對外戰略,需要一群腦子好使的敵人、至少是一群意識到“時代變了”的敵人。
否則,恐嚇、威懾之類的辦法,就用不了。
這就好比之前來伶仃洋的喬治·安森,那就是個標準的對社會的認知落后時代的人。相隔數萬里的大洋補給線、大順的戰列艦已經開始巡航亮肉、自己艦隊的水手因為壞血病死了三分之一,這種情況下開著一艘破百夫長號居然還在伶仃洋牛哄哄,這不是沒意識到“時代變了”是什么?
和這種人,怎么打交道?正常思維完全沒用。
當然,在下南洋事件之后、在俄國政變之后,歐洲各國已經開始逐漸改變了對世界格局的認知。
英國東印度公司算是最先受到這種沖擊的。
只是,還不夠。
現在,劉鈺用另一種方式,喚醒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內心的焦慮。
這就是在逼著東印度公司發散思維、開創思路、不能躺在“功勞簿”上吃老本。
不但要讓法扎克萊焦慮,還要讓法扎克萊將這種焦慮,傳遞給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會、以及任何一個投資在500磅以上的股東。
你們不想賠錢、不想將來一夜破產,最好就是轉變轉變思路,看看好望角以東的亞洲地區,哪里還有利潤增長點。
比如說……雪域高原以南、南洋以西的某個地方?
比如說,公司的利潤增長點,應該放在于某富庶之地收稅上,而不是單純的貿易上?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啊。
多遠算遠?
劉鈺這是遠、中、近三位一體的焦慮。
近,有鴉片事件懸而未決。
中,有大順開辟了中荷合作貿易,理所當然會打壓競爭對手。
遠,有技術交流導致的技術爆炸,最終會導致單純的東西方貿易無利可圖。
自然,這種引導,有利有弊。
引向印度,也意味著呂宋問題可能要在幾十年后才能解決了。這種焦慮,必然會讓英國放棄呂宋,轉而集中力量于印度。不會捧著這么一個燙手山芋的。
而西班牙作為潛在的“反英同盟”的準盟友,真要是英國把呂宋還給西班牙了,那就短時間內還真不好動手。
但這種利弊,從稍微長遠來看,也不是問題。南洋既下、印度既服,孤懸海外的呂宋,早晚的事。
有所得,便有所失。
在這種焦慮引導下,劉鈺面前的法扎克萊果然沉思起來。
雖然腦子里始終有個聲音在提醒法扎克萊:
小心,小心!你眼前的這個人是個魔鬼,他的話不可信,他騙過很多人,想想錫蘭移民吧、想想瑞俄戰爭中俄邊境談判吧、想想荷蘭東印度公司倒閉吧!
然而,這個聲音之外,還有另一個聲音在提醒他:
是的,你眼前這個人是個魔鬼,但他是伊甸園里的那條蛇,依靠的也不是謊言。荷蘭東印度公司不接受錫蘭移民計劃,又能怎么樣?屠又不敢屠、救濟又不肯救,暴出大起義的結果就是大順提前出兵,錫蘭移民讓荷蘭東印度公司多活了三五年,多賺了幾百萬兩白銀;俄國不接受邊界談判又怎么樣?瑞俄戰爭爆發,若真不接受,大順難道不會出兵西進嗎?
這兩個聲音不斷在腦海中回蕩,法扎克萊的內心越發緊張和恐懼。
眼前的這個人,很隨和,脾氣很好,雖然剛剛因為鴉片問題罵了半小時的娘,但現在依舊文質彬彬地請他喝茶。這個人并不殘暴,也不以殺人和戰爭為樂。
但這個人背后卻蘊含著一種叫人與他為敵時候莫名恐懼的力量。
未知。
法扎克萊心想,你的每句話,好像都不是假話。
可你說的每一句真話背后,都不是你真正想要的目的。
然而,偏偏你的每一句真話,讓我們自己思索,最終總能達成你想要的目的。
你到底要做什么?
想不通這一點,法扎克萊的內心始終不安。
而且,更加的不安的,便是一開始本能地警惕劉鈺說的話可能是謊言、蘊含著某種陰謀;然而在本能地警惕過去之后,認真思考,卻又覺得每句話都是真話,叫人無法辯駁且合乎理性的真話。
法扎克萊緊張之余,不免多喝了幾口茶,滋潤一下因為緊張而有些發干的喉嚨。
在長久的思考之后,法扎克萊終于問道:“公爵大人,您的話,無疑是非常有道理的。站在您的角度,或者站在您是國家高級官員和內閣成員的角度,您思考的方向是無可指摘的。”
“但是,我還是不明白,這和您把‘航海鐘’作為我們誠意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劉鈺仍舊沒有回答,而是問道:“你看過一部書嗎?是你們英國人寫的。”
“叫《關于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書》。”
法扎克萊當然知道,也可確定劉鈺不是要用航海鐘去找烏托邦群島,這是浪漫的幻想家才會做的事。
眼前這個人一點都不浪漫。
于是他點點頭,表示這本書自己當然讀過。
但只表示讀過,卻并不對此書發表任何政治上的見解和意見。
劉鈺則用舒緩的語氣,引用了里面的一句話。
“綿羊本來是很馴服的,所欲無多,現在它們卻變得很貪婪和兇狠,甚至要把人吃掉,它們要踏平我們的田野、住宅和城市。”
引用完這句話后,劉鈺笑道:“我們天朝呢,玩的比你們早點。村社什么的,解體比較早;井田制什么的,都完了兩千年了。也沒有什么公地可被圈、也沒有什么所謂的村社的公共土地。君子庶民的等級分野,早就名存實亡了。”
“我們天朝,一直以來實行的,是最為標準的土地私有制制度。自唐朝均田制瓦解之后,土地自由買賣,自由租賃,國家都不能干涉。”
“當然,我們也沒有你們那邊的村社的傳統地租,傳統在金錢利益面前,一文不值。我們千年前證明了這一點,你們最近的圈地運動也證明了這一點。”
“我想,你一定對倫敦街頭游蕩的失地農民,印象深刻吧?當然,你們有《濟貧法》。”
“從《濟貧法》問題上,就能看出來天朝和你們英國在一些問題上的重大分歧。”
“這有助于你們理解天朝,什么是天朝、天朝存在需要做什么,以免我們彼此之間產生諸多誤解。”
他借著濟貧法的問題,逐漸把問題引到了土地問題上。
或者說,引到了英國和大順在“抑兼并”問題上的巨大分歧。
英國在前朝嘉靖二十九年,就開始征收濟貧稅了。
這是一種標準的資產稅,按照土地多少、房產多少、產業多少來征收,以資產總額決定要承擔多少濟貧義務。
從經濟學的角度上講,這種稅,以及這種濟貧制度,實際上就是一種“鼓勵兼并”的調控。
比如一個自耕農,有100畝地,假設要繳納10兩銀子的濟貧稅。
一個農場主,有10000畝土地,要繳納1000兩銀子的濟貧稅。
那么,濟貧濟的是誰?
自然不可能濟到自耕農、小生產者的頭上,他們是納稅的。
而是要濟到窮苦的人身上。
理論上,沒有工作或者工資過低,才能享受到濟貧補貼。
原本在農場打工,工資肯定比濟貧法規定的最低工資高。
但是,很顯然,農場主會選擇降低工資,把工資降到濟貧法規定的工資更低的程度。
比如說,原本在農場打工,一個月賺5錢銀子,而濟貧法固定月薪4錢銀子才能領到濟貧補助。
農場主一看,這不簡單嗎?我把工資降到3錢銀子一個月,打工的每個月能領3錢銀子的工資,還能領2錢銀子的濟貧的面包補助、房租補助等等。
你我我好大家好。
這就等于什么?
等于對大農場主、大產業主、大資產者來說,這就是脫褲子放屁的循環:我繳納的濟貧稅,最終通過工資調節,等于我根本沒交錢。只是把我該付的工資,一半以工資的形式、一半在政府那走了一圈以濟貧補助的方式,發給雇工。
而對自耕農、小土地所有者、小手工業從業者來說,這就不是脫褲子放屁了:我是自耕農,不可能專門去雇人干活,但濟貧稅我還得交。
很顯然,這推動的是什么呢?
推動的,是自耕農破產、小手工業者破產。
推動的,是農場規模擴大兼并土地、工場手工業打敗小手工業者。
推動的,是底層使勁兒生孩子,然后工資越發的低,要么去做工要么當契約奴。
如今,英國正在醞釀新一輪的《濟貧法》改革,但改革的方向,從經濟學原理來看,仍舊是以“鼓勵兼并、鼓勵工場業、消滅小農、消滅小生產者”為方向。
反過來,大順這邊,實際上也在醞釀一場稅法改革。
然而,以松江府準備試行的“十一稅”國庫地方分稅改革來看,大順的稅法改革,實際上是一場“抑兼并”的改革。
通過明確的十一稅,砍掉在自耕農、小農、小生產者身上的攤派、地方加派、徭役力役等。
這次改革砍的這一刀,實際上是砍在了士紳身上,因為他們有合法的避攤派避力役的能力。
也就是說,之前每年全國至少大約一億兩的有形或者以勞役模式的稅收,其中2500萬的國稅土地稅,是按照土地均攤的;而剩下的7500萬的地方稅,實際上是全壓在了自耕農、小農的身上的。
現在,理論上如果稅法全國推廣,則是將全國的總土地稅收定在7000萬兩,國庫依舊按照之前的拿走2500萬,剩下的4500萬歸地方。但,這7000萬兩的總稅額,是均攤在全國土地上的。
這就使得自耕農不容易破產、小農經濟更加穩固、男耕女織的模式更加持久,且更能抵御沖擊和天災。
兩種稅法改革的區別,也就是英國和大順之間的最大區別的一個體現。
大順無論哪個皇帝,至少在出發點上,絕對不敢實行“鼓勵兼并”、“鼓勵小農破產”的政策。
當然,執行下去變成什么樣,那又另說。
劉鈺和法扎克萊說,天朝早就完成了圈地運動,也不是完全瞎說。畢竟,陳勝吳廣是與人“傭耕”而不是“佃耕”,沒有村社公地和井田公地,都是私有土地的話,怎么圈?當年先秦村社的公地,又歸誰了呢?
只不過,可以理解為,農業技術進步飛快但工業技術沒達標,最終這一步走完,可工業技術上的進步卻又不足以讓城市和工廠容納那么多人,但農業技術卻早已達到歐洲16世紀的水平,于是最終搞出的租佃制和小農經濟。也促使講仁義的儒家魔改,以及復井田在漢朝的農業技術水平下就成為一種反動了。
應該說,要是英國圈地運動繼續進行,卻又沒有美洲泄壓和工業進步,人口繼續暴增,早晚也得走到小農加租佃這一步。
這是一種妥協,給底層的巨量人口一條差不多恰恰餓不死的活路,否則就是你死我活。英國砍完國王腦袋那段期間的掘土派運動,已經有這個趨勢了。
劉鈺講這其中的區別,其實就是想通過英國東印度公司,給英國政府傳遞一個信號,以及讓英國政府更加“了解”中國。
甚至,似乎像是一種委婉的示好。只不過似乎礙于法國的存在,不好說的太明確。
這可以稱之為“鴉片懲罰外交”。
所謂,烈火烹油、繁花似錦之下,危機就在眼前。
大順正在上一個巨型的、耗費幾千萬兩的治淮工程;大順要考慮國內改革,要解決國內的諸多問題;大順的武裝中立是絕對真心的武裝中立,因為大順在解決掉國內危機之前,無余力繼續擴張。
當然,他不能說的這么直白,所以他要提航海鐘問題——以讓英國順理成章地做出判斷:大順下南洋的目的,是為了獲得移民區解決國內土地問題、是為了拿到去往南半球大陸移民的跳板。
鑒于赤道無風帶的存在,必須要借助洋流,這就需要借助東太平洋的島嶼,搞三角跳。
而太平洋茫茫,島嶼狹小,沒有大陸,缺乏航海鐘找不準經度,就沒法三角跳。
這玩意兒,島嶼不是美洲大陸,甭管經度,航就是了,總能到。
島嶼稍微偏離點緯度,又不知道經度,說不定一場風暴就特么飄到美洲去了,沒法三角跳。
劉鈺當然就是在扯淡,他對南半球移民的事,寄托在將來的“大順版的、但是真有金子的南海和密西西比公司”上,但這個蛋在英國東印度公司面前卻扯的很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