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從未來的盈利性、大順政權特殊的商人地位、鹽商的“珠玉在前”，亦或是其余的種種原因。
總歸，開發南洋這件事，已經成為了這些商人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
劉鈺的信譽還在，賺了當然好。
賠了……賠了就只當報效了。
比起鹽商每年百萬兩的持續性報效，這一次開發南洋，劉鈺估計一次性就能投入上千萬兩規模的資本。
除了對專門對口的如咖啡等西洋貿易品，或者朝廷買辦下的漕米外，劉鈺也在其中牽頭，盡可能完成上下游產業的整合和溝通。
這種大規模的投資，當然不可能如無頭蒼蠅一般毫無章法。
這里面，仍舊需要大量的學實學的學生，進行海量的計算，以及劉鈺主導的對未來貿易的預估。
純粹靠看不見的手，非得出大事不可。
比如種一堆咖啡，結果多了賣不出；或者現在好賣，但不久歐洲必然又得再來一場戰爭，大順本土又不喝咖啡，那就砸手里了。
又比如種一些棕櫚繩麻，結果不足跟上海軍擴建計劃所需，到時候又缺了。
還有一些現在看來無利可圖，但實際上數年之內必然大有價值的橡膠之類；亦或是伴隨著與絕密的大順印度計劃息息相關的金雞納樹產業等。
還有和軍裝顏色息息相關的茜草、靛藍；歐洲戰爭英法開戰下茜草紅、靛青藍的出口額猛增……
等等。
這些都需要提前規劃。
靠看不見的手搞破產和轉向新產業，動輒就得十幾年時間。尤其是一次對外貿易要以兩年為周期的現實下，更久。
只不過，雖不靠看不見的手，朝廷也并不出資搞官辦。
一來朝廷沒錢做這種數年的長期投資，二來大順的行政效率和基層控制力搞官辦定會搞得一塌糊涂。
商人們出資，劉鈺主導的工商部負責制定規劃，保有一定的自由余量。
同時也不進行荷蘭東印度公司模式的那種強制收購，而是允許他們自行售賣，甚至可以如遼東黃豆或日本大米一般，搞期貨。
之后在龍牙門的幾日，基本上就是劉鈺拿著成麻袋堆積的書頁，分發下去。既算是講清楚這些產業的用途、規模、規劃；也算是找個機會給這些商人們上一點“政治經濟學”的課程。
商人們會經商。
但真的未必懂經濟學，尤其是大順這種極為特殊的環境，趕上海外貿易的風口，坐在家里都能收錢收麻了的特殊性，這些商人的水平到底如何，劉鈺心里也真沒底。
大順至今為止，算上這次，已經算是有了兩次“朝廷干涉引導下的資本轉移”。
一次是鯨海、蝦夷開發。
通過強迫日本開關，盤活了東北亞貿易，靠蝦夷在日本暢銷的海產品、以及日本的稻米商品化期貨化，完成了快速的對蝦夷的移民。
通過玻璃制造業帶動的燈油進步，通過海軍訂單的油脂肥皂，以及后續的對西洋出口的甘油硬脂酸產品，推動了鯨海的大型海洋哺乳動物捕捉業，也盤活了海參崴等地的糧食商品化。
那一次的從江南到東北的資本轉移，前前后后大約投入了七八百萬兩。
江南和京畿的投資者們，早已經收回了成本。
而這七八百萬兩的投資，也促使了后續移民的增多，使得移民成本急速下降。
可以說，這樣的人口移民規模，如果是朝廷推動的官方移民，沒有五千萬兩下不來。
沒有商業盤活，就會和劉鈺去永寧寺時候看到的那些村落一樣：狗彘食人食，卻窮的沒錢用。
這一點，劉鈺和皇帝是算過賬的。這些年鯨海蝦夷地區的移民成果，才是皇帝能夠同意由朝廷軍隊開路、商人跟進的方式開發南洋的重要原因。
因為與鯨海地區移民幾乎同時進行的，是西域移民。
而西域移民只能由官方主導，無利可圖。
在朝廷花費、移民人口數的強烈對比之下，過于震撼。因為成功、且同時存在對比、且對比實在過于強烈，所以皇帝才敢嘗試著往前邁一步。
航海術的進步，使得資本轉移和流動成為可能。
實際上，也杜絕了明朝的一種怪病：江南商人和士紳集團貼在一起，搞江南本位主義。
航海術的進步，也使得廢漕改海成為可能。使得皇帝可以放心大膽地任由江南的新興資本集團折騰，不用擔心大運河斷絕之后的南北分裂問題。
這一次搞的資本投資轉移，規模比上一次要大的多。單單是朝廷漕米的一年買辦費用，就趕上了鯨海蝦夷開發的投資量。
而這種巨額的資本投入，又因為種植園模式的緣故，使得嘗試發行紙幣已經成為可能。
當然不可能是面向全國的，而是以南洋為根基、松江府為據點、天津等地先設置兌匯除的方式，逐漸鋪開。
大量的雇工進入種植園，他們一無所有。
而投資種植園的這些人，白銀要買的東西，大部分都在松江府可以批量買到。
南洋所需的各種日用品，一部分是本地產，大部分卻都是從大順批量購買的。
這種特殊性，使得先連通種植園、松江府、海軍、新興工業的紙幣，完全可以嘗試。
如果是閩粵的自發性移民，這種紙幣顯然是難以被接受的。
大順在南洋的征服，將以經濟和貨幣為主、軍事為輔。
這些，都在南洋大開發的計劃之中。而且伴隨著南洋開發，作為原材料產地，朝廷也會很容易接受以紙幣作為賦稅：錢能花出去、買到想買的大宗物品，再不濟也能兌換白銀。
英格蘭銀行，起源于給政府辦國債；阿姆斯特丹銀行，起源于大額貿易兌付；法國紙幣，源于耍賴賴國債。
大順都沒法學。
國債，大順根本不存在，借不起。
海外貿易，大順純粹的順差國，兌票根本都用不上。
至于國家發行學宋交子、元明紙鈔，就大順一塌糊涂的財政，這么大的基本盤，一年那么幾個吊錢入國庫，連準備金都不夠。這要是不貶值到起飛，那就真沒天理了。
大順要辦的銀行……實際上起源于對外貿易，只是將“央行發鈔權”，嘗試著從歐洲商船那，拿到自己手里而已。
在明朝中期完成了白銀貨幣化和稅收白銀化之后，對外貿易實際上已經成為了大順的發鈔行。只是現在把這個發鈔行，具體化了而已。
本質上是和舊時代的小農經濟切割的。
以新興的產業、新興的工業、新興的商業，新興的海軍、以及新興的南洋漕米，先作為流通的基本盤。
盤子現在看來，已經足夠大，可以保證穩定流通。
十月。
江蘇和往年一樣，又遭災了。
自從大宋紹熙五年黃河奪淮至今，不遭災的年份少。
少之又少的少。
歷史發生了許多改變，但天氣卻不是人所能改變的。
原本的歷史，史載，這一年，兩淮呂四等20場水災。11月3日，阜寧等20州、縣、衛水災。11月15日，常熟等19州、縣、衛潮災。月初，上元等15州、縣、衛旱災。
秋，大風雨，海溢。江淮民間田廬多漂沒。僅山陽、桃源兩縣的流民，就有將近12萬。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統計，因為當年的知縣設置了粥場，清點過人頭。
實際上，幾乎每年都是災難年。
史載第二年，依舊是荒年，大旱加大疫，連無錫這種富裕地方，都“鄉城無不病之家，死者以萬計”。
第三年倒是不旱了，也沒有海潮倒灌了，但是來了波更大的。黃河決口了。
“死者萬余”、“死者枕藉”、“流民二十萬”、“備漕米白銀準備賑災”之類的字樣，應該說，幾乎每一年都必有。
此時。
江蘇射陽河岸邊。
這里本是大海，紹熙五年黃河奪淮之后，泥沙愣生生把海岸線向東推進了180里，使得這里成為了一片陸地。
沒人會在這時候感嘆滄海桑田，包括讀書人出身的縣令。
數萬饑民木訥地蹲在地上，盡可能一動不動，稍微動彈一下都是饑餓狀態下的難事。
只有賑濟的粥熬好了之后，他們才會站起來去弄一碗粥。
災民們情緒穩定，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
每隔幾年就來上這么一次，該死的死，該活的活，聽天由命就是了。
大水災淹死了許多人，但聚集的這數萬災民卻沒有一丁點哭聲。
死幾個家人而已，很正常的事，哭什么呢？
不遠處的粥場中，阜寧縣令正在迎接幾個客人，但聽起來，顯然發生了一些爭吵。
“半大孩子還行，再小的肯定不能要。老人我們也是肯定不能要的。人家是找人去干活的，不是去給別人養爹娘的。我跟你明說吧，人家巴不得全要爹媽都死了的光棍兒，這樣最省錢。要不是國公強制要求一定的女人數量，女人都不準備要。”
“船就那么大，上一個老人，就得下一個青壯。這是沒得商量的。這不是到了那能不能養活老人的問題，而是上船運人本來也得花錢。”
“南洋，離這遠著呢，可比從這去京城遠得多。船上多裝一個人，就多一分麻煩。那你說人老了，萬一死在船上了，是扔還是不扔？”
“扔，這不合情，當子女的肯定要入土為安。我也不是石頭縫里蹦出來的，我們海軍里當年因為人死了是埋壓倉砂還是扔海里的事，也差點鬧過嘩變。”
“可，不扔，壞了、臭了、傳病了，咋辦？”
阜寧縣令無可奈何地點點頭，知道確實是這么個道理。
來“收人口”這人有勛，見官不拜，也是戰場上下來的，聽說是因為手受了傷，這才安排了這樣的營生。
阜寧縣令對遷民之事，倒是歡迎的很。如今人頭稅摻進了地畝，這些人多了，全是麻煩，毫無收益。
幾乎年年賑災，在這里做縣令都是苦差事，熬日子，安排好災民問題，可以優先升遷的。賑災的錢糧，也不是不能貪墨點，但是代價有點大。同樣的數額，在別處也就是個革職；動賑災款，就是個死。
災民多了，對他這個縣令來說也確實沒有任何好處。
朝廷對這里也基本上就屬于是“年年蠲免”了，連“青壯都跑了、沒人種地，定額的土地稅收不上來，所以不讓走”這種情況都不需要考慮。
南洋在哪，縣令只是有個大概印象，知道在南邊。但具體在哪，具體多遠，他是讀圣賢書考科舉考出來的，對此也不知曉，只是知道挺遠的。
想想這么遠，還要趕風期，確實是多帶一個不能干活的就是多占一個地方。
“那好吧，我與他們說說。你且說說，在那邊干，都什么條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