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亨試著按照父親說的角度，去聯想了一下這些年江南地區的諸多改革政策，不由自主地點了點頭。
確實，這幾年江南幾府嘗試的改革，一些看上去和他們這些做買賣的沒啥關系。
今天變個畝稅、明天搞個青苗貸、后天往南洋送人、大后天改革漕米為稅銀、大大后天取消大米進口的船費……
許多變化，看起來和工商業無關，甚至和這些搞海外貿易的更是八竿子打不著的關系。
可當這一切多了之后，后果慢慢顯現出來了。
先是畝稅改革，緊接著就是青苗貸。兩者結合，使得松江府地方原來出現的“主不如佃”的情況，立刻發生了扭轉。
原本大量的小自耕農賣掉自己的土地，去靠租士紳的地種。一大原因，就是大順把人頭稅、其余雜費，攤到了土地里面，而士紳是可以免去雜役和大量攤派的，實際上國稅的負擔確實是按地收錢，但地方稅的負擔基本全壓在小農身上。
畝稅改革之后，地價上升，自耕農不再賣自己的土地，而是視若珍寶。
緊隨其后出臺的青苗貸，當然松江府的青苗貸和兩淮地區還不一樣，松江府的青苗貸是需要土地抵押的，只貸給有自己土地的自耕農。
純佃農要么去南洋、要么去工場做工，不會給維系佃農這條活路的。
松江青苗貸的出臺，使得松江府的自耕農更加穩固。
其實，也并沒有使得佃農更加悲慘。
雖然，國稅增加實質上是對士紳加稅。
而對士紳加稅自然轉嫁到了佃農身上。
但是，這和此時英國濟貧法住房補貼下的房租問題是一樣的，如果不對士紳加稅，士紳就會心慈手軟降低地租嗎？地租和加稅無關，只和佃農的承受極限有關；房租也和持有房子的成本無關，只和租住者的承受極限有關。
這兩手政策一打，至少在松江府以及周邊地區，使得借貸利息急劇下降，土地收益率急劇降低。
這是“合法”的政策變動。
而“不合法”的手段，自然就是利用大順開國之初紫禁城里那塊“敬天愛民”的牌匾為大義，用各種手段殺雞儆猴，打壓在工商部名單上的豪商在國內別處買地投資。
這幾套政策下來，這些一開始沒感覺有巨大影響的海商，忽然發現他們的資本，被劉鈺鎖住了。
就像是挖了個水池，用各種手段堵住了別的缺口，只留下了三個缺口：定死了額度的海貿、南洋開發、新興工業。
要么，往這邊流。
要么，憋死在池子里。
資本要流動才有利潤，肯定不想憋著。
原本還有土地、高利貸、囤地等幾個缺口，現在這幾個缺口，至少在蘇南幾府，被堵死了。
在劉鈺名單里的豪商想帶著資本逃離松蘇，結果就是被扒了層皮，痛不欲生。
西洋貿易公司和對日貿易公司，作為大順的“發鈔行”，更是早就列入了改革范疇。籌備的銀行，要求金銀利潤發兌換券，承諾隨時可以兌現，但問題是這些紙幣，現在來看通用范圍只有蘇南、南洋、鯨海，以及依托遼河和天津的煤鐵區。
想換白銀跑路，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雖說可以隨時兌換，但兌換了干啥，得備案一下。
而這個銀行的強制紙幣兌換，又是以貿易的高額回報率為基礎的，使得各路商人不得不接受：要么，放棄西洋貿易公司和東洋貿易公司的叫人眼暈的利潤；要么，接受紙幣。
實際上大順這些年，只開發了一個云南的銅礦，緩解了小額貨幣問題。但大順并沒有超大的銀礦和金礦，所以大順每年增加的“貨幣”，可以說，全部都來自東洋貿易公司和西洋貿易公司。
劉鈺也沒有動存量，而是動的比較容易動手的貨幣增量。
東西洋貿易的貨幣增量，又是巨大的。
從明朝到現在，純粹從外面流入的白銀，已經達到了7萬噸，折合22億兩。而在明朝之前，中國的總存銀量，可能還沒這個數的三分之一。
這還不算日本貿易的流入。
是以劉鈺直接抓住了流入的關口，也就是的每年新增的白銀都是以紙幣的形式增發，而紙幣現在又確保可以換到足額的白銀，但紙幣又不是全國流通的。
這類似于在松蘇南洋等地，搞了一個“外幣區”。而要在大順其余地方花錢，要用大順的本幣，白銀和銅，別的地方暫時根本不認紙幣。
徐家這樣的豪商，有錢嗎？
非常有錢，身家數百萬。
但是離開這幾個特殊地區，就沒錢。
而這幾個特殊地區，可以說，不管是奢侈享受，還是吃喝嫖賭，都不影響。
要是蘇南地區都滿足不了了，那別的地方估計更不行。
既如此，也難說到底是有錢還是沒錢。
只能說，他們的錢不自由。
很不自由。
剛搞的時候，眾人也看不出來有什么影響。覺得拿著白銀還有損耗、大額交易還麻煩，搞紙幣兌換券當然更好。
可等到人們逐漸接受后，商人們才發現原來這上面還有枷鎖。
這些緩步進行的改革，當一件件都被聯系到一起后，也就成了徐濤嘴里的那個反問。
“現在呢？”
一只有形的手，死死控制著這些海外貿易增值資本的流向。
因為這只有形的手的主人確信，要靠無形的手，這些增值的資本保管奔著土地和放貸去了。
但非全國流通性紙幣這最后一道枷鎖落下之后，就出現了徐濤現在感嘆的這副場景：
國公說，在商言商，咱們要講利益，天下熙熙皆為利來，本官是不會用官府手段強迫你們做你們不愿意做的事的！
反手就是一整套政策，讓利益最大的買地和放貸難行。
只是先把狗脖子上拴上繩子，然后在繩子范圍內，將其最愛吃的咸魚和臘肉上抹了一堆辣椒粉和老鼠藥，所以狗就自愿去吃剩饅頭了。
不信可以去問問狗，是不是自愿去吃剩饅頭的。
當然，這里面看似還有個問題，就是別處的狗，依舊可以吃咸魚和臘肉。而且別處的狗，會看到這邊只能吃剩饅頭，不想來。
但實際上這并不是一個問題。
這也是個“我大順自有國情在此”的特殊情況。
一來東西洋貿易是大順的發鈔行。每年的增值足夠支撐大順緩步的工商業發展了，其余別的地方的貓愛來不來，不差那么幾個，自己在家鄉買地收租放高利貸去吧。惹不起還躲不起嗎。
二來，雖說相對于買地和放高利貸，真要是高投入降低股息分紅，算是剩饅頭。但比剩饅頭強的，就咸魚和臘肉，剩下的還不如剩饅頭呢。
三來，12的年息，大順投資的士紳或許還要捏著鼻子，覺得冤。可放在此時的世界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12的年息，能被投資者把門檻擠破了。至少大順不怕資本外流，反正劉鈺不信哪個傻子會寧買自由的、5的英國國債，也不買大順官方監管的12到15的干涉股。
四來，大順特殊的手工業畸形發達，人力成本極低，平均日工資是倫敦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糧食價格以白銀計也是其三分之一，使得大順只要打開歐洲市場的銷路，資本積累就源源不斷，已有的基礎足夠，而不需要別處士紳的投資了。
畢竟這是個棉布貿易戰中，靠純粹手工業，與英國蒸汽機從1767瓦特年對沖到1890年代，手工紡織業居然只崩了一半——手工紡肯定崩了，手工織卻因為紡崩了紗便宜而大發展，以至于到甲午戰爭開打的前一年，南通土布居然靠著機器棉紗反推了一波幾乎無關稅的洋布——的神奇的勤勞國度。
沒有比下述事實個能說明我們的紡織品在中國的困境：在‘條約’簽訂后，實際上運往倫敦的生絲，用的是最上等的曼徹斯特棉布包裝的。因為那是在江蘇所能找到的最無價值的包裝品——比他們本地人常用做包裝的杭州粗棉布，還要無價值。
大順的特殊國情、特殊的貨幣發行渠道、特殊的資本增值速度、特殊的人力成本優勢，使得這一套政策只能在大順用，用在別處還真就不行。
用在荷蘭，不要說搞這么“嚴苛”的管制政策，就是把不禁金銀出口流動這一條改了，明天倫敦就成金融中心了。
大順現行的工商業政策，是“朝廷允許商人賺錢、鼓勵商人賺錢，但只允許商人在朝廷希望商人賺錢的地方賺錢”。
刨除掉這些政策之外，最后才是徐濤所說的“傻子是可以被替代”的，這是用官僚勛貴來嚇唬商人，反倒是最不重要的一點。
因為……這個只能嚇唬，不能真的做。
這些政策的影響，有些是徐濤這樣的商人能感覺的，有些是感覺不到理解不了的，有些是最不重要但卻被這些商人以為是最重要的……
但這些政策確確實實已經開始發揮作用了。
徐亨順著父親提出的思路聯想了一陣后，忍不住嘆息道：“如今看來，國公對付我們，也是類似于他對付荷蘭人的手段，逼著荷蘭人不得不按他定好的步驟走下去。遷錫蘭、成合作，而至于并無激戰。實則結局早已在國公伐日本斷了南洋糖銷路的那一天就注定了。”
“父親不覺得有些害怕嗎？這一步步的算計著我們，名誘實逼我們按他定好的路子走。”
徐濤反問道：“不然呢？你知道往哪走嗎？你想走成什么樣呢？”
徐亨猶豫了一下，見四下無人，小聲道：“終究他是官，我們只是民。若如荷蘭制度，我最是喜歡，我等商人方可為四民之首。”
徐濤倒是一點不驚，畢竟和西洋人打交道多了，商人自然心里羨慕荷蘭的制度，很多人都想過。
遂笑道：“倒也簡單，只是萬事開頭難。你只要吹口氣，先滅了松江府駐扎的兩萬良家子，再滅了天津威海旅順的艦隊，然后滅掉駐扎京城的七萬京營野戰新軍，這就算開了個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