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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五七章 王朝的最后一次成功改革(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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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做事的出發點,和甲申年改變的禁宮正殿匾額四個字里最后那個“民”字,其實并無太大關系。

  只是,一個合格的皇帝,是必然清楚傾向小農就是維系皇權穩定這個道理的。自耕農才是皇權的支柱,而士大夫并不是,在關鍵時刻能夠保衛皇權的,還得靠自耕農。

  佃農靠不住、商人靠不住、士紳靠不住、雇工更靠不住。

  淮南的這場血腥屠戮,在劉鈺說出他會準備劣質米和玉米地瓜土豆高粱的時候,就已經注定了。

  皇帝想不想改革?知不知道士大夫的免雜役政策、免地方攤派政策是在侵吞皇權、侵吞朝廷對國家的控制?

  非常想,也知道。但不敢動。劉鈺在蘇南搞改革,效果顯著,尤其是畝稅改革,但皇帝也知道蘇南情況特殊,而且那是劉鈺在動了他們的利益之后,又給了個可以投資的甜棗。

  如今淮南蘇北的這場變相的土地改革,也算是為皇帝找到了一條“斜徑”,雖不可復刻,但效果卻可以達成最想要的結果。

  踱步幾圈后,皇帝又看了一眼地圖上向南急轉彎的黃河,目光在淮南看了幾圈,逐漸下移。

  從阜寧、鹽城,淮安,已到了揚州府、鎮江府,又漸漸向東,移向了常州府、南通府、蘇州府……

  伴隨著漕運改革,鎮江府的駐軍也可以裁撤或者調換了。

  漕運時代,鎮江府要是被人打下來,距離中央集權崩潰也就不遠了。

  而現在,鎮江府的地位伴隨著漕運改革,至少不再是一旦有變天下震動的程度了。

  松江府作為海運起點,又是溝通日本、南洋的中轉站,地位日高。

  然而松江府和鎮江又不同。

  鎮江府只是運河的起點,守住鎮江,若是因外敵,或敵從東南來,運河仍能通暢。

  但松江府不是走運河的,而是走大海的。

  守住松江府,制海權沒了,也是卵用沒有。

  當然這也不全是壞處。

  好處也有。

  外敵不想,考慮內患。

  比如農民起義,可能切斷運河;比如地方造反,可能切斷運河。

  但是,不管是農民起義,還是地方造反,都不可能變出來一支海軍。

  就算他們變出來一支海軍,可也變出來一群能夠海戰的軍官。

  海軍是技術兵種,至少相對于陸軍來說是的。

  只要他們變不出來海軍,也就意味著朝廷不會因為財政崩潰。

  錢袋子、米袋子在手里,總就能鎮壓下去。

  朝廷的戰略,也就不需要考慮什么保運河、保漕運、保這個、保那個,被人牽著鼻子走,很容易來一場“攻其所必救”的計略——這對當年玩過攻打藩王調動敵軍的大順來說,是開國史,記得清楚。

  好的也有,壞的也有,皇帝自也明白和以往多有不同了。

  如今這個李家從高一功手里接下的帝國,走到了這一步,已經到了不得不繼續發展海軍、繼續擴張保證足夠安全的南洋緩沖區的地步了。

  伴隨著南洋成為產米基地,某種程度上講,馬六甲已經接替了鎮江府的地位。

  到了這一步,其實已經無路可退了——運河一旦被廢,真要海上出了事,那運河可不是三年兩年能修好的。

  運河被廢,是破釜沉舟的舉動,沒有回頭路了。

  海軍不行,連夜修運河,哪怕有的是銀子,那也得修幾年,到時候怎么樣呢?

  科學院倒是搞出一些鐵軌車,但那玩意兒皇帝去看了,也就還只是個玩物,要到真正變成“不需要水的大運河”,皇帝懷疑自己都未必能夠看到那一天。

  一旦走向大海,便退無可退。

  帝國在慢慢滑向一條之前的二十余史無史可鑒的路上。

  一時間,皇帝很是理解了劉鈺為什么對錢銀兌換那么緊張的原因,那種不知未來的莫名恐懼、無法預測、無法用過去的經驗或者推理的理性去推斷的事物,總是叫人慌的。

  溫水煮青蛙一樣的變化,又伴隨著必須重視海軍,引發了更多的新問題。

  海軍,就需要一群新學軍官。讀十三經的當不了海軍,經緯度都算不明白,怎么當海軍軍官?

  哪怕皇帝已經意識到了,許多地方的新學學生,可能會成為一個大問題——他們無法科舉,但他們還有學問——可現在帝國已經被逼到不得不重視海軍和貿易這一步了,又不可能取締新學,只能任其“泛濫”。

  的確不能科舉,那會天下震動。

  然而也得給這些人找些事做。

  可是干什么呢?

  皇帝的目光又重新挪向了蘇北淮南地區,也就是劉鈺準備殺許多人的地方。

  一旦靠這種引蛇出洞的手段,將當地劣紳屠戮干凈,朝廷是不是可以學一下秦時制度,選拔新學學生,讓他們作為小吏,填補鄉紳被屠戮一空的淮南蘇北?

  一來一旦新淮河修好,必須要有人承擔原本鄉紳的位置——修黃河,國家出錢,那維護當地的水渠呢?肯定需要有人來組織。

  二來新學學生里,一流的進科學院,次一等的入海軍,再次一等的做商貿職員,可這些仍舊無法給優秀的人才上升空間。南洋是一個方向,淮南亦可為一個容納的水池。

  三就是收稅問題了。

  十稅一甚至八稅一,在土地分給小農、取締了那些地方攤派之后,百姓依舊是負擔的起的。朝廷也需要一個高效的稅收體制,來維系運轉。

  靠收上來的稅,給那些新學學生做薪水,朝廷依舊還是賺的。

  除了這三點之外,還有另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統治深入到縣以下,也就意味著要管很多的事。

  統治統治,只管收稅,那不叫統治。

  這不是皇帝愛民如子,而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高利貸也是貸,最起碼是貸。

  一方面,把鄉紳一掃而空。

  另一方面,朝廷若又不完全承擔起鄉紳在鄉間的一些身份,鄉村很快就會混亂。

  最簡單的例子,荒年放貸。

  小農是很脆弱的,萬一哪年有災、萬一哪年有水、萬一哪年失火了房子燒了……

  甚至萬一爹媽死了,總得買個棺材、吹個響器吧?這不都需要急錢。

  既是準備用毒計將淮南劣紳一掃而空,最簡單的鄉紳所承擔的放貸的身份,朝廷要不要承擔?

  承擔,那就是青苗法。

  青苗法,前前前朝的例子擺在那,問題多多。商人、鄉紳,可以讓還不起貸的賣媳婦、賣女兒,朝廷能這么干?

  不放青苗貸,小農如此之脆弱,萬一出點什么災情,鄉紳又被一掃而空,這些百姓又該怎么辦?

  小農積累的那點東西,也就夠每年吃的。稍微遇到點災情,就扛不住。鄉紳固然可惡,但鄉紳也確實承擔了一些朝廷管不到的地方。

  某種程度上說,如今天朝已經不知道該怎么直接統治百姓了,只能選擇間接統治,用鄉紳做代理人——很類似于英國計劃在爪哇搞的殖民統治,由鄉紳作為小農和政府之間的中間人。

  皇帝、皇族、勛貴,類像是一群殖民者,靠著軍隊的暴力,維系和士紳階層的和平。士紳作為殖民者的中間人,負責管轄廣大的農村。

  誰來當這個皇帝都行,只要保持原來的規矩即可。

  官方放貸、調節、平糶、打壓豪強強制賣地、民間賑災、小災下的救濟……這些手段,現在全都扔了,也根本撿不起了。

  這些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方方面面,朝廷又不管,自然而然就會有人填補這個空缺。

  看似朝廷賺了,不用承擔太多的麻煩事。

  實則就造就了朝廷現在一年只能收個兩三千萬兩白銀,折合一下白銀通脹下的購買力,有沒有明朝前期的實物稅多都難說。

  對比一下可以執行圈地法案、可以保證授權壟斷、可以征收各種間接稅直接稅的英國;對比一下能搞統制經濟、能官方把對外貿易和殖民管的死死的法國;再對比一下只管戰爭、治水,其余在經濟方面幾乎毫無控制力、土地完全自由買賣、官方甚至管不到法定鑄幣銅錢和白銀的兌換率全憑市場決定——哪個才像是傳說中“完美”的“守夜人政府”?

  重農學派拿中國說事,不是沒原因的。

  英國可沒說混到便士、先令和英鎊的兌換,全憑市場決定。

  哪怕是整天被劉鈺嘲笑的荷蘭,也沒混到發行的銅幣和荷蘭盾的兌換,不走幣值,而走自由市場兌換吧?

  當然,劉鈺的評價是朝廷無能,廢物,而不是他們主觀上想這么做。

  和大順的“貿易順差”類似,亦或者和前朝末期的“思想解錮”類似。

  不是朝廷做了什么,而是無能到根本不會做什么,不知道該怎么做,甚至就算知道也做不了什么。

  雖然劉鈺對大順朝廷“無能、廢物”的想法,一直憋在心里,并未說出來。

  但皇帝這些年接觸了外面的世界后,自己內心也是有類似想法的。尤其是知道了英國的稅收國庫歲入,知道了英國的土地稅和亂七八糟的各種稅能收成什么樣后,這種想法也多多少少有所萌生。

  相對來說,其實無能的程度沒有數據對比的那么嚴重。

  只看白銀不對,還得算上兩邊糧食、布匹等西歐物價革命導致的將近三倍的差異。雖然都是白銀,但大順的20兩,和倫敦的20兩,真不是一回事。大順的種種奇葩政策,雖然制定政策的時候根本沒意識,但客觀上也確確實實延緩了美洲白銀帶來的世界性的物價革命。

  不過,皇帝哪懂這個,看到國庫白銀收入數據對比,自然膽戰心驚目瞪口呆若有所思。

  既是這般,皇帝就想著在淮南蘇北、蘇南地區,嘗試種種集權改革。蘇南走的是干涉模式、蘇北則要走上下直轄模式。

  既要這么搞,那么除了要收稅,就不得不把鄉紳原本承擔的一些事,承擔起來。

  所以青苗貸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總得有人放貸,以度災年,以備不時之需。

  只是,前前前朝的失敗陰影,讓皇帝內心很是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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