菀瀆在后世已經淪落成了個小村子，黃河南流，決口不斷，改變了很多事。
不只是愣生生造出來向內延伸百余里的海岸，也徹底改變了這里的經濟條件，原本的富庶地區混成現在這樣，劉鈺心中也是感慨萬千。
在史世用陪伴下，劉鈺只是在菀瀆鹽場稍微轉了轉，稍微和煮鹽的百姓聊了幾句，就離開了。
這里還是用的煮鹽法，實際上曬鹽法早就技術成熟了。
想想其實也能理解，為什么改革這么難了。
煮鹽用的柴火、煤，以及巨大的鐵鍋，都不是窮苦的灶戶所能獨自承擔的。
這也使得朝廷有能力控制他們，因為朝廷的管理能力太次，所以只能選擇往后退，用往后退的方式來管理。
明明早就有了曬鹽法，可是曬鹽法怎么管呢？
控制好了柴火、煤、鍋灶，就能控制煮鹽的鹽產量，從而防止走私，才能收上鹽稅。
可要是用曬鹽法呢？難道還能像查柴禾、煤炭一樣，去查太陽嗎？
和明末的思想解禁一樣，曬鹽之類的新技術能在福建等地鋪開，不是因為朝廷主動推進進步，而是朝廷無力管轄。
而兩淮地區的鹽，太重要了，占了鹽稅的大頭，這里朝廷也只能選擇用這種落后的方式進行控制——因為重要，所以落后。
帝國的軟件，決定了帝國能控制的硬件上限。讓硬件要更新，帝國的軟件發現跟不上的時候，就會選擇不準硬件更新，甚至讓硬件退版本。
那些發展的地方、沖破桎梏的地方，不是朝廷不想管，而是朝廷無力管。
這種事，別人或許還要問問煮鹽的灶戶為什么這么苦？
劉鈺是不用問的。
作為一個在松江府推廣廢棄漕米實物、改收白銀稅的人，他很清楚每年收米的時候什么樣。
米下來之后，商人就會壓價，壓到一個極低的價格。
缺錢用的時候，就會放貸，貸出一個極高的利息。
這些煮鹽的灶戶也是一樣，被鹽商所控制，壓低鹽價；需要資本買柴的時候，就放出高利息的貸款。理論上，朝廷有規定價，但凡是一旦只是理論上，那就等于不存在。
本來明初的設計，是官方提供資本、鐵鍋、柴禾等，煮出來鹽，按照官方價格定價收購。
但朝廷沒錢，所以發紙鈔，發沒有準備金、且稅收都不收的紙鈔。
一整套朝廷全面管控的官山海手段，明也好、順也罷，都是玩不轉的。
小生產者的邏輯從不是反對各種剝削，只是反對自己不是剝削者，這是小農心態注定的事。
即便現在大順來改革，也很難改成全面的朝廷控制，把這些小生產者鹽戶，弄成官方鹽場的雇工。
朝廷既要百姓能吃上鹽，也要保證能從鹽里收到稅，這也就造就了幾乎無解的局面。
除非大順的基層控制力達到一個驚人的高度。
但劉鈺身處黃河岸邊，想著一河之隔的對面正在修的那條后世同等技術條件、同等鐵器工具下，一個地級市的動員和控制能力，與這個傾全國之力的動員和控制能力的慘烈對比，就明白這不過是妄想。
要推動曬鹽法改革的難題，從不是生產技術上的，而是緝私技術上的、是基層管理能力上的難題。
換一種適當松一些的、符合現在大順控制能力的手段，允許資本入場呢？
靠資本充足，把這些小鹽戶都擠垮，讓他們成為赤貧的無產者，為新時代的降生提前孕育呢？
略微在菀瀆鹽場做了一番考察后，劉鈺給皇帝寫了關于鹽政改革的第二封奏折。
一共兩個問題。
為什么兩淮鹽會出現“川鹽入楚、粵鹽入湘”的走私情況？湖北和湖南，可都是兩淮的“銷售區”。
因為川鹽用天然氣煮鹽，根本不用燒柴禾。
而廣東福建，則因為前朝管轄的少，早早普及了曬鹽法。
使得兩淮地區的鹽的成本，是遠遠高于這兩個地方的。
燒柴，也得花錢。
甚至于，燒柴的錢，幾乎是占了煮鹽三分之二的成本。
柴禾不是到處都有的，為了煮鹽，又許多很多的土地專門種樹，用種植的樹木，保證煮鹽的燃料問題。這又變相增加了淮北地區的土地矛盾。
而不管是四川的天然氣煮鹽，還是福建廣東的日光曬鹽，燃料成本是省了的。
所以，想要根絕川鹽入楚、粵鹽入湘的問題，從根本上講，最好是讓兩淮采取曬鹽法。
否則，都是些治標不治本的手段，越查私鹽越多。
這是成本問題，用來解決兩淮鹽的鹽稅在湖北、湖南被走私鹽奪走的問題。
另一個，就是劉鈺提出類似于松江海商集團那樣的方式，以大公司的形式，方便政府監管控制，采取曬鹽法。
兩淮地區曬鹽法，有一個技術問題，那就是因為黃河入海的緣故，使得這里的海水比別處“淡”。
比別處淡，想要曬鹽就不容易。但實際上，也不是沒有解決的辦法，那就是淋鹵。
既然沒有技術問題，這種大公司投資、擠垮那些小鹽戶，還有一個好處，就是這些大公司，可以采用一些新技術。
蘇北地區本來就有用風車提鹽水的手段，但是隨著后來一步步往小農退，連煮鹽也往小農退，宋時就有的蘇北風車已經基本見不到了。
現在大順已經可以做出蒸汽機了，不敢也不能往紡織業上用，那完全可以用在這些對傳統小農經濟沖擊不大的地方。
為什么這些鹽場可以采取這樣的辦法？
因為每年都有大量的煮鹽的人逃亡，朝廷每年都要花錢招募，給一些股本，讓他們來干。
但往往，干不幾年，就被鹽商盤剝的吊毛沒有了。除了逃亡，還能怎么辦呢？
這和傳統土地小農不同，傳統土地小農，朝廷這邊擔心影響他們的生計。
但對煮鹽來說，則是要面對不斷有人跑路的情況。
這幾年其實更加嚴重，伴隨著下南洋在黃淮地區展開，而勸君莫要下南洋的感嘆還沒有流傳開，大量的鹽戶是偷著往南洋跑的。
這種情況下，也就不需要考慮會不會影響“小民”生計。
反倒是可以用最簡單直接的手段，上演一幕“大工場擠垮了個人手工業、使得他們淪為赤貧的無產者”的過程。
恰好，能夠極大提升生產效率的蒸汽機等，又不是私人小戶能夠買得起、用得起的。
同時，作為大公司，可以多生產一些存量，只要朝廷監管到位。
相對分散的小戶來說，大公司，如同松江府的那些壟斷集團一樣，其實更容易被監管。
朝廷定出的賣鹽價，理論上是有利潤的。只是那些小鹽戶一方面要靠薪柴煮鹽增加成本、一方面又飽受鹽商“收鹽壓價、買柴漲價”的盤剝，是以難以賺錢。
所以，如果能夠實行改革，既可以保證承辦的公司有利可圖，又可以壓低兩淮鹽的價格，從而驅趕川鹽入楚、粵鹽入湘的問題。
同時，既然朝廷要改革，要從鹽引鹽綱法，改革成鹽票法。
那么，按票納稅，也可以達成鹽業生產后朝廷的目標：收稅。
大公司是可以壓低成本的，而曬鹽又是需要場地的，所以私鹽只能選擇繼續煮，比較隱秘嘛，這又是必然無法競爭過采取了新技術的大公司的。
要么破產，去南洋種植園。
要么破產，去鹽場當雇工。
要么破產，去要飯。
沒有第四條路可走。
朝廷要做的，就兩件事：檢查鹽的質量、按照鹽的數量收稅。
除了這些和鹽業直接有關的因素外，劉鈺還說了其余一個和鹽業似乎關系不大的好處，或者說是規劃。
切入點玻璃生產，而之所以由此切入，因為這幾年玻璃生產也是朝廷的重要稅源了。
玻璃生產考慮要先考慮市場問題，蘇南地區經濟發達，玻璃的銷量年年提升。玻璃這玩意兒運輸起來，比瓷器還麻煩，經不起海上的風波巨浪。
所以，最好是在蘇南地區直接投產一些玻璃生產廠。
朝廷是支持玻璃產業發展的，因為每塊玻璃出廠之前，就會繳稅。
而且，朝廷控制著處在北邊的、科學院承辦的新式的制堿廠。
從源頭上控制了玻璃產業的上游原料，這就使得玻璃業雖然是商人經營的，但卻沒有逃稅的空間——多少堿，對應多少玻璃，這和鹽業之前根據柴禾數量來推斷是否有私鹽，是一樣的道理。
玻璃制造，又需要大量的煤，或者燒柴也行。
蘇南地區的柴價很貴，人口眾多，那里又沒有大煤礦，城市化率相對別處又高，柴價自然貴。
除了玻璃制造業，蘇南地區的一些新興產業，也都開始使用蒸汽機。比如鋸木、造船等等。
如果能夠讓淮北曬鹽也采用蒸汽機提鹵，那么構建一個以連云港為中心的煤業港口的條件就已經成熟了。
淮北地區是有煤的，尤其是距離連云港不是太遠的徐州地區、棗莊地區，都是有煤的。
那里的煤，又恰恰可以使用到蒸汽機——因為黃河改道的緣故，使得宋之前的一些煤礦，都大量積水。而這些粗笨的蒸汽機，做提水用，又恰恰非常適合在那里采煤。
只要有利可圖，那么劉鈺可以牽頭，利用原本的河道，再配合上馬拉的生鐵鐵軌，鐵運水運結合的方式，將煤炭運送到海州。
一部分供淮北曬鹽使用。
一部分則乘船去蘇南地區，既可以緩解蘇南地區“薪柴日貴”的窘境，也可以促進蘇南地區的產業發展。
因為此時黃河還沒有制造廣泛的蘇魯黃泛區，實際上這個看起來挺大的工程，其實并不大。
海州往西，因為黃泛區此時還未出現，是以薔薇河是可以通船的。
同時，還有一個后世已經干涸、但此時存在的青伊湖。
到青伊湖往西，還有個此時很大的駱馬湖，因為黃河水的存在，使得駱馬湖一段的大運河水量可以通航。
實質上，要修的，只是一段從駱馬湖到青伊湖的路，大約80里，沒幾個錢，資本完全修的起，而且有得賺。
因為這條路不止運煤，還要運鹽，運其余商品。算算現在蘇南的薪柴價和大順的航海術水平，海運煤依舊有得賺。
劉鈺最后又站在朝廷的角度，分析了一下這樣規劃“對朝廷、對天子”的好處：
在運河被廢棄之后，保持南北之間紐帶聯系的，只剩下了海軍。
這樣的紐帶聯系，是不夠堅實的。
最好的辦法，是加強南北之間的經濟聯系，即：南離不開北、北離不開南。
如此，才能解決運河被廢棄之后，南北之間的隔閡和分離問題。
朝廷日后想要控制蘇南，實際上只需要出京畿、過濟南、到徐州即可。控制了那里的煤，也就控制了蘇南日益發展的產業。
如此，江山社稷方可穩固。
劉鈺的每一次改革計劃，都必要讓皇帝看到：這樣對加強皇權、加強皇帝對天下的控制有什么好處。雖然里面都埋著坑，可劉鈺估計皇帝是根本看不出來的。
至于別的……聽皇帝和士大夫說說什么天下蒼生罷了，可別真信，不管哪個皇帝，只要他坐穩了位子。
最簡單的例子，如果朝廷真的為了天下蒼生、天下百姓，曬鹽法早特么在兩淮地區推廣了，還輪得到現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