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鈺的出現，使得皇帝下旨，分了“西學”和“實學”，將文化宗教和科學數學徹底分開，進行了切割。
這種切割的基礎，是有個人不是天主教徒，且能解方程組、算幾何學、介紹牛頓的理論，怒斥傳教士傳的哥白尼理論是過時的，至少也得談弟谷開普勒體系。
這種切割的基礎，是有個人不是天主教徒，卻能告訴皇帝羅剎國東正教神圣羅馬帝國教廷法蘭西英格蘭之大致情況。
這種切割，也就導致了后續程廷祚和吳敬梓兩人的分歧。
之前，兩個人都是一樣的：覺得完了，這個時代病入膏肓了，要批判過去的宋儒，要批判時代，不然天下就要完犢子了！
時代再不改，就沒救了，就要亡天下了。
可批判之后，怎么辦呢？
在反對和批判的時候，兩人是有共同語言的，是同路人。
然而到“怎么辦”的時候，卻出現了分歧。
有的人因為時代的因素邁出了這一步，找到了覺得至少可以怎么辦的方向。
有的人則蹉跎于批判之中，找不到方向，寄托于道德上的改變。
就像是資本主義出現的時候，誰都噴，教士、貴族、皇帝、國王、行會師傅、農民，都在噴，都在罵。選擇的道路，各有不同。有往回退的、有空想的，也有繼續往前走的。
在程廷祚認為“西洋傳教士以學問為餌、包藏禍心”的七八年后，皇帝下旨區分實學和西學。
在程廷祚擔心“傳教士恐為西洋蠶食之先卒”的十年后，大順下令禁教，但實學依舊引進，只封殺了宗教書籍，毀滅了天主教堂。
在程廷祚擔憂“何年襲呂宋，剪滅為屬國”的十幾年后，大順海軍下南洋，一舉奪取了從錫蘭到日本的廣闊大洋。
可以說，劉鈺解決了程廷祚心底的一個疑惑：即科學是否和西洋人是綁定的？
其實誰都知道不是綁定的。
但來一個會幾何的，就是耶穌會傳教士；來一個會代數的，還是耶穌會傳教士；來一個懂弟谷開普勒體系的，更是大中華教區的副會長……
這怎么說？怎么想？想反天主教，要不要反這些？
一旦不綁定，這個熱衷于顏李實學的人，接受了“東西方皆準的學問就不分東西方，而陡斯這東西不是東西方皆準的”說法之后，立刻覺得有了方向。
松江府日益繁華，程廷祚與吳敬梓在大順下南洋之后，相約游歷了松江府。
而這次游歷，也是兩人日后分歧的開始。
程廷祚看到的松江府，是萬物竟發、人皆談實、農工商百家之學各放異彩，各有用處。人之欲，人倫日用、飲食男女、趨利避害、樂生惡死，是誰也改變不了的，只能順勢用之，加以節制即可。但如一人餓的久了，在其猛吃的時候，說節制是無意義的……所見之處，一片勃勃生機。
而吳敬梓看到的松江府，是人皆求利、狂躁不安、以錢為尊、以利為上、銅臭之氣盡掩道德。投機倒把、囤貨居奇，以不勞而獲食其股息為榮，各色人等行色匆匆，皆為錢而往來。為爭家產、股權，衙門官司判斷終日不絕；眾人所論之事，或今日豆價期貨如何、或昨日貿易得息幾許……所聞之處，盡是群魔亂舞。
兩個都已經四十多歲的人，自此產生了不同的想法。
程廷祚想要從頭開始，從新學學堂開始，學習那些新學學問，通曉地理天文算數幾何物理化學，知天下之大道，而融周公孔孟之學，興泛愛之世。
吳敬梓則想要寫一本《商賈外史》，盡刺諷新時代的諸多魔幻。
如果說，這只是兩人分歧的開端，那么最多算是眼中所見之物的區別。真正讓兩人走向絕交的，則是“大義”、“小義”之爭，也就是所謂的“道相同？道不同？”
起因恰正是鹽政改革。
兩個人都支持改革，但在鹽商的問題上，兩人出現了分歧。
吳敬梓說，當年自己窮困的時候，鹽商二話沒說，就給了二百兩銀子，不等自己開口，免得自己難堪。
再想想自己年輕時候，親族爭奪家產、破敗之后受盡白眼、被親戚躲著。對比一下鹽商的態度，當真是感慨萬千。
春秋之義，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以士待我，我必以士報之！
當時趕的也巧，當年在日本的時候，劉鈺就勸史世用說，回來后找個槍手，將他在日本的一些見聞寫成故事書，也好叫天下人知東洋故事。
免得寫個《說岳全傳》，那些外國，整個兒一中原批了層古怪名字的皮，金兀術簡直快成儒將了。或者寫個南洋小說，那南洋諸國，完全看不出和中原有任何區別。
因著史世用的書，再一個就是日本儒生和大順儒生的交流，程朱理學和古儒學派的爭端，種種。
這里面，就因一件舊事，引發了諸多討論，
那件舊事，就是“赤穗事件”。
其實就一春秋戰國時代，士為主家復仇的事兒。
有人說，此真春秋遺風，戰國士尚存于扶桑。古之道義，本朝失之久矣。
天子失禮，求諸于野。
而有人則用劉鈺的那一套理論，給予了全面的批判。
當然，不是道義上的批判，而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批判——春秋戰國養士之風，在于分封制，在于對土地的全面控制。離開主人，這些士是活不了的，只能依附主人生存。
如今，最像分封制的，就是鹽政那一套。
信陵君孟嘗君等，都有自己的封地、田產，那些士都要依附他們生存。
而鹽商手里拿著鹽引，父子繼承，新人無法入行，鹽引永世不易，這和封地又有什么區別？
只有分封制，才能養士，才有所謂武士精神。
鹽商現在養了一堆幕僚、門客、清客、豢養儒生，為其鼓吹，和蓄養門客有什么區別？無非是那些儒生還有別的路可走，可以科舉可以干別的，而不像那些武士家主一滅再無原本的好日子。
是以孟嘗君失勢的時候，一眾門客全都跑路了，這正體現了天朝在向前走——它把士人的義等這些情感的神圣發作，淹沒在利己打算的冰水之中。它用公開的、直接的、露骨的那一套，代替了由幻想和道義掩蓋的那一套。
欲求赤穗之士，必要廢郡縣而復分封，保證人不能隨意流動、保證士都在家主的分封下生活不能跳槽，則其所謂的士之精神自現。
此正興公所謂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試問天下，誰欲廢郡縣而回封建？
程廷祚當時看完，就覺得看到了一個新世界，當即就拿著這套東西懟了自己的好友吳敬梓。
然后就爭論起來了什么是大義、什么是小義。
如果大義和小義發生了沖突，該怎么辦？
什么是大仁、什么是小仁？
如果大仁和小仁發生了沖突，該怎么辦？
有句話講，叫不經人苦，莫勸人善。
兩個人所經歷的生活，也算是早早為兩人的分歧埋下了伏筆。
程廷祚小時候家里窮，父親靠賣字為生，當然肯定不是窮措大那種寫字，而是中高端的那種，養活他讀書。他接觸了顏李之學后，又因此被后來的岳父賞識，因為其岳父也認為“圣賢者貴于致用！虛談性命，憊神章句有何用哉”？不但因此得了老婆，而且岳父一家人從不嫌他窮，鼎力支持。街坊里鄰，也多喜愛，遂自小產生了“泛愛，不獨愛其親”的思想。
吳敬梓小時候家里富，他爹為了多繼承家產，自小把他過繼給了長房。從小生長的環境，那就是“兄友弟恭”、“父慈子孝”，為了家產恨不得一家人互相屠殺。他老婆被家里的人逼死，他的那些同族的哥哥弟弟恨不能除之后后快。家道中落，受盡了別人白眼——就這家庭，應該說，很難產生“泛愛”、“兼愛”之類的想法的，連父兄都沒讓人感受到愛，還去愛別人？
程廷祚人如其名，作的厲害。從接觸了顏李之學開始，就狂噴各路學說。但其又因喜好實學，是以農、史、兵、河渠、天文、地理“莫不窮委探源”，以至于雖狂妄至極，但江南名士亦多與之結交。
吳敬梓則是家道中落，受盡人間冷暖，遂開始迷戀小說，有錢就、看戲劇、沉迷虛幻世界不能自拔。越是自小缺愛，越要大大方方，廣交朋友，熱情好客，獲得缺失的愛的代償。雖靠著當年科舉的功底，以及自身的天賦，文章做得不錯，但終究興趣不在那，更多的在琢磨怎么寫小說。
程廷祚本就很出名，結果那首二十年前寫的《憂西夷篇》，伴隨著大順下南洋、伐日本、禁天主，更是被當世贊嘆為“二十年之遠見、江南儒林膺服”——如果原本的歷史，這叫一百二十年之遠見。他說不想科舉，岳父說，行，科舉干啥呀？愛干啥干啥，學點有用的實學學問，或者自己在家注書也行嘛。
吳敬梓呢，則是在經歷家產之變后，一度窮到了“白門三日雨，灶冷囊無錢”的地步。自己的親爹，自小把自己過繼給別人為了多分家產；自己的兄弟姊妹，為了家產大打出手，逼死了自己老婆。那些自己有錢時候廣為結交的朋友，這時候都沒影了。
在這種情況下，鹽商的那二百兩銀子，那二百兩他沒開口、且鹽商給了圓他面子主動給的二百兩銀子，到底有多沉重呢？
這真是很難說清楚的。
程廷祚問他：你支持鹽改嗎？
吳敬梓說支持。
那你還要幫鹽商嗎？
吳敬梓說要幫。
因為，那是我自小學的“義”。
那是我諷刺世間百態而所追尋的東西。我不想變成被我諷刺的那種人。
于是程廷祚割了袍子，邁步走進了松江府的新學學堂；吳敬梓則轉身離開，獨自一人來到揚州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