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這個前提之下，怎么才能讓“鹽商從業的標準提高”，從而達到“以票鹽之名、行綱鹽之實”的地步呢？
吳敬梓又道：“鹽改之方向，無非是放開鹽引，讓小商人入場。那么，鹽改本身是天下悠悠之口，早晚要動的。”
“要做的，就是變而不變。”
“所謂變，是讓天下那些說要鹽改的人，無話可說，確實改了。”
“所謂不變，就是到最后控制鹽的人，還是鄭兄這樣的人，實則沒改。”
“這‘變而不變’的關鍵，鄭兄可知在哪？”
鄭玉緒已經隱隱約約地觸摸到了那層關鍵，但卻一時間找不到發力點。
他已經認可了吳敬梓的思路，思路肯定沒錯，這個思路很新奇，但非常有效。
關鍵就在于，怎么把這個思路，變成現實？
他起身沖著吳敬梓作揖，懇切道：“還請賜教！”
吳敬梓道：“其中關鍵，就在楚北、皖西、江西等遠地。”
“這票鹽改革的呼聲，已經沸沸揚揚，想來鄭兄也多讀這些文章。只是……”
說到這，吳敬梓帶了些嘲諷地笑了一笑。
“只是松江府的那群人沒有跟著吶喊，他們在忙著賺錢。如果那些人入場，就定會指出這些改革說法里的一個重要漏洞——小鹽商，是否有資本、有能力，將鹽運往更遠的皖南、楚北？”
“如果票鹽法，是只要給錢拿票，就能到處賣，是否會造成靠近鹽場附近的鹽泛濫、而遠離鹽場的地方無人起運？”
“如果票法再配合綱法，分為不同的鹽區，甲地票不能在乙地賣，那么這和綱鹽又有什么區別？無非原本是每年收稅的時候給錢，現在是賣票的時候給錢，鄭兄難道不能直接把票全買了？”
“如果不分引地鹽區，只要是淮北鹽場的覆蓋范圍就可以隨便賣，那么誰愿意去遠的地方？小資本小散商是否有那等財力，去皖南楚北？”
“若不能覆蓋鹽區偏遠之處，豈不仍是私鹽橫行？”
“朝廷要的，是打擊私鹽。但顯然，這樣只是打擊了江蘇河南的私鹽，卻加重了江西、湖北、安徽的私鹽。此其一也。”
“其二，小商人入場，就不提是否有資本轉運到湖北皖西等遠處，只說他們三五百斤一引，怎么查？是不是比大船更容易攜私？”
“這么改，只能讓江蘇河南皖東的私鹽收斂，卻無法觸及到私鹽真正泛濫的湖北、江西。”
正所謂，打蛇打七寸。
吳敬梓的這番話，正打在了朝廷鹽政改革的七寸之上。
如果拿百姓說事，那么，完全市場化的鹽改，能否惠及到偏遠地區？
商人求利，怎么保證商人去買鹽業概念里偏遠地區的鹽票？
如果不拿百姓說事，別扯大旗，談實在的，談鹽稅、談私鹽。
那么，這么改，等于是兩淮直接放棄了江西、湖北、皖西的官鹽市場，徹底扔給了私鹽。
這里面是這么個道理：小商人，是無力承擔鹽業概念上偏遠地區的銷售所需的資本的。
按照那些人嗷嗷叫的鹽政改革方案，整個淮北覆蓋的四五十州縣府，都算作“淮北銷售區”。
最低300斤，就能入場。
入場買票，就能在整個淮北銷售區售賣。
確實，立竿見影，兩淮地區的私鹽可以瞬間絕跡。
但遠處呢？
完美市場條件下，理論上，只要利潤夠，那么一定會有人去賣的。
但問題就在這個“完美市場條件”是否存在？
散商買的官鹽，運轉到湖北，周轉多久？資本是否充足？利潤幾何？
私鹽本來就存在，私鹽在那賣，賣不出去官鹽，收不回本，是否還會再去？
這個時代和后世最大的區別，就恰恰在這個運輸成本、周轉周期上。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搞鹽綱法、搞窩商的另一個目的，是集體運輸，方便查走私。
現在搞小商人入場，三百斤一船、五百斤一船，今天走、明天走，這走私不得走飛了？
查的過來嗎？
大順的官員不懂太多的經濟學術語，可不代表他們不明白。
這一次鹽政改革的思路，是標準的市場競爭思路。
列出的優點，一共四條。
其利一：票商少費，則鹽價日賤，賤則可勝私。
其利二：票商攜本二來，先稅后鹽，再無欠稅之弊。
其利三：票商量力而行，即便資本無多，亦準其販運，則廣生民間生計。
其利四：商賈各自競爭，恐人之不買己貨，固其鹽必潔白，以質取勝，百姓得利。
即，只要放開市場化經營，那么不但老百姓吃的鹽越來越便宜，而且在充分競爭之下，各個鹽販子的鹽必然不敢以次充好，肯定鹽的質量越來越高。
道理是這么個道理，官員的思路好像也沒錯。
但有兩個問題沒考慮到：
其一，怎么保證商人集團不用資本壟斷鹽票？靠朝廷干涉？那豈不是和改革的指導思路背道而馳？
朝廷怎么干涉？給足夠的權，那不是又退回到鹽官謀私的老路了嗎？不給足夠的權，靠什么管這些加起來幾千萬兩的大鹽商？
其二，遠離食鹽產區的地方，小商販是否有資本承擔這么遠的運輸、周轉呢？
而對大商人來說，為什么不在方便銷售的地方賣呢？為什么不主占優良市場呢？
誰會去主動為百姓著想，自己專門搶遠處運輸不便地方的鹽票？
好的銷售區，大家搶破頭。
不好的銷售區，無人問津。
搶破頭的地方，惡性競爭；無人問津的地方，私鹽泛濫。
當然，這可能只是一個說辭。
但這個說辭，卻可以作為理由，引出鹽商真正想要的東西。
這些大鹽商怕的是什么？
怕鹽票賣錢嗎？
他們又不缺錢。
他們怕的是“三五百斤就可以承辦買票”。
那么，什么叫“以科舉之名、行孝廉之事”呢？
就是提高入場標準。
理由，也非常簡單：
小商人經得起一年多的周轉時間嗎？
經得起運過去之后，私鹽競爭賣不出去帶來的破產嗎？
經不起。
一旦經不起，三五年之內，偏遠地區的鹽就沒人去賣了。
到時候，私鹽就會直接泛濫。
而朝廷，要的恰恰是為了官鹽打敗私鹽，才搞的這種市場化的改革，這不是南轅北轍嗎？
那么，朝廷是否需要一個大豪商，來承辦這些需要長期資金、資本投入的地方？
以保證遠離食鹽產區的地區的官鹽穩定？不至于今年有來的、多到賣不出；明年沒人來，百姓嘴里淡？
需要。
需要的話，利潤好的地方，比如淮北鹽區周邊，讓給小資本；最難的地方，給大資本？
這可能嗎？
既然改了票法，那我不干行不行？來去自由嘛。我干嘛不搶最好的銷售區，去辦哪些麻煩地區？
那么，有沒有解決辦法？
自然有。
吳敬梓給鄭玉緒出的辦法，一共分六步。
第一步：要明確，直接明著對抗鹽政改革，就算今天風頭過去了，明天又會提。
所以，一定不能明著反對，要絕對支持鹽政改革。
第二步：支持之后，借由鹽商控制的儒生，發動輿論，力陳那種小資本入場的危害，尤其是直指“影響朝廷官鹽在湖北等地的銷售，反而可能會使私鹽更加泛濫”。
直接詢問那些支持鹽政改革的人，是否想到了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又準備怎么改？
把各種極端可能都提出來，就問他們萬一出了這些問題，怎么解決？
敢不敢如當年傳教士和欽天監那樣，賭頭，立字據，保證不會出類似的事？出了的話，自刎謝罪？
第三步：提出解決方法。
小商人資本不足，沒有能力完成偏遠地區的轉運。
那么，這就需要資本充足的大商人，來承擔湖北、皖西、江西等地的運鹽賣鹽工作。
同時，小船容易攜私，而大船卻并不容易攜私，因為一旦被查，成本太大。
而小商人肯定往容易賺錢且容易周轉的地方使勁，卻把不容易周轉的地方空出來，這也不合理。
最好的辦法，是讓那些往偏遠地區運鹽的商人，得到補償。
如何補償，則以“遠運近補”的方式，即按照比例，近距離的鹽和遠距離的鹽，達成一個比例，捆綁賣票。
比如說，蘇南這種地方，大家肯定搶破頭。
但沒事，可以搶，前提是你得承擔一部分皖西、楚北這些邊遠地區。
比如50萬斤蘇南的票，必要捆綁20萬斤皖西的票。
否則的話，誰來保證蘇南的票是公平的？管鹽票的二叔的三侄子的四外甥，怎么確保他們不優先拿到蘇南的票？
第四步：趁熱打鐵。
一旦捆綁賣票，則小商人就更干不了了。
這時候，提出“驗資換票”，即：資本達到一個數額，證明你有這個能力周轉，才能買鹽票。
要拿出足夠的本金，證明有能力。而普通商人周轉困難，利息又高，再拿出本金做保證金，這還怎么干？
這時候，驗資的雙重目的，就達成了。
資本充足，才有資格干；資本不足，那肯定干不了。資本半足半不足的，再拿出保證金，直接可以退場了，周轉不開。
第五步：提升入場資格線。
將轉運買票的最低額度，提升到2000舊引到5000舊引之間，也就是大約70萬到140萬斤鹽。
這樣一來，就完全阻斷了股本在10萬兩以下的小、中、大卻不太大的散商。
不只是鹽的錢，還有運費、周轉等等，沒有10萬兩，根本辦不起5000引的買賣。
一旦將10萬兩身家以下的商人擠出去，剩下的就好說了。
第六步：舊總承包商坐下劃分壟斷區。
原本的大鹽商，聚在一起商量下，協商好各自的額度、片區，誰也不要多吃。齊行控場。
如此，就算鹽政改革，改成了票鹽法，但實際上握有鹽票的，還是這些大鹽商。
只不過，原來的鹽引，是我爺爺有，傳給我爹，再傳給我。
現在，是每年公開賣票，走一遍流程，我的鹽票和我爹沒有任何關系，是我自己花錢買的。你要有錢你也可以買。
將這六步全部做完，也就達成了“變而不變”、“以科舉之名、行孝廉之事”的目的。
改了嗎？
改了，
鹽綱法廢除了嗎？
廢除了。
改成鹽票法了嗎？
成了。
鹽引不再繼承了嗎？
是的，不再繼承了。
每年開票公賣嗎？
公賣。
然后，和之前有區別嗎？
要說有，也有。
要說沒有，似也沒有。
幾大鹽商靠著手里的資本，即便改了票法，只要把關鍵的“小商資本不足不能轉運皖西楚北”這張牌打出去，提升買票資格額度，那么依舊還是控制著鹽的壟斷。
到時候，等風聲一過。
該怎么樣就怎么樣。
之前賣引。
現在賣票。
之前是按年包稅。
現在是按年拍買。
之前是我直接繼承我爹的鹽引。
現在是我繼承我爹的錢，再用錢買鹽票。
這樣一來，既可以讓那些喊著鹽政改革的人，無話可以說，也可以達成鹽商們反對改革的目的。
因為他們反改革的本質，是改革觸動了他們的利益，而不是因為他們對“改革”這個詞敏感，聽見就渾身難受，為了反對而反對。只要不觸動舊利益，改唄，使勁兒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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