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久，無可言語的孟松麓長嘆一聲，苦笑連連。
在他來海州之前，程廷祚曾和他們這些弟子談過一件事，那就是儒家現在面臨的一個巨大的危機。
大順開國時候，又是降衍圣公為奉祀侯，又是搞實學良家子，擺明了對儒家不是太信任。
然而這在程廷祚看來，實則這都是在救儒家，理論上還有自救的機會。
大明亡天下，大順給拉回來了，這個鍋不是太大。
所以這個不算太大、但肯定也不小的黑鍋，“宋明理學”完全背得動。
儒家沒錯，錯的是有人唱歪經啦，只要我們扭轉一下宋儒瞎雞脖兒解讀經典，還是可以的啦。
但程廷祚在大順下南洋二十年前，就寫詩認為所謂“島夷”，必然是將來的大敵，要提防西方侵略，防止重演呂宋的故事。
這既是年輕時候的激進，也是一種見識到西方文化之后的警惕。
伴隨著松江開埠，程廷祚接觸的越多，內心越是恐懼，恐慌。
當年，佛教逼著儒學不得不進行全面反擊，無數大儒出手，才完善了世界觀，擋住了佛教，這其中也包括直接動用了朝廷的行政力量和暴力機器。
這也導致程廷祚不以陽明學為正統，因為他們普遍覺得“雖力推陽明，卻不以其為宗，何也？以其雜禪也”。
而現在，大順禁教之風日緊，可依舊不斷曝出私下傳教的事，而且往往爆出來的都叫人瞠目結舌。
有寧死不說出傳教者藏身地的、有被棍棒打斷骨頭依舊保持禮拜之姿的。
這些，都讓程廷祚深深震撼，到底是什么讓這些人這樣死硬？
到底是什么，讓這些底層百姓能夠以肉體對抗朝廷堪比當年日本的禁教令？
蘇州教案爆發之后，他去看過，憑借自己在江南的文名，打聽到很多審訊的消息，也知道了那些蘇州的女性為什么會這樣堅決。
他得出的結論倒不一定正確，只覺這是因為百姓太苦、生不如死、故易被蠱，寧盼死后天堂。
震撼之余，他到了松江府之后，也知道了劉鈺在賣茶問題上的那番純粹是部分真相鼓動大順資本向西擴張的“英國‘佃’農雇工，平均月薪32先令，折合五兩銀子”的話。
這話，不同的人聽來，是有不同含義的。
劉鈺是說部分真相，故意借用大順“佃農”和英國農業雇工的差異假裝不知，而刻意翻譯成非常刺激人的“佃農”二字，也不談具體背景。
在大順的新興階層聽來，這是一個廣闊的市場，這個廣闊的市場，使得他們愿意不惜與英國東印度公司開戰，奪取其中的利潤。
而在程廷祚的那個人聽來，這是一種深深的震撼。
如果他是劉鈺的嫡系那群人，他們會分析兩邊因為物價革命的傳播而導致的糧價差異、分析兩邊的土地情況、人均畝稅、過去的封建傳統稅、對外擴張、羊毛貿易等等問題。
但他不是。
所以這種震撼，對程廷祚來說，只感覺到一種巨大的危機。
配合上禁教問題出現的種種讓他震驚的教眾表現，他內心的這種震撼很快轉化為了一種危機。
大明亡天下，大順給拉回來了，這個鍋不是太大，所以這個不算太大、但肯定也不小的黑鍋，“宋明理學”完全背得動。
如果將來島夷入侵，西夷勢大，那“宋明理學”已經背了鍋了。且不說已經背了，就算不背，將來真出事了，加在一起，背得動嗎？
如果他們背不動了，這個大鍋得讓誰來背？
誰能背得動？
誰有這個威望背得起？
他的老師那一輩，是極端的激進派，也就最多喊著“破一分程朱、近一分孔孟”，要把宋明理學一掃而空。
可要是他恐懼的事情發生了，如他老師那樣的激進派，會破誰？
大順如程廷祚這樣的儒生，經歷過太多的波折，他們經歷過最殘酷的大順反擊保天下，也經歷過全體一致的對程朱理學的反思，更經歷了之前所沒有的對等文明的沖擊。
然后，他們自己的內心，就不得不有一個繞不出去的圈。
如果說。
儒說自己只是講修身養性道德的，那么是否要剃發上表、聯虜平寇背鍋？
這哪怕放到儒教意識形態里，也是道德問題吧？怎么就弄得在道德層面上已經亡天下了？
王道到底該怎么行，才能真正的教化百姓，使之有德？
現在的問題是，明末死扛到底的，是一群根本不是教化者而是被教化者的百姓。儒生作為教化者，反倒不如被教化者，到底該怎么辦？
如果說。
儒家認為自己不是教，是比現在正在侵略的西方宗教更高級的東西，而根本不是一個低級的教，不只是講修身養性道德的，是有一整套政治理念的。
那，這一整套政治理念，總得拿出一個符合自己理念的政治構建，土地所有權、法權、工商業、稅收等等這一切，都要有個框架，然后去嘗試實踐吧？
怎么實踐先不提，藍圖總得先畫出來吧？
開除王莽的儒籍、開除王安石的儒籍，這都非常容易。
但開除之后呢？
那倒是畫個新的啊。
應該說，程廷祚認識到了這一點，也覺察到了其中的巨大危機，畢竟也是在大順下南洋的二十年前就擔心西方侵略效呂宋故事的人。
所以他要搞“新哲學”。
要把過于強調功利不屑辯經的顏李學派理論化、體系化，然后指導現實。
因為順興明亡，驅逐韃虜，期間艱苦，前所未見。宋明理學已經背鍋了，然而現在遲遲破而不立，再不立新，將來再出類似的事，那得找誰背鍋，一些激進派的儒生內心，一清二楚。
永嘉永康學派，和顏李學派之前的困境類似，都是沒有一整套經書，只能“事兒上見”，霸道太重，挺難把經書立起來的。
王安石的新學，當初倒是打算“統一思想”，但在儒家內部普遍認為荊公新學明顯是申商之術。
這個經，是很難辯的，是非標準已經先定下了。
很多新學問，在根本上就觸動了類似于“吃不吃豬肉”、“周五吃不吃魚”的問題，看上去能用，但仔細一看就可以直接否了，根本不是儒。
現在破而不立的局面在這擺著，使得每個人都想當正統。
然后每個人都當不了，因為你想當正統，就會有人指出你不符合經書。
之所以會出現破而不立的局面，也正源于此。
破的時候，大家齊心協力。
立的時候，大家奮勇爭先，但誰跑的快，后面的人肯定要拽一把。
鬧到現在，只能托古改制，誰古誰站得穩、誰原誰才立得住。
所以一群人拿起了先秦古籍，直接繞開了宋明理學，要自己注經。
可是，越古，問題越大。
古時的工商業占比什么樣？古時有工廠制嗎？古時的經濟基礎和現在近還是宋明的經濟基礎和現在近？
再者，自己注經沒有用，注完之后要得到天下的認可。現在宋明理學的權威已經倒了，孔夫子在兩千年前就死了，每個人都有解經權。
也就意味著，每個人都有拿著兩千年前的文章，說其他人解得不對。
直到真正做到這一步的時候，程廷祚才明白，自己的老師為什么要說那句聽起來那么古怪的話。
古來詩書，不過習行經濟之譜，但得其路徑，真偽可無謂也。
現在想來，真偽都無所謂了，這壓根是準備自己“編造”圣人言論啊。可惜死的早，要不然趁著日本開關的機會，只怕不知道能編出來多少“自東洋回傳中土”的“古籍”。
如今，傳到了孟松麓這一輩，在均田問題上，孟松麓就被這些年輕人直接懟的無言以對了。
現在就明說了，指望朝廷均田、地主自己獻田，純粹扯王八犢子。
那么，連第一步都走不下去，還扯什么別的？
如果非要走第一步，又確定朝廷均田、地主獻田是不可能的，那咋辦？
繼續往下推，可就嚇人了。
孟松麓語塞無言，而他對面的孟鐵柱卻未停下。
陰暗點去想，或許是因為身份等級的巨大差異，或許是因為孟鐵柱天生是個壞人就喜歡嘲諷別人，亦或許是因為朝廷割裂身份使得他們這些自詡為“讀書人”的讀書人不是讀書人而對朝廷認證的讀書人的嫉妒不滿。
總歸，孟鐵柱并未停止嘲諷，而是繼續問道：“就算按你們說的均田，那均田之后，只說了農。那工商呢？士呢？官呢？”
孟松麓被懟到了邊角，這時候也只能背書。
“這個問題，昆繩先生是說過的……”
明告天下以制民恒產之意。謂民之不得其養者以無立錐之地；所以無立錐之地者以豪強兼并……
今立之法：有田者必自耕，毋募人以代耕。
自耕者為農，更無得為士、為商、為工。
若不為農則無田，士商工且無田，況官乎？
官無大小皆不可以有田，惟農為有田耳。
天下之不為農而有田者，愿獻于官則報以爵祿，愿賣于官則酬以資，愿賣于農者聽，但農之外無得買。
而農之自業一夫勿得過百畝。
孟鐵柱倒是不可能跟劉鈺似的，直接狂噴這是“反動透頂的空想”，而是陰陽怪氣地說道：“哦，原來你們設想的天下完美制度，就是如前朝那般，復匠籍、軍籍、商籍，萬世不易？你們這些正經的‘讀書人’，只能想到這一步了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