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這些年的折騰，皇帝也漸漸按照他的邏輯，理解了一些事。
之前的諸多戰爭，泛泛來講，是為了省錢。
而現在海外擴張派要進行的戰爭，泛泛來講，是為了掙錢。
戰爭的邏輯，好像是變了。
即便可以這樣理解，皇帝倒是也沒急著就開戰。
大順現在是有樞密院，有國家整體戰略的。
不再是無頭蒼蠅了，明擺著要打但要等待時機。
再等一次下南洋時候那樣的、歐洲干起來的時機。
為此，皇帝特別給南洋那邊的人寫了批復，整體意思就一句話：不要獨走。
要忍耐扯皮，嚴抓走私，只問直接責任，哪怕明知道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指使也不要去找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麻煩。
同時告訴那邊，穆哈和吉達那邊的關稅問題，讓他們自己解決，找荷蘭人之前留下的關系去行賄，朝廷不會在這個時候派出龐大的出訪土耳其的使團。
目的當然不能明說，更不可能直接告訴那些非決策圈的人，是為了防止訪羅姆而羅剎驚詫，從而投英。
好容易批復完關于南洋、貿易、中土關系、中英關系、殖民地管理、走私等問題的奏章，皇帝又拿起來一封很特殊的奏章。
說是奏章也行。
說是一本學術討論論文也行。
簡單來說，就是劉鈺念念不忘的月距法經度測算，在喬治·安森帶著他的百夫長號和航海鐘跑到伶仃洋數年后，終于取得突破了。
大順科學院的外籍院士歐拉，給出了一個月球軌道的近似公式。
但也很痛苦地表示三體問題是壓根算不明白了，給出這個近似公式后，他決定這輩子再不碰這個問題了，純粹浪費時間……留著這點精力，研究點別的吧。
既是月球軌道計算的近似公式有了。
“大學閥”牛頓逝世后，夫拉姆斯蒂德的北半球星表，也終于找回發表了。
大順與法國那邊的密切合作，以及大順與荷蘭買辦集團的全面合作和在好望角的經營，南半球星表也繪完了。
三大前置科技：三體問題月球特殊解近似公式、北半球星表、南半球星表，全都有了。
理論上，大順的任何一條船，在地球的任何地方，只要天空有星星和月亮，就可以自信地說“我知道我在哪兒”了！
換句話說，地球的廣袤大洋，再也不會有地圖之外的海島、大陸了。
地球，或者說天下到底有多大、有多少陸地、多少島嶼，已經可以確定了。
剩下的只是時間問題。
不斷地航海，不斷地測繪經緯度，繪制地圖就可以了。
不過，這個方法，有個好消息。
也有個壞消息。
好消息是：
大順造不出來航海鐘，也沒事了。
每艘船不需要配航海鐘，也能得出經緯度了。
從今天開始，紫禁城中軸線，有機會成為天下的、世界的本初子午線了。雖然只是有機會，但至少是有機會了。
壞消息是：
航海鐘是不用了，但每艘船上，必須配一個懂微積分，且能夠快速計算方程，經過嚴格數學訓練的、且必須能做快速方程組運算的大副。
根據此大副的數學水平高低，計算經度的時間，在兩個時辰到十二個時辰不等。
沒有初級高等數學的數學能力，沒法當合格船長了。
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呢？
招一批數學水平很高的“腦力勞工”。
真的就是腦力勞工。
他們需要負責，在惟新元年，通過龐大的數學運算，編寫出惟新二年的星表月距表。
然后，船上的人就不需要再即時演算了，只需要和那群炮兵一樣，查表就行了。
每一個會用三角函數表的人，未必會用數學把每一個角的弦切都算出來。
同理，每一個會用星表的人，也就不必可以用數學把那些繁復的數據算出來。
而這個“腦力勞工”的解決方案，也有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
好消息是，大順現在的數學水平，本土學生的能力，完全可以勝任。
壞消息是，這些能勝任這樣運算的學生，都得是科學院入學學習的水平。
所以，大順的新學教育，尤其是數學系，需要擴招。
不但要擴招，而且還需要擴充欽天監的編制——如果這件事交給欽天監去辦的，當然這件事怎么看也該是交給欽天監去辦。
欽天監，應該擴充大約400人左右的編制，而這些人是需要每年都重新計算的，因此是不能裁撤的。
這也是這封奏折轉到皇帝面前，需要皇帝圣裁的緣故。
物質獎勵什么的，科學院自有基金，通過投資松江府的公司獲得收益，來支付科學院的成果物質獎勵。
但，直接增加大量的吃財政飯的編制人員、科學院擴招這些，就需要走朝廷流程，讓朝廷批復了。
這事，可真不是小事。
要牽扯到紫禁城的那條中軸線、牽扯到星辰運動、牽扯到日月流轉，這可不是有錢就能搞的，是嚴重到堪比有錢豪商穿龍袍那樣的政治問題。
最簡單來說，這要是一群傻吊傻乎乎的，覺得現在經濟中心和海運中心都在松江府，本初子午線直接設在那位零度貌似更方便，那可是要滅殺九族的。
不過，關乎政治象征的事，只要考慮到其中的政治意義，那么政治意義本身就是最沒意義的。
比如奏折上，寫一句皇帝萬歲，那就幾乎等同于廢話。和奏章要談的事沒有一點關系，似乎純是廢話。
但要是誰在奏折上，寫一句皇帝不萬歲，雖然皇帝萬歲是廢話，但這句不萬歲可就事大了。
皇帝拿到奏折的這一刻，就不需要考慮中軸線、日月星辰這些東西了，這些東西在考慮中的意義就無限接近為零了。
他要考慮的，就是擴招、擴編、編制航海年歷這些，對他統治的意義。
這個意義，還是非常巨大的。
比如，現在大順開放導致的儒學危機，這個子午線問題，就非常有意義了。
大順以后可以拿著這個問題，去參加世界各國的大會，然后確定京城子午線就是天下的本初子午線，從而獲得“中國”這個天下概念、而非國家概念的巨大精神勝利。
確保天下之中的中國概念。
儒家士大夫會非常高興，至少不會反對天文學和數學的發展。
后世的人，是無法想象此時盛世下的士大夫，若是拿到一副后世的格林尼治子午線的世界地圖，看著中國的經度居然不是零、不是世界的“經度中心”，會多么崩潰和反對。
被人打一頓打的不得不接受，那是另一回事。真要那樣，這反而都是細枝末節不必在意了。
然而現在不是處在“壓路機”時代、覺得可以執掌天下嘛。
自信，和近代化被動沖擊下的極端保守化的假自信，是不一樣的。
子午線到底在京城，還是在格林尼治或者巴黎，在此時大順主動開放，主動改變天下這個概念的時候，是個非常嚴峻的政治問題。
皇帝真心覺得，這個月球運動的近似公式，來的當真正是時候。
龍顏大悅地批復了此事，認為這件事應該速辦，而且不是內帑出錢，是戶政府出這筆錢。
趕緊擴招，趕緊加編制，盡快把這個月距星表航海年歷做出來。
當然，如果只是因為這個原因，皇帝龍顏大悅，那可能說明，大順往前走的路也就到此為止了。
之前二十年的潛移默化影響，似乎毫無意義了，皇帝依舊是個標準的儒家君主。
實則，不是。
皇帝高興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和將來去打印度無關也有關。
說無關，沒有這份月距法星表，大順去印度也毫無問題，從錫蘭那使使勁，用個破澡盆也能過去。
皇帝考慮的，是南半球大陸上的金銀礦問題。
如剛剛批復的天津府尹、南洋那邊的奏折上的危機感，皇帝作為這些年大順自上而下改革的總頭子，自然比這些自發感覺到危機感的人更明白。
皇帝也曾與改革派核心決策圈的人議論過這件事，就說如果將來對歐開戰，大順的海外貿易受到影響了怎么辦？
海外貿易受到影響，現在皇帝已經明白，這直接關系到大順的錢銀兌換幣、銅幣價值、銀價、作坊雇工生計等等一系列的問題。
每年巨量的白銀流入，大順的銀價并沒有貶值，甚至相對于銅錢，還隱隱有所升值。
劉鈺是弄不明白這個混亂的、多參數的貨幣系統的。皇帝當然也弄不明白。
但都知道，一旦海外貿易斷絕，肯定會出大影響。
劉鈺給出的解決辦法，是發鈔。
靠國家發鈔，搞建設，拉動生產，頂過去那段時間。
贏了，就需要頂一陣就好。
輸了，可能就得構建一個以好望角以東的、包括印度在內的內部循環了。
發鈔不能只發紙幣啊，大順對前朝和蒙元發紙幣的事，始終心有余悸。
所以，這個國家發鈔、搞建設、拉動生產頂過那段時間的鈔，從哪發？
自然，要從南半球那片大陸上找了。
既然南美有大金礦、大銀礦；非洲有大金礦、大銀礦……沒道理南半球那個大島沒有。
要弄一條此時穩定的開發南半球大島的航線，這就很需要能算經度的月距法星表了。
當初劉鈺忽悠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時候，用的也是這個理由，要用航海鐘技術換大順出口許可。
劉鈺考慮的，是依靠金礦引誘資本，而開礦又需要農業基礎，從而促進一波大順移民南半球的熱潮。
這也恰恰說到了皇帝的心坎里，區別就是劉鈺考慮的是人民去那邊吃得飽，中途死一半，好過在家守著二三畝地；皇帝考慮的是百姓去那邊，免得在家造反，解決一下人地矛盾，同時挖金銀，提振朝廷收入。
他西班牙能靠挖金子，挖出來個全球帝國，大順挖金子，頂過去海外貿易斷絕期，或許總是沒問題的。
通過這次修淮河、通過西北戰爭發財的陜西資本開發井鹽等幾件事，皇帝也明白看到朝廷財政調控的作用了。
畢竟連滿清乾小四那樣的，也明白給當兵的發工資，實質上也是在促進工商業發展，所謂“兵丁用度寬余，則百貨流通，商人可獲自然之利。加恩于兵丁，未嘗無益于商賈也”。
大順這邊已經搞了二十多年的改革了，要是連這個道理都不明白，實在不至于。
搞明白這一點，如今又有了月距法星表圖，實際上大順卷入帝國主義殖民戰爭、對英開戰的最后一點后顧之憂也沒了。
繼續發展工商業，準備去南方大陸挖金子，攢錢，一旦開戰貿易受到巨大沖擊，國家投資搞建設搞擴軍，頂過去就好。
皇帝覺得，如此做，便不會出現那種百工失業而作亂的危機，完全可以繼續搞，包括整個江蘇和鹽政的改革，也是可以繼續深化堅定不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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