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事情已經鬧得稍微有點大了。
真正的老百姓最多也就看看熱鬧，而江蘇省各府的流氓們，已經先忙碌起來了。
打行，興起于前朝，也算是經濟發展的副產物。
一開始倒是還有點俠義氣，但幾乎是必然的，就和青蓮教、白蓮教、聞香教之類一樣，發展發展就亂七八糟了。
打行起源于蘇州府，源于蘇州府募兵防備倭寇，但倭亂結束后，這些人被遣散了。
一群練武的，進了城市，然后被遣散了，沒有生計，所以他們會干啥，也就顯而易見的。
當時的應天巡撫來處置這些問題，剛來就被這群人來了個下馬威，沖進去給了一耳光，告訴應天巡撫別雞兒沒事找事作死，不然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最后鬧到了要起事攻下蘇州府、武力弄死應天巡撫的地步。
顯然，封建鐵拳教了教這些人，流氓和軍隊有巨大區別。
這也導致了一個后果，就是這些人流散各地，嘉靖年間于蘇州府，到了萬歷年間已經擴散到松江府。
而這些年，大順廢運河，大量漕工，也為江南干這一行的輸入了大量的新鮮血液，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
最遲到萬歷中期，打行就已經“初步專業化”了。
最下層是敢玩命的馬仔、打手。
上層，以秀才為主。
秀才大量參與流氓組織，是從萬歷年間興起的特色。
民告官，甭管有沒有理，先挨打。
秀才有特權，不需要。所以迅速催生出了秀才打行這種高端組織，畢竟正規的黑社會也得需要名牌大學的律師會計之類的嘛，都差毬不多。
秀才作為讀書人階層的特殊群體，是有一定的豁免權的，而且一般情況地方官也不敢下死手。
封建王朝，從不光鮮。
但看明末江南，經常出現民眾打的衙役、士兵抱頭鼠竄的場景。不知道的還以為這些喝血的衙役都是人民子弟兵，不可能對百姓下手呢。
實則上這些百姓帶頭的，是專業的打行秀才。
秀才領著，生員帶頭，隨便一搞，誰也不敢真的下手。
百姓，百姓一年死幾十萬，也沒見什么事。可要是打死個生員、秀才，那事可大了去了。
伴隨著大順廢棄運河，甚至更早從開始海運算起，大順江蘇的打行也迅速分化了。
松江府作為海運最先興起的地方，大量的外地人、漕工、以及山東登州府等地的水手等涌入，新幫派和舊打行，迅速出現了沖突。
而松江府的新興資本、工商業的發展，也繼續搞自己的“專業隊伍”，兩邊斗了幾年，最終伴隨著大順廢運河這個決定性的打擊，舊打行全面潰敗。
松江府的秀才們，很多也搖身一變，成為了新興階層、工商業資本的附庸。
而在揚州府，舊打行這些人，依舊還是依附鹽商為生的，包括大量的秀才，有文有武。
有筆桿子，也有專門的槍桿子。
至于百姓，百姓在被組織起來之前，其實力量不大。
現在因為鹽政改革鬧出來的矛盾，是立體的斗爭。
上層有朝堂爭斗。
中層有官員扯皮。
下層……下層，其實就是鹽商的沖鋒隊，和新興資本家的沖鋒隊，兩邊在打。
當然，這有點侮辱德納沖鋒隊，論組織力確實差得遠，但某些方面差不多。
雙方出于不同的目的，都把下層爭斗的焦點，放在了這一次廢鹽改墾上。
至于說這件事真正的利益相關的幾十萬鹽戶……不過是被利用的而已，他們自己是沒有任何發聲渠道的。真正能把這幾十萬鹽戶、松江府工人組織起來的強力組織，打這群人跟玩似的，但現在他們還未登上歷史舞臺。
兩邊依附舊鹽商資本，和依附新興工商業資本的兩大沖鋒隊，在資本的命令下，迅速展開了動員。
舊鹽商體系那邊，快速找到了專業打行，大量秀才開始寫文章，痛批墾荒公司奪民之產、使民無業、逼死百姓、不給小民活路、天日昭昭六月飛雪的大量文章，開始在舊鹽商控制的各個府縣傳播。
而專門負責仗著秀才身份鬧事、見官不拜、地方官不敢打死、衙役不敢真下狠手的武打行，也組織了三十多名有功名的秀才，帶著大量的中下層地痞，向事發縣集中。
新工商業體系這邊，也快速找到了在松江府灰色斗爭中大獲全勝的新幫派，這些融合了漕運漕工狠勁兒、或者逃避朝廷追捕的香教堂口，也迅速組織了人手。
而松江府等地已經開始依附新興資本的秀才、生員們，也領導了錢，開始寫文章描繪鹽戶生活的苦難，豬狗不如的生活，盛贊鹽政改革的好處，痛批那些鹽蠹是百姓口淡的禍根、是朝廷鹽稅少官鹽難賣的根源。
而負責諸如沖擊衙役、“義憤”毆打官員的秀才生員們，也都準備好了。
封建社會嘛，黑社會也是要看身份等級的。
能打對面秀才的，只能是秀才，不能越身份等級鬧事。
正所謂，京城有京城的規矩，江南有江南的規矩。
有些事，在江南，就得用江南的辦法。
前朝內閣首輔朱國禎，在《皇明大事記》中，已經將江南打行，與甘州兵變、大同兵變、遼東兵變等，視為同等的大事。
應該說，能當首輔的，這點眼力還是有的。
雖然他無法理解這是商品經濟發展、大明基層失控、工商業發展的必然，但也意識到這是一種“嶄新的”、可以和甘州兵變遼東兵變等并列的大事。
在封建王朝，當朝首輔將其視為與兵變同等重要的大事，也足見其嚴重程度。
應該說，朱國禎的預見是正確的。
從嘉靖末年到明亡，江南的一系列光怪陸離的官民爭斗、抗稅、黨爭等等，這些打行的人全程參與。
無組織的民眾，是成不得事的。
即便打行只是封建幫派的興致、專業打手、流氓無產者的性質，組織松散，但終究是有組織的。
否則，是無法解釋諸多奇怪的記載的，怎么百姓就有那么高的政治覺悟。
哪怕到了甲申年，崇禎上吊，江南哭臨，這些打行“流氓沖鋒隊”，也露了臉。
閹黨想要列班祭拜，復社反對，寫檄文羞辱。
閹黨就雇傭了一批當地流氓，上街去打復社的人。
復社也知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于是復社的徐武靜、張子退，立刻從東陽、義烏等地，雇傭了大量的打手。
崇禎吊死江南哭臨期間，閹黨的沖鋒隊和復社的流氓沖鋒隊，就在街上開干。
最終還是復社那邊的人更多，打的閹黨的人抱頭鼠竄，完全控制了市井局面，讓閹黨在市井間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復社迅速控制了市井間的輿論風向。
顧炎武在其《生員論》里，就指出過這個問題。
朝廷年年科舉。
科舉那么多的秀才舉人生員。
然后并沒有那么多的官缺。
大家讀書是為了當官，你又沒有那么多的官缺，然后還要體現重視儒家而給生員諸多優待，這些生員能干啥？
顯然啊，迅速流氓化啊。
利用朝廷給予的特權，當黑社會的頭目。
底層流氓不敢打的人，我來打；底層流氓不敢罵的人，我來罵；底層流氓不敢干的事，我來干。
上層結黨結社。
基層秀才當上層打手。
最底層是流氓無產者組織的專業打手。
當然，顧炎武雖然發現了問題，但解決問題的想法比較扯淡，認為要改變這種情況的辦法，是復“察舉制”，認為每個縣舉薦四五人，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了……就挺有想法的……
總之，正所謂，流氓不可怕，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不但有文化，還有國家給予的身份相關的諸多特權，那就更可怕了。
這也算是工商業發展起來之后，在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城市、且朝廷的中央集權基本崩掉對基層毫無控制力時候，鬧事的標準套路。
筆桿子寫文，掌控輿論，占據道德制高點，煽動情緒。
底層打手出動，搜捕對面的打手，打的他們不敢露面，那么他們的輿論也就無法在市井傳播。
朝廷干涉，生員打手出面帶頭，以有組織的一批專業打手攻擊衙役等，帶動城市不明真相的百姓，造成法不責眾的效果。
這一招在明朝是一直有效的。
而這樣的招數，最怕啥？
怕真敢抓人的軍隊。
他們成不得事的原因，也就是他們的局限性。
那些打行的生員，得益于朝廷穩定，因為他們的特權本來就是朝廷授予的，所以他們的依靠就是自己的特權。
所以他們懼怕，且絕對不敢發動真正的民眾的力量，因為他們知道民眾的力量一旦爆發，如同江南奴變和更早的江南借糶事件，他們會一文不值。
他們在用工商業發展之下的城市街壘斗爭的雛形套路做事，卻又絕對不敢反封建，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封建王朝的特權受益者，這也注定了他們只能是一群戰五渣，萌芽至死仍舊萌。
而打行流氓，相對于無組織的百姓，是強大的。
但他們，又是所有有組織的群體中，最弱雞的那種，哪怕對面的組織方式是宗教，他們都打不過。
這一次，鹽商那邊認定劉鈺不敢真的在城市殺人，所以依舊還是采取這樣的套路。
而松江府這邊的新興階層，也只能采取這樣的套路對抗。
而且，相對來說，松江府這邊，專業性更高一些。
因為，之前出過一些事，經過劉鈺的處置，使得松江府的流氓……專業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