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每個人切身利益相關的謠言，傳播起來總是飛快的。
海外貿易導致的商路流動，而商路沿線恰恰又是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城鎮，而城鎮的市民階層恰恰又是最害怕這個謠言成真的，是以這個謠言傳播的速度，幾乎快要趕上朝廷的驛站加急了。
江蘇的小市民階層對于反動倒退的恐慌，源于這些年來蘇南的諸多改革。
這些改革，又都是在皇帝權衡利弊之后，認為能夠加強自身統治后許可的。
而這些種種改革，往前說，源于從明朝開始的大量海外白銀的進入，商品經濟的發展。
這是基礎。
而更近一些的基礎，則是海運的發展、運河的廢棄、海外擴張帶來的商品糧基地，以及劉鈺以此為基礎在蘇南進行的諸多改革。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征收實物漕米，漕米不會直接飛到京城，得有人運輸。
以及松江府收大量的實物棉布，也不可能自己飛到京城，也得有人運輸。
稅、賦、役，是要分開的。
而國稅、地方攤派，也是要分開的。
理論上的賦、役制度，和基層執行的情況，依舊還是要分開的。
劉鈺改革的方向也是很簡單。
收錢。
確保錢能買到東西。
看起來非常簡單，但實際上沒有之前二十年的積累，這就是純粹是空想。
拿從隆慶年間一直持續到崇禎末年的江南土地之爭來說，發展到兩個縣級政府互相攻訐的地步，根源是啥？
根源，黃宗羲也不顧炎武的說過這個問題，原因是“本來田為母、丁為子；而今世丁為母、田為子”。
再往前推，為什么會出現這個原因？
因為，涉及到封建徭役、勞役。
必須要和戶籍土地做人身綁定。
再往前推，就是當初的官田、民田的區別，以及慣性之下官田大量減少之后各個縣的稅率完全不統一。
再再往前推，定都北方，江南作為經濟中心，這些物資不能通過傳送門直接送到北方，必須要有人服徭役給送過去。
就算沒有京城所需，地方上修個河堤、修個防波堤等等，也得征發勞役。
也就是說，最簡單的，讓田為母、丁為子，甚至取消丁的存在價值，只以田征稅，就需要達到諸多前提條件。
首先，得收錢，不能收糧。
其次，錢能確保可以買到東西，物價基本穩定。而這個的前提，又是大順需要有一支海軍，和海上運輸隊，以及蝦夷遼東南洋等商品糧基地，保證糧價穩定，并且可以把江南的物資運送到京城，維系朝廷運轉。
然后，得有大量的“無業游民”，地方上如果有什么徭役，可以花錢雇他們來干。
再然后，地方上得有錢。
而地方上想要有錢，就必須搞稅制改革。
搞稅制改革，反過來又需要以上作為前提。
應該說，是遼東的商品糧、南洋的稻米種植園、海軍、海貿貿易的白銀，這四項東西，堪堪支撐起來單獨一個蘇南的改革。
一直到大順徹底放棄運河，皇帝認識到錢真能買到東西之后，蘇南的改革才算是基本完成。
從隆慶年間一直扯到前幾年的土地賦稅、地丁、勞役、耕地歸哪個縣等等的一系列爭端，才算是最終解決。
當有了以上一切基礎之后，才能做到“以田為母”。
之前很多的大儒認識到了這一點，但是他們想的改革方案，全是往回退——搞井田，那這實際上也就是空談。
當這一項改革完成之后，實際上才算是真正解除了蘇南地區，壓在資本萌芽頭頂的那塊硬土。
由此引發的工商業稅收改革、朝廷所需棉布以白銀貨幣訂貨反向催生手工業發展、取消諸多工商業的封建徭役、改革絲織業的官營體系下皇權無償占有勞動價值等等。
拿松江府的布解來說。
前朝要先征收棉布，然后派人服徭役，把這些棉布送到京城。京城那邊再克扣一下、途中再克扣一下，基層里正又握有派役的決定權，再加上生員科舉官員的優免……理論上，后期也可以政府出錢，花錢雇役。但實際上，一來沒錢，二來給的那幾個子兒，傻吊才去呢。
是以理論上，又是要按照貧富分攤、又是要糧長征收，似乎可以很公平。
但理論上公平的事，到了基層，既是胥吏狂歡。
劉鈺則一改過去的辦法，按照朝廷所需，一年松江府也就征收17萬匹的布。
并不多。
稅制改革之后，收上來了稅，直接下訂單，紡織工場生產，驗貨裝船，北上天津，交割，完事。
看起來很簡單，可沒有前面的諸多準備，實際上真就做不到。單單一個沒有南洋種植園的爪哇棉花，就可以在第一步卡住。
這種改變，以及海外貿易、南洋松江布驅趕印度蘇拉特布、歐洲走私等等，極大地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
同時，也因為大型的蒸汽時代工廠，還未波及紡織業。
所以，此時，對小生產者、小手工業者來說，處在一個“前弊盡除、后弊未至”的階段。
基本可以視作大順蘇南小資產者的黃金時代。
甚至塑造了一批又一批“勞動致富，完成階級跨越，從機工到機戶”的小生產者的絕美夢幻傳說。
當然，改革現在只是進行了一小部分，紡織業也只是諸多改革的一個縮影。
在這種時候拋出這樣的謠言，根本也就在于這些小生產者感受到了生活的提升、負擔的減輕，但自身的焦慮讓他們對過去的一切充滿恐慌。
而這種謠言和焦慮，必然會在鹽政改革的爭論中被放大。
因為，在劉鈺的引誘下，對面拿著淮南鹽戶做幌子的那群人，所能拿出的方案，無非兩種。
保守。
反動。
而這兩種，都會遭到這些小生產者的極端反對，引發極大的恐慌。
保守，是那些鹽商的利益所在。
也就是保持現有的狀態，不要去折騰。
既不墾荒。
也不重新按戶分蕩。
商人依舊可以入場，操控鹽戶。
而這種保守政策，那些被流言所驚擾的小市民，也是極力反對的。
因為，他們反對場商這種商業資本的壓榨，反對大資本的控制，如同他們反對包買商對他們的壓榨一樣。
而反動，是那些真的有理想的儒生所能想出來的唯一辦法。
這一點，如泰州學派的創始人、王陽明的弟子王艮，就設想過。畢竟是私鹽販子出身，對鹽戶的情況還是比較了解的。
所謂裂土封疆，王者之作也；均分草蕩，裂土之事也。上有冊、下給票，上有圖、下守業……雖千萬年之久，再無紊亂矣 本質上，還是子承父業、身份固定那一套。
而這，又是現在江蘇的小市民極端反對的。
小生產者的訴求，是反封，又反資。
若是大工廠制、大資本不斷侵蝕他們利益的時候，他們會想著往回退。
但現在江蘇伴隨著改革正是勃勃生機萬物竟發之時，而抽在鹽戶身上的大工廠大資本的鞭子又暫時抽不到他們身上，他們自然恐懼于身份固定這一套東西。
簡言之，小生產者的心態是非常有意思的：既想要商品經濟發展和市場的好處，又想摒棄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切壞處。
一直試圖把資本主義發展，幻想成一副沒有陰暗面的理想圖案。
而大順現在的情況，是對這些紡織業之類的小生產的“陰暗面”，并沒有展現出來，故而他們更擔心的是過去的惡龍。
并不會未卜先知地恐慌于將來的嗜血惡魔。
鹽戶的身份固定，是制度，是可能落在每個小生產者身上的制度。
況且，廢鹽改墾之后，種的是棉花，是紡織業小生產者急需的原材料。
劉鈺是希望通過這一次的鹽改大混亂，通過雙方的爭論，盡可能在江蘇抹去“一旦找不到路就反動往回退”的這種根深蒂固的思潮。
或者說，解決從明中期就開始的“很多人都發現舊的統治秩序已經無法再照舊統治下去了，但嘗試了一圈之后，最后全部選擇反動往回退”的詭異狀態。
至少讓一部分知識分子，通過這一次的爭論，認識到往回退解決不了問題。除了往回退之外，還有一種似乎真的走得通的、往前走的辦法。
是劉鈺強行要把鹽戶問題，綁定到反動回退上。或者說，是他強行要把鹽戶問題，樹立成“反動的圖騰柱”。
因為，這是他能搞得立竿見影、皇帝因為鹽稅和對鹽生產的控制而滿意、百姓以為鹽價降低而滿意、為數不多的、副作用最小的往前走的改革。
無中生有根本不會影響到舊產業的如玻璃制造業等，不是改革，也不會引發爭論，白紙上畫的新東西，和涂改舊畫作，并不是一回事。
有時候，改革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反而是因為改革而引發的爭辯。
這一切的幕后指使者劉鈺，此時正悠閑地在一些本地望族的陪同下，拜謁暫時恢復了平靜、卻在醞釀更大爭端的縣城中的范文正公祠。
本地大族冒氏、姜氏等，皆隨其后。
借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文正公名句，拍了一下朝廷治理淮河、剪除洪澤湖泄洪威脅后，這幾家本地大族也終于向劉鈺試探著詢問了一下草蕩問題到底該怎么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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