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捧殺式的政治隱喻之外，劉鈺對于這場儒學爭論的態度，則是完全的置身事外。
一來他水平有限，根本沒資格摻和這件事。
二來就算他有，他也不敢。
大順皇權，不允許有個位極人臣的人，有“道統”。
因為大順皇權怕三樣東西。
造反的李自成。
解經的王莽。
軍權的趙匡。
而劉鈺本身對儒學的理解就遠遠不足，水平極低。
他把希望寄托在經濟基礎的改變之下，有大儒站出來解經。
至于他自己，則是用很標準的解構法。
拆掉儒學的體系，或者說他本來不懂儒學的體系。
尋章摘句。
斷章取義。
拿出來一句話，來做政策的合法性解讀。
至于說儒學道統、學派、孔孟、宋儒這些東西，他是“他們的話對我有利的，我就拿來用”。
屬于是把一個完整的、成體系的儒學，搞成了“名人名言”了。
故而關于孟子的爭論，他基本上是站在認為孔孟一家的角度去解讀的。
比如，土地稅改革問題。
反對他改革的人，認為劉鈺搞的稅率過高了，一點不仁義。算下來，其實平均稅率接近10了。相對于前朝的三十稅一，這簡直是暴政啊。
而劉鈺就引用了孟子的名人名言。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于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劉鈺就直接搬出來孟子說事。
說三十稅一，是標準的夷狄做派，是夷狄那種幾乎不會行政管理、沒有完整管制、中央政府幾乎不管民生官僚的夷狄風氣。
夷狄，五谷不生，沒有城郭要營造、沒有宮室要維護、沒有宗廟要祭祀。也沒有百官、有司。
對地方幾乎是不管不問的狀態，有了災荒也不救濟、出了問題也不管理，所以才能取二十稅一。
所以，孟子說，稅率過低的，就可以算作夷狄了。只是夷狄的程度是深還是淺的區別。
顧炎武說：元入中國，定天下田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
難道，蒙元不是夷狄嗎？所以，低稅率，就是夷狄的陋習。
因為夷狄根本不懂得如何有效地管理一個國家，不知道政府要管理基層，不知道要撫恤民眾，不知道要修繕黃河，不知道要賑濟百姓，不知道要有一整套的行政體系來保證國家的正常運轉。
值此大爭之世，西洋人若英圭黎人，已經跳出了夷狄的范疇，稅率基本在國民生產總值的14，甚至于在土地稅上，更是收入一磅而稅四先令，行五一稅；法蘭西國只能把稅收到國民生產總值的7，所以法蘭西國人口數倍土地數倍卻不能占據全面的上風。
本朝如果不想做夷狄，就要加稅。
朝廷有錢，才能夠修繕水利、賑濟災荒、保養軍隊、平衡財富、開辦學校、保護小民。
只有把稅收上來，才能擺脫蒙元以來，所殘留的夷狄惡習。
難道孟子的話，是沒有道理的嗎？
按照十億畝土地來算，按照每畝土地的收獲在200斤算，朝廷如果想要擺脫夷狄的惡習，土地上的財政收入要達到200億斤，也就是大約1億兩白銀，才能算作真正擺脫了夷狄的惡習。
現在只能收入這么點錢，既不能管控基層，又不能撫育百姓，更不能廣建學校發展教育，還不能給予鰥寡孤獨一些財政補貼，這不是夷狄風氣的殘余又是什么呢？
劉鈺也沒從什么朝廷收不上稅、基層只能搞攤派、士紳避稅之類的角度去論證。
而是直接抬出來了孟子的話，就說三十稅一就是夷狄習氣，低稅率放棄基層管控讓基層半自治的做法，就是蒙元殘余。
他這種“對我有利我就引用之，而不論其體系”的做法，也使得這場“如皋之會”十分難搞。
要不要收稅、收多少稅、怎么維系一個朝廷運轉、怎么搞地區平衡，本來是一個科學問題。
結果弄成什么了？
弄成了讀經。
經說，要十一稅，不能二十稅一，于是十一稅是好的。
但也不能說這種做法完全不好，針對稅率問題引發的爭論，也確實引導了一些大儒去思考，收稅、治國、基層管控、朝廷的責任和義務等問題。
偏偏，這里面又確實繞不開孟子。
政府行善政，就是仁政。
而在絕對皇權的基礎下，行善政的基礎又是什么？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
所以要修心。
而修心之后。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由上位者的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這就算是仁政的基礎了。
谷</span這也就是心性派壯大的緣故，不然，怎么約束讓朝廷行善政呢？
這個，倒不是說孟子學說在這次變革中真正繞不開的地方，這玩意兒用處不能說沒有，但實際上就現實來看，頗為有限。
一堆學了一輩子儒學、修了一輩子心的士紳，也沒見得真就自發行善了。
真正說繞不開的地方，在于孟子說的一些具體的實例。
比如這番話：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谷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圣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
這番話的本源，是反對農家的絕對平均主義，反對農家的小生產者公平交換理論的。
但因為時代變遷，后世的重點，都放在了后面的“人與禽獸”的區別。
不過，如果想要解歪經，也不是不可以，甚至非常簡單。
即，孟子說的從大禹、到后稷，再到契的過程，是否可以理解為是有“先后順序”的？
或者說，是有主次順序的？
治水，也就是人民的生命權、安全保障、生存保障是最優先的。
然后，才去搞生產。
然后再去搞人倫教化？
如果有主次順序，或者先后順序，那么是否可以說，現在劉鈺搞的工商業發展、鹽政改革、土地政策，發展生產力，在儒學概念中，也是有巨大意義的。
或者換另一個角度，孟子這番話，是否可以理解為，政府必須要承擔諸如治水、保護人民、發展生產、教化百姓等等義務？
如果要承擔的話，錢從哪來？是不是要收稅？是不是要改革？是不是要加強朝廷的財政收入？
總之，把這些話都拆開的話，是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的。
當然，要想融合成一個完整的體系，解決孔孟爭端、儒學流派等等問題，并且再從新角度解讀這些圣人之言，那就是大儒要做的事了。
劉鈺肯定是沒這個本事的。
但他這種解經的角度，還真就確實得到了一些大儒的支持，也真的是順著劉鈺預想的角度，來理解劉鈺所進行的諸多改革。
甚至，人還不少。
但是……
但是，從惟新元年持續到惟新五年的江蘇改革中，最開始支持劉鈺的做法、甚至接近劉鈺解經角度的一些大儒，終于還是和劉鈺發生了分歧。
惟新元年改革之初，解決了廢鹽墾荒的基本規則之后，劉鈺邀請了一些大儒前往海州曬鹽工廠進行參觀。
這些本來就傾向于劉鈺改革的大儒們，很是支持，也很高興。
覺得這樣的好處確實很多。
朝廷可以控制鹽稅，這就可以有更多的錢賑災、治水等等。
而且，成本降低，商人得利、朝廷亦得利的同時，還能把成本降下來，這確實是有利于百姓。最起碼，百姓吃鹽比以前便宜了。
然而，伴隨著改革的深入，問題終于還是爆發了。
惟新三年初，淮安、揚州的大約兩萬鹽工，爆發了反抗朝廷更改鹽產區的集會，或者叫起義。
伴隨著鹽產區的改變、鹽業物流中心的改變，以及過于劇烈的改革速度，那邊也確實無法安置容納這么多的原本以鹽為業的鹽工。
這次起義，得到了普遍的同情，尤其是揚州、淮安本地人的同情和支持。
因為不只是他們，其實變革過程中，整個淮安、揚州的日子，都不好過。
而且因為變革的過于劇烈，揚州和淮安，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急速衰落。
運河加淮南鹽，就是揚州和淮安的根。
劉鈺把根直接刨了。
這么說吧，連揚州城的妓，都反對劉鈺。甚至出了至少不下于四十部羞辱劉鈺的戲劇。
鹽工為主體的起事，得到了揚州的普遍同情和支持，還給予了大量的資助。一些儒生甚至也投身到起事之中。
這些人起義的口號，也不是造反，而是反奸臣。直奔海州，要毀滅海州的曬鹽廠，給揚州、淮安的百萬百姓，留一條活路。
然后……被劉鈺這個劊子手，殘酷地鎮壓了。
打死了七百余人，四千人被判處流放到南洋種植園、鯨海、錫蘭等地。剩下的人，給了點活路，讓他們去松江府那邊做工，但房子什么的全都沒了，去那邊即便還做一樣的工作，生活水平也是比起在揚州時候直線下降。
真正惡心的地方倒不是鎮壓本身，而是劉鈺在擊潰了起事隊伍后，故意縱容一部分人做匪。
原本還算是有訴求、有儒生帶領的起事者，被打散之后，配合江蘇改革留下的不能全部覆蓋的極端貧困化的鹽戶、鹽丁等，迅速土匪化。
劉鈺故意縱容，混亂造成了幾年間，大量的富戶、商賈，或者說，資本，向長江以南的松江府、蘇州府等地遷徙。
短短數年，淮安、揚州的大量資本南遷。
之后的繼續衰敗，一次又一次的底層無法生存而導致的反抗，一次又一次的混亂。
然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資本南遷。
唐朝時候，無數文人幻想的騎鶴下揚州的揚州；明朝時候，繁華之盛幾近京城的淮安。
一千年的繁華，幾年之內，被劉鈺折騰的，半死不活。
一切都在從大順廢運河、興海運、改鹽政的數年之內，巨大的反差，而很多人是見證過大順廢運河之前揚州、淮安的繁華的。
樓臺傾頹、花木凋零、蝸涎蛛網、衰草頹垣，舊城風景嘆凋零。
荒城圍敗瓦，窮賈坐空桐。
昔日繁華今日衰，觀之不墮淚者，非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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