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哲身想到這些年在仁川看到的一些違禁書冊，對里面的這些事情也知道個大概，不免好奇道：“孟兄，我初來乍到，不甚了解。運河既廢，如何又要修運河？”
孟松麓對此可是了若指掌，笑道：“其中不解，實屬正常。趙兄不解其中事，這些年省內財政，都圍繞著‘棉’之一字展開。”
“朝廷廢運河之后，修淮河水利，通海。”
“但需知，朝廷是管治水的，地方灌溉通航事，朝廷并不出錢。尚需省內出錢。”
“淮南廢鹽墾荒，正需灌溉。”
“運棉來回，也需運河溝通。”
“是以便開始了從阜寧到南通的運河工程。若只是為了運棉，倒也可以修鐵路。但既是還要灌溉、退鹽，那就遠不如修運河了。”
“省里出三分之一的錢，剩余三分之二，由從阜寧到南通的各個墾荒公司出。趁著冬季不忙時候，也由各個墾荒公司出人工，協調組織。”
“但運河成，各個墾荒公司再引支流到自己的墾區。”
“自京杭運河被廢，新運河可是一點沒少修。從蘇州到上海的；從阜寧到南通的；從嘉興通黃浦江的……這些年，省內財政，多用在了運河修建上。”
“趙兄有所不知。資本亦可修運河，但只能修有利可圖的運河。而如嘉興通黃埔之類，運為次、水利為上，資本是一分錢都不肯出的，這必要財政出錢。”
說起財政問題，孟松麓忍不住面露一絲得意之色，因為松江府，尤其是上海的一個財政來源，正是源于他們門派，算起來應該是他的師叔王源王昆繩的辦法。
整體上，王源的思想，是支持土地全面國有化的。
雖然在農村土地問題上的想法比較扯淡——比起顏元和李塨的三十年贖買、地主自愿把土地交給國家的空想，王源的扯淡程度略輕一點，稍微有點可操作性。
他建議是對國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分別征稅。國有土地降稅、私有土地照著50的稅率搞，用不了幾年，大家就紛紛“自愿”把土地變成國有土地啦。
當然也非常扯淡，不過比起三十年贖買的空想，還是在理論上不那么空想一點。
至于剩下的諸如“繳稅授勛”之類的想法，實在是過于超前，不可能實行。
但是，在城市土地問題上，王源這個顏李學派率先提出“惟農有田論”的人，在城市土地上，提出了城市土地還是收房產稅比較好。
他認為農村土地最好是國有化，加限制買賣。而城市土地，不建議搞禁止買賣，而是收房稅。
雖然這個理論，和此時新的上海縣搞得辦法，其實不太一樣。但基本上，借著資本過江南逃、涌入上海的機會，這一項改良后的城市稅，還是得以貫徹實行了。
不過，劉鈺與顏李學派的合作也就到此為止了。
想到不久前發生的事，孟松麓的臉上又露出一絲不甚愉快的神情。
權哲身看到孟松麓臉上現實露出一絲得意，隨后又轉為淡淡不愉快，以為孟松麓是在感嘆修運河的事。
按照他的理解，或者按照他在朝鮮的理解，修運河，肯定是要征發勞役，估計又要死不少人，如今看來這天朝上國整天在干一些隋煬商紂的事啊？
遂問道：“如孟兄所言，如今大興土木、大修運河，百姓甚苦，是以這城中有凍死之骨，眾人皆以為尋常？”
然而對這個問題，孟松麓卻搖了搖頭。
有一說一，雖然當年鹽政改革的時候，他奉師命前往淮北多看看，和登州府新學一派的孟鐵柱在均田問題上產生了爭執。
也雖然，對于江蘇實行的諸多政策，劉鈺的殘酷鎮壓手段，不管是他還是他的老師程廷祚，都頗有微詞。
但不得不承認，這些年百姓的整體生活，真的是普遍好了。
就在幾年前，一場海潮，淮南鹽區還淹死四萬多鹽工。每年水災、潮災、黃河決口、淮河上游暴漲水患、死在加固高家堰上勞役等等，可謂是每年上萬那都是風調雨順的好年頭。
如今雖然改革的方向，在他們學派看來，實在是有些不仁不義，可效果真的是顯著的。
淮河修了入海，洪澤湖水位漸低，封閉了淮安清河口，黃河決口和倒灌的風險小了。
資本墾荒，政府投資加資本投資，修筑了海堤、改良的河道。
最關鍵的，還是農村的情況的。
確實，蘇、松、常、通等周邊地區，受到了極大的影響。
朝鮮米、南洋米、東北豆、遼東麥的瘋狂引入，糧價基本保持在八錢銀子一石。
畝稅改革后，佃戶日子過得更慘，紛紛退租。
但好處是這幾年瘋狂地搞基礎建設，挖運河、修水利等，容納了大量的人口。
而這些人口，又伴隨著淮南圈地墾荒的力度加大，不斷被墾荒公司消化。
至于附近的自耕農，日子過得，倒是真的比之前好了。
畝稅改革，受益最大的就是自耕農。
而織機下鄉，又使得這個以棉布而聞名的地方鄉村，并沒有受到新機械的嚴重沖擊。
糧價降低，對自耕農來說，是有壞處的。
但是，畝稅改革，折中了這種壞處。
甚至于折中之后，哪怕資本下鄉、糧價壓低，也讓很多自耕農直觀地感覺到，日子比以前好過了。
以前，稅、賦、加派、按縣納稅、鄉紳避稅、勞役、漕米、損耗、火耗，一圈一圈又一圈。
現在，真正的一條鞭了，統一征收固定土地稅。
一正一反，加上劉鈺引導的資本織布機下鄉，使得這場對小農經濟的瓦解，單單就蘇南地區來說，還真不酸痛。
當然，從正月份到四月，上海城中，幾乎每天都有餓死的、或者凍死的人。
而碼頭工作的時間周期性，又使得械斗經常、死人確實不少。
也當然，從廢運河開始，再到揚州、淮安衰敗，死的人幾萬是有了。
起義、反抗、鎮壓、屠殺、流放、遣送，這都是有數可查的。
而那些因為城市衰敗而默默死去的人，不知凡幾。
號稱八十萬人口的淮安，從廢運河開始，再到鹽政改革完成，十年時間，人口激降到了七萬人。
任何一個城市，忽然之間急速的人口暴跌，都意味著無數的苦難。
值得高興的，便是從去年開始，劇烈的動蕩結束了。
在劉鈺的殘酷鎮壓；以及先織后紡的政策引導；還有就是靠著東北、朝鮮、日本、南洋、歐洲的市場和經濟附庸；以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河南的鹽業利潤的幫助下，挺過來了。
二十余年的準備，外加東北南洋這兩大泄壓閥，以及前朝留下的淮南鹽不聊生的遺產，兩場至關重要的對外戰爭，外加軍改之后的軍事鎮壓，總算是堪堪讓江蘇半省的轉型，沒有痛入骨髓。
孟松麓即便看不透這么多，但也知道，從去年開始，混亂漸漸平息了，這確實是能親身感受到的。
至于生活水平，以自耕農來看，生活水平肯定是比之前提升的了。
廉價的豆餅，至少讓蘇南百姓吃的魚、吃的肉的數量增加了。
讓孟松麓評價整場改革，肯定是不好評價。
但對權哲身提出的對大興土木、大干工程的看法，孟松麓還是很容易給出了答案。
而他給出的答案，恰恰是權哲身不能理解的。
朝鮮國的人，自以為自己是小中華。
但真正的中華的土地制度、賦稅制度，和這個自以為“小中華”的國家，截然不同。
整場改革中，至關重要的“徭役”部分，改革的基礎，恰恰是商品經濟發展，舊體系的瓦解。
而權哲身的老師李星湖那么痛苦、開創實學的原因，恰恰是因為李星湖在漢城周邊親眼目睹了舊土地制度的瓦解、土地買賣、商品經濟的出現。
就以明初的蘇南手工業發展為例。
因為明初的稅收制度征收實物稅，使得一些地方用東西，來蘇南換取棉布、絲綢。
這促進了蘇南官營手工業的瓦解、家庭手工業的發展，最終經過明末織工一波又一波的起義和反抗，到大順這已經基本實行了包買制。
除了一些特殊的衣服，比如龍袍之類的玩意，仍舊還需要專業的官營工匠。
此之外，經過前朝末年的織工抗爭，官營手工業和匠戶制已經全部瓦解。
朝鮮國處在一個什么階段？
處在一個類似于明初到明中期的階段，甚至還不如。在土地制度上，甚至可能要倒退回唐中期。
稅收制度的改革，促進了朝鮮國的私營手工業發展；商品經濟的出現，又催生了土地買賣；土地買賣，導致了貧富快速分化，自耕農階層全面佃農化。
才堪堪走到這一步，而且也完全沒有明中期開始的白銀瘋狂內流的情形——倒是原本有一點機會，做中日之間的二道販子。然而劉鈺伐日傷害最大的不是日本，而是朝鮮，使得朝鮮的貴金屬直接空了，貨幣全面被大順紙幣占領。
這是朝鮮國此時要面對的問題。
所以，李瀷、權哲身等人，就算使勁兒往前跑、思想比別人都快，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最多也就想到明晚期全面反動回明初的那一步而已。
經濟基礎在這擺著，人的思想又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想著往回退，才是腦子有問題的。
所以歷史上星湖左派最終選擇了擁抱基督教，試圖全面倒退，因為他們最處在最痛苦的“苦于舊制度瓦解、但舊制度又瓦解的不夠”的階段。
這個階段才是思想界最難受的時候，而且幾乎全世界在這個階段，都會讓“往回退”的想法成為主流。
而且應該說，在這個階段，經濟學意義上最反動的一群人恰恰是真心最愛惜百姓、同情百姓疾苦的一群好人。
大順則是繼承了明晚期的經濟基礎、又往前正常走了八十年、又被劉鈺拽著大步躍進了二十余年。
同時大順也繼承了明末思想家的諸多想法，是在那些思潮的基礎上展開且發展的。
兩國的經濟基礎，從正常時間線上，差了三百年呢。
三百年前，劉鈺的改革，必然失敗；一百年前，明末的主流思潮都是經濟反動回明初，反對白銀貨幣、反對一條鞭法、反對稅收貨幣化，那時候搞劉鈺這樣的改革，死得更快。
蘇南官營手工業開始瓦解、私營手工業發展、土地私有制重新成為主流壓倒官田的時候，土木堡才開打。
朝鮮國現在才走到這一步，反動回溯的思潮占主流，幾乎是必然的。
不出現貧富差距、不出現土地兼并、不出現工商業發展，募役法有個卵用？沒有那么多“窮且自由”的勞動力，修運河不征勞役怎么修？
沒有低價到傷農地步的糧食，又怎么讓這些窮且自由的勞動力不至餓死揭竿而起？
低價到傷農地步的糧食，又怎么可能不讓農村原本的經濟體系瓦解，大量的佃農跑路城市，成為“窮且自由”的勞動力？
所以，簡單的修運河。
兩邊完全是雞同鴨講。
在默認各自的經濟基礎為基本的條件下，孟松麓是根本無法和權哲身講明白這些運河到底是怎么修的、又為什么會不傷百姓。
權哲身理解不了，因為孟松麓默認權哲身明白此時江蘇的經濟基礎、土地制度、稅收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