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松麓比權哲身看的更透、所受的震撼更大，因為他明白，明末順初一些大儒的擔心，真的走向了現實。
從古文尚書真偽論開始，再到反程朱理學，當初大儒所預言、憂慮的最終揚矢周孔，似乎真的不是杞人憂天。
因為這個脈絡，在明末已經上演過一次了。
東林黨的崛起，某種程度上，就是對陽明心學以及極端化的泰州學派的反動。
按其所想，天下危亡，源于什么？源于道德敗壞，只要肅正道德，就好了。
而道德為什么敗壞？
東林黨不能理解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舊道德，無法適應明末商品經濟發展的現實。心學創建，再到泰州學派、到李贄等人走到極端程度，都是試圖適應新時代變化的結果。
而這個結果，最終導致了東林黨對這些道德淪喪之學的反動。甚至明末時候，朱子學大興，既不是朝廷推動的、也不是誰來認定的，純粹就是源于物極必反的反動。
學術上的反心學而動，政治光譜上的保守道德主義回潮，沒那么多令人震驚的東西，很正常的事。
其實東林黨的很多大佬自己知不知道朱子學的問題？當然知道。
但是沒辦法，道德敗壞、天下將亡，問題到底出在哪了？找不到問題到底出在哪，自然只能從老辦法里找，搞道德至上這一套東西。
只要道德凈化，則積弊可除、天下可安。
東林黨也不是沒提出過“攤丁入畝”之類的想法。
但現實就是根本實行不了，為什么實行不了？
按照一個最容易接受的理解，那肯定就是天下道德敗壞，只有道德凈化，才能走下一步。
理想是美好的。
現實是殘酷的。
他們發現這條路走起來，真的是走不太通。
以至于到了后期，梅之煥、鄒元標等，已經開始感嘆：要是張居正還在，集權在手，鎮壓眾生，天下至于這樣嗎？
單就學術思路上，既沒必要吹捧，也沒必要踩的萬年不能翻身。
很正常的“保守派”，在轉型期對激進思想、道德敗壞的反動；傳統道德主義的一次回流而已。
古今中外，必然情況。
延續到大順這，路徑還是差不多。
東林道德，朱子學復興，是對明末心學激進派的反動。
到大順這，顏李等輩，又是對朱子學復興的反動。
如果一切正常，沒有劉鈺二十余年的物質基礎的變革，實際上脈絡是很清晰、也很容易推斷的。
從明末心學激進派，反動回宋儒，再從宋儒，反動回漢經學。
等著反動回漢經學后，無非兩種可能。
第一種，窠臼之中，仍舊無法指導和西方交流深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社會發展。工商業發展導致舊道德淪喪。
然后程朱理學最終反撲，走明末的路，在王朝末年，程朱理學再度成為正統，試圖走東林黨道德救世的路。
第二種，考據學和經學研究，總結了方法，但成果越來越少。因為儒家經典追到漢經學，其實并不多，出成果就很難了。
仍舊還是社會發展，無法指導現實；加之西方科技的傳播。
必然導致這些考據學家，或者是為了搏名出名；或者是為了走“以諸子補儒”的路，都會開始轉向更容易出成果的諸子百家。
《管子》、《墨子》、《莊子》、《晏子》之類的書籍考證、傳播、將那些佶屈聱牙的諸子文章重新整理翻譯成易于傳播的時代文風等等。
雖然說，楊朱墨翟的學問素來是儒家厭惡的異端，但在明末對宋儒的大反思之后，基本上，楊、墨二學的“異端度”，降在了佛、釋的后面，明末開始就普遍認為“佛釋之害，甚于楊墨”了。
總之，要么，末期程朱道德學問復興，結果道德救世不管用，再來一波反思。
要么，考據學推動先秦典籍研究，引入諸子學以補儒，文藝復興，托古改制。
而此時的大順，實際上第一條路基本被斬斷了。
因為劉鈺這二十多年的改革，重新塑造了江南的經濟基礎。
通過對大約二三十萬漕工鹽工河工的血腥鎮壓、揚州府淮安府以及運河區大約一百五十萬人的被迫遷徙，以及對外擴張、東北的種植業商品糧化等等一系列舉動，使得出現了理學家最不想看到的情況。
考據學有個問題，有人做過比喻，說是“考據學在前期，就像是蠶吃桑葉，但他媽的光吃桑葉，不吐絲”。
這就是戴震做的那個“轎夫”和“大人”的比喻。
桑葉咔咔地吃了一堆，吸取了一大堆上古營養，但絲一點吐不出來；或者說，大人重要還是轎夫重要？明顯是大人重要，結果新學問全都奔著天文學、數學、歷史、地理學、水利學這些“轎夫”使勁兒，而塑造社會道德的義理始終立不起來。
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被理學家頗為忌憚的點。
比如曾剃頭，就評價過，說這種學問最可惡。
張己伐物，專抵觸古人之隙。或取孔孟書中只言片語，變更故訓，另創一義。
歷史上曾國藩最擔心的方向，恰恰就是大順此時新生代儒生走的方向。
解構儒學體系，弄些只言片語，孔孟言語，先秦典籍，另創義理，變更古訓，以迎合社會發展的需求和現實情況，達成群流附和、堅不可易的效果。
而這么搞，實質上就是某種程度的揚矢周孔。
因為從董仲舒開始，一直到宋儒，才最終把儒學整合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體系。下到黎民道德、中到治國思路、上到宇宙道統，這一套體系是完整的，所以周孔之學方能經久不衰。
而這群搞考證的開始，看似是在明正先儒，使圣賢之旨明于天下后世，但實際上卻是在通過不斷瓦解已有的體系。
沒有后世的注解、體系、道統、整理，周孔之學是干巴巴的，不能作為下到黎民道德、上到宇宙道統的完整體系的。
這正是當初毛奇齡、李塨等人的擔心之處。所以當初才會警覺無比，認為這是可能會揚矢周孔。
純粹的周孔之學，是立不住的。甚至在戰國時期就立不住了，最后是融合了諸子百家進行了自我修正，才算是站住了。
考證，會讓很多東西，被考證出來那壓根不是真正的周孔之學，而后世的體系很多都是依托那些東西搞出來的——繼續考證，問題越來越多，《尚書》已經出事了；早在東漢，何休就懷疑，《周禮》壓根就不是周公所做，純粹是“六國陰謀之書”；到后期，更是懷疑純是王莽改制時候自己編的，《周禮》根本就是“三流書不配為經”——其實很多人都明白，只靠基本圣經，撐不起整個封建時代。
那么，依照“六國陰謀之書、韓申之學”的《周禮》而變法的王安石；重視虞廷十六字訣而創學的陸、王；曲改先賢本意、糅雜佛心的程朱……這些人，要不要開除他們儒籍？
還是說，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時代所需”，秉持的還是儒家治國平天下理想的真正大儒？
若是時代所需，那么時代在變，儒學要不要變？
俱往矣，如今的情況，如今的現實，又是王、程、朱、陸、葉、陳等等都無法解決的。
這種情況下，是否可以通過孔孟的“只言片語”、“斷章取義”，來創建新的、時代所需求的“義理”？
斷章取義，本來就是圣人所用的辦法。圣人講詩，不也是斷章而取其義嗎？
那么，這義怎么取？
就像這些食物的出現、流行，里面自有一些規律，必有一些原因。
那么，是否可以從歷史、地理、現實、盛衰、天文、自然中，總結出這種類似的規律呢？
更近一點說，江蘇的富庶，是否能夠總結出其中的規律和原因，并且推之于全國？
使得天下百姓，達情遂欲，先富后教，而王道備呢？
這種想法，對于來尋求救亡圖存之道的權哲身而言，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可對孟松麓而言，心里肯定是十分矛盾的。他的老師，以及學派的一些人，搞得那個鄉約鄉賢村社的嘗試，敗的一塌糊涂。
以至于孟松麓的內心，其實已經有所動搖，覺得自己學派搞得這一套東西，好像大概真的走不通。
是自己這邊走錯路了。
不過他也算是君子了，道德還是有的，他倒是也不否認這些年改革帶來的好處，否則他也不會向權哲身推薦這本野心勃勃的小冊子了。
只是，權哲身固然在之后前往南通的途中，和孟松麓相談甚歡、大受震撼。
但等到了南通之后，權哲身漸漸體會了一些孟松麓根本無法體會到的東西。
他們抵達南通的時候，從阜寧到南通的運河剛剛通航，大量的船只堆積在天生港。
孟松麓不無自豪地就隨口說了句。
“自改革以來，昔日名不見經傳的南通，如今繁華竟勝揚、淮。原本耕為主業、織為副業。而今許多家庭，已是織為主、耕為副。一月所織，數十人所穿。”
“趙兄看到這些船了嗎？都是往來南通運布的。布換糧米，百姓多得其益。”
權哲身看著那些正在裝布的船，并不能感受到孟松麓那種內心不自覺的自豪，反而苦嘆道：“這些布，賣到我國，我國紡布之輩，盡皆失業，無以謀生。軍布之稅，良人又不能不繳。辛苦種出稻米，盡數全到了上國百姓口中，我國國人耕者竟不能食米，反倒是上國傳來的種甘薯的手段行于全國。一畝田，半畝為稻納米納布、半畝甘薯自食為餐。”
“吾師言：本國之困，自興公伐日開埠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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