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劉鈺是想富朝鮮國，實際上還是為了富大順。
有些距離，看測繪生畫的比例尺地圖，是不準確的。
從大宗貨物運費的特殊比例尺地圖來看看，實際上平壤到上海的距離，可比合肥到上海近。雖然從空間地圖上看，合肥要近得多。
這種富國的辦法，其實挺血腥的，純粹是借助朝鮮國貴族士大夫擁有大量人口和土地的現實，走類似于普魯士或者俄國農奴去工場服役的辦法，快速完成畸形的工商業發展。
沒有圣君個青天大老爺能救他們，拯救他們的，只能靠他們自己。
就像是鹽政改革激發的一波又一波的鹽工起義，雖然從唯生產力的角度上，劉鈺對這些人的訴求定義是生產力上的反動。
但對他們的舉動，劉鈺是非常支持的。
損害了自己的利益，就是干，憑啥不干？
當初要是一波把劉鈺帶著的幾千新軍打崩，沖到海州毀了曬鹽場，重回淮南鹽小生產模式，劉鈺就得豎個大拇指。這就是階級斗爭。
這種斗爭，你死我活，連幾萬人的鹽工起義都鎮壓不了、不能做到十幾年內往海外關東南洋頂著超高死亡率強制遷徙百萬人口，還搞個錘子的資本主義萌芽？
關鍵現在朝鮮國太拉胯了，從奴婢從母血統制改革，就能反推出了朝鮮國的王權力量完犢子了，根本頂不住一次大改革，或者一次起義。
用簡陋的封建社會描述，就是國王封臣的封民，不是國王的封民；而國王的直屬封民，紛紛跑到國王封臣那里做封臣的封民。現在國王要把封臣的封民，拉成自己的直屬封民。
這要是不出事，那真是見了鬼了。
無非也就是因為作為大順的藩屬國，距離大順又近，故而不太可能出現取而代之、兵強馬壯者為朝鮮王的可能。
要么，在繼承人身上搞事；要么，黨爭；要么，大規模農民起義；要么，王室叛亂國王“中風”；要么，重提毒殺兄長野種論。
總之就是大順進場的機會很多——除了嘴炮階段的朝堂黨爭，這個確實不太好進場——剩下的，全都可以名正言順的進場。
關鍵是，進場之后，怎么保證讓還存有理想的讀書人階層，覺得大順之后的政策是對的、甚至把人往煤礦里扔是一種仁政？
要是沒理想的，純粹想著錢、貨、財、色的，那都不用考慮。
是以，要給權哲身“洗”腦，在劉鈺看來，一個至關重要的基本問題，是讓他們確定一個最基礎的概念。
這個概念，既不是魔改的仁義道德、也不是異端經書。
而是，最簡單的一句話：天下的糧食，是夠吃的。天下很大，你看不見的地方，有的是糧食。
因為真正的精英階層，其實懂一個非常深奧的道理：老百姓要是沒糧食吃，會造反。
當然，懂這個道理的人不多。
劉鈺估計權哲身肯定是懂，他雖然不知道星湖學派左右分野后左派是復古土改派，但既是能敏銳地嗅到了時代變化偷渡來到大順尋找救世之道，這種人肯定明白老百姓沒糧食吃會造反的道理。
實際上，“天下的糧食其實夠吃”這個道理，恰恰正是攔在權哲身接受劉鈺的歪理邪說的第一道阻礙。
很多后世理所當然的常識，在此時并不是常識。
不是說就差了幾百年，智商上有什么差距。
而是朝鮮國封閉的緊，一個自小長在所謂三千里江山的人，一個沒有在物質很豐富全球貿易盛行的時代生活過的人，真的很難理解——如果老百姓不去種地，都是做工，吃啥？
他就算是貴族士大夫，不是那種一輩子的世界只是周圍三十里的奴婢。
可論及眼界，此時真的不如大順一些被抓去東北、或跑到南洋的底層百姓。
連世界到底多大，都不知道，又怎么可能理解世界、解釋世界？
正如伴隨著天文學傳入了朝鮮國，讓朝鮮國的儒生產生了對朱子理學的懷疑。
現在想讓權哲身接受發展工商是為大利的想法，就得讓他知道，世界很大，產糧食的地方很多，挖煤冶鐵種棉花，和吃糧食，并不沖突。
當然，這種忽悠的前提，是因為朝鮮國在朝鮮半島。
劉鈺就沒辦法用同樣的道理，跑去甘肅、陜西等地說。因為說了等于沒說，南洋再多的糧食也運不到甘肅；可別處的糧食，走海運真的能運去朝鮮國。
第一道障礙破除不了，后面忽悠他們北邊挖煤南邊種棉，就不可能。
這句看上去不起眼的話，實際上就是在重塑權哲身的世界觀。
松蘇地區，用不著劉鈺來重塑這個世界觀。
因為明末時候，松蘇很多地方就已經純粹是不種糧食，賣布賣絲綢買糧食吃了。
就像是完全不需要告訴中原地區的人，春種秋收，種地能吃飽；但要是去那些追逐野牛為生的印第安部落，說春種秋收才是最效率的生存方式，他們肯定覺得這不扯犢子嗎？
現在朝鮮國的情況，是剛剛從當年的戰亂中恢復過來，農村剛開始出現高利貸、土地私有制傾向、剛出現統一的全國市場、商人階層因為“全部賦稅折色為米”的制度才發展起來沒多少年。
讓他們去讀《周禮》中的經濟部分，絕對比讓他們去讀《國富論》，更容易理解。甚至于讓他們讀讀《管子》中的經濟學部分，估計可能都不能完全理解，多數只能憑空想象輕重術到底是什么玩意。
這是經濟基礎所決定的。
有時候，眼中的世界到底什么樣，會決定很多事。
正如歷史上朝鮮實學派的兩大派別。
歷史上星湖學派這輩子都沒去過中國，而且政治上不得志，大部分時間都是農村地區的半流放狀態，目睹的都是農村的苦難，所以星湖學派的改革側重點，在于復古、土改。
而利用厚生派，發起者作為貢使去過中國，見識到了更大的世界，政治上雖不算太得意，但終究實在經濟最發達的首都圈城市生活，所以他們學派的改革側重點，是工商業。
但現在，情況反了過來。
星湖學派的人，一群光腳的，悄悄往松蘇地區跑看看世界繁華；利用厚生派的人，是穿鞋的，在官場上還算可以，故而只能走正規路線去京城。
而大順京城和松蘇的經濟基礎，實際上并不比原本歷史上蹲在京畿農村的星湖派，與在漢城工商業發達區的利用厚生派的差距小。
畢竟，北方是大順的統治基石核心，也是當年亂世影響最大、大順妥協度最小的地方，那里有非常龐大而穩固的小農經濟。
華北，現在當然不是松蘇資本的經濟體系范圍之內。
想要講通這個道理，劉鈺還是采取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辦法。
幾日后，一臉憔悴的權哲身正在為孟松麓送別，也可以說是孟松麓在為權哲身送別。
孟松麓端起酒杯，祝道：“此番，鹿庵兄要去南洋游歷，我自去極東大洋的檀香山。日后不知能否再見。你我相識不久，但亦算投緣，請飲此杯。”
這杯送別酒，孟松麓喝的壯懷激烈，權哲身喝的五味雜陳。
當下酒杯，權哲身道：“昔日，綿莊先生說，吾國之途，在松蘇。而如今，興國公又說，松蘇不是松蘇，松蘇之大，西至歐羅巴，南抵爪哇洋。興國公言綿莊先生之言無錯，但只在松蘇，看不清楚松蘇的全貌。”
“只緣身在此山中，不見廬山真面目。”
“興國公甚至說，朝鮮國和天朝一點不像，反倒是有點像是獅子國、錫蘭國。無非是這邊叫兩班貴族，那邊叫高維種姓；這邊叫白丁，那邊叫薩拉迦瑪種姓；那邊搓肉桂，這邊賣人參……”
“孟兄可曾去過錫蘭國、高浪埠？”
這話，孟松麓都有點沒法接。
說是好話吧，肯定不是。
谷啠</span說是羞辱吧，好像也不是。
至少以孟松麓所知，覺得好像除了都種稻米之外，別的所知也不甚多。
但他大約知道朝鮮國發生的“漢化”和“本地傳統”之爭，也發生過“佛”與“儒”之爭。
故而對這個問題，他也不知劉鈺到底是什么意思，不好亂說，只好道：“我不曾去過。不過，二者區別我的確不知。但興國公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倒有些道理。”
“細細品來，若只看上海，只覺光怪陸離，處處詭異。但若走一走蘇北，看看蘇北的棉花，竟便覺得那些光怪陸離之處，似也能看到透徹了。”
“不知興國公都和鹿庵兄說了些什么？”
權哲身笑了笑，搖頭苦笑道：“都是些異端之言。說愛糧食的人，那是有奇怪的癖好。而正常的人，是不會愛糧食的，從而把糧食堆積起來，因為愛糧食而積攢糧食。正常人只是為了用糧食，吃糧食。吃飽了，就會選擇把多余的糧食出售。”
孟松麓聞言也笑了，這的確是儒家大敵的異端言論，愛用之別。這套東西引申出來的問題比較麻煩。
比如房屋和土地，愛用之別的視角，很容易推出當土地沒有投資屬性的時候，商賈如果不愛土地而有收集土地房屋的詭異癖好，那么就不會去囤積土地房屋。
所以杜絕土地兼并的辦法是讓土地失去資產投資理財的屬性，然后就會引申出一些可怕的所有制問題……這套東西過于顛覆，最好是不用，比他們學派的贖買官田設想，激進太多。
笑過之后，孟松麓便道：“鹿庵兄就被這異端學問說服了？”
權哲身無奈道：“不得不服啊。上海幾十萬人，并不種糧食，可也沒餓著。那些自南洋源源不斷來的稻米，那些開墾稻米種植園的，也確實沒有愛稻米的屬性，從而出于愛而去囤積它們，就像是熱愛金石的人去收集文玩一般。”
“眼中所見，不得不信。”
“故而興國公說，叫我游歷四方，去一趟南洋，只抵高浪埠，看看松蘇到底是什么模樣。”
“在山中，是看不見山的。”
孟松麓笑道：“西洋人拜神信神，故而興國公言，他們是拜錢為神，或拜商品為神。”
“子不語力亂怪神。愛用之說，雖屬異端，細究起來，倒也和興國公所言的拜錢教、拜商品教，以及錢與商品到底是什么，是用、是愛，也差不多。”
“不愛稻米，卻愛錢，因為錢給了人一種假象，仿佛金銀從出生那一天開始，就可以天然地換到任何商品。”
“實則天朝用銀為幣，不過二百余年。如今卻仿佛自盤古開天時候就是如此一般，也難怪叫人著迷，愛不釋手。”
說到這，孟松麓不得不拋出自己的看法，雖然這個看法并不是非常有邏輯性，但也算是對權哲身的一個忠告。
“鹿庵兄，前朝衰亡之際，許多先賢大儒，都是反對白銀為幣的。我知道，令師之學，其實也反對白銀為幣。”
“實際上，本門學派，在此之前，也對白銀為幣一事，多有看法。”
“但，有些事……西洋人愛金銀、南洋人愛金銀、東瀛人也愛金銀……只怕，金銀為幣、或者貨幣通行一事，實難避免。”
“古人云，天地有道，若水取下、而鳶取上。逆而行之，恐難成功。”
“只殺此時看來，松蘇變革，白銀為幣，只要控制得當，并無大礙。”
“既是不可避免，何不順而從之，學一下如何控制，而不是選擇倒退不用？”
“興國公叫你去南洋、錫蘭看看，站在遠處，看看松蘇的全貌，又說稻米愛用之別，我看也是好意。”
“的確，吃飽的人，確實不愛稻米。如果有人愛稻米本身，著實如興國公所言，是一種怪癖，非是常人。”
“人們或愛金銀，我知道，朝鮮國不產金銀。可，松蘇，難道產金銀嗎？”
“我想，興國公給你出的辦法，定是發展工商吧？”
孟松麓這話的邏輯，其實有點問題。西洋人、南洋人、乃至扶桑人、東瀛人，都用金銀，并不能得出金銀為幣一定對的結論。
他談的只是表象，以自己粗淺的理解，勸說權哲身放棄極端復古保守的廢棄貨幣的想法。
畢竟，明亡順興時代的諸多大儒、思想家，面對明末亂象，都提出過廢棄金銀貨幣、復征實物稅、本色折色的想法。
孟松麓經歷過，也經歷了松蘇的改革，也目睹了那些先儒的根本擔憂被劉鈺一點點解決。
所以他認為，可能，貨幣取代實物交易，是對的。
而他也只是樸素的覺得，朝鮮國一沒有金銀、而也不懂貨幣，那為啥不直接全部用大順的貨幣呢？
既然不可避免，那么何必自己瞎折騰？
最后他說松蘇也不產金銀，但并不妨礙松蘇可以買到天下南北東西之貨。
所以，既然劉鈺給他講糧食可以作為商品的問題，很明顯也就猜到了劉鈺在權哲身那鼓吹工商業發展和交換這套東西了。
松蘇可是已經經歷過了，而且是以最激烈的全面取消漕米、改交貨幣稅這種非常激進的方式進行的。
親歷過這一切的人，大致能猜到談糧食的背后，到底是要談什么。
權哲身只道：“孟兄猜的沒錯。不過興國公也沒細說。”
“他說，如今我還不懂松蘇，故而說了也沒用。要讓我去南洋等地游歷一番，明白松蘇、商品、貿易、糧食、錢……這些東西到底是什么意思，才能講清楚朝鮮國的富民之策到底該怎么辦。”
“但聽國公的意思，他好像不是太認同均田為天下第一仁政的說法。而是做了個比喻，說均田更像是一座橋，天下第一仁政在橋對岸，只是這條河是弱水河，落之即死，尸骨無存。”
“欲行天下第一仁政，必要過這座橋。而均田只是這座橋，卻不是橋對岸。”
這個比喻，權哲身自然是迷糊至極。
但孟松麓聽到后卻哈哈大笑道：“其實，這就是我們學派與興國公最大的分歧。”
“恕谷先生言：為士、為商、為工，不可能容納天下無地之人，故而必要優化均田授田之法。”
“興國公素來覺得，為士、為商、為工，可以容納天下無地之人，只是如江蘇改革一般，過于傷民，是以要以均田為過渡。”
“他于阜寧行均田授田法，又行青苗貸，但也并不禁止地有兼并。”
“但他到底對不對，我覺得不對。”
“若以牛耕馬作，用耬車谷機，用龍車灌溉，一戶小農之極限，為二百畝。”
“五口之家為一戶，天下田畝算計有十二億畝，除而得之，天下為農者，只需三五千萬人。”
“你想想便是，怎么可能，工商業能容下兩億人？這絕不可能，故而興國公肯定是錯的。”
“就算這些年實學發展，日新月異，確有諸多奇技，但也不可能如興國公所言那般。”
“不過，發展工商，倒并不錯。只是，均田仍為天下第一仁政，此終點也，彼岸也，絕非興國公所言弱水之橋。”
說到這，孟松麓心里還有句話，并未講出來。
心想這些年松蘇改革，不知多少人迫往關東、南洋，墾殖那里的土地。你朝鮮國并無此地，若全然行江蘇之策，只怕定然大亂。
興國公不甚好殺，源于他可以脅迫百姓遠遷南北。你若照抄，又無力遷徙，更無地可遷，豈不是血流成河？
況縱有資本愿意雇傭，以興國公手段，必逼著他們雇河南山東之民，焉肯允許資本去雇你們？
只怕此事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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