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做事的邏輯，是那種基本不算大順人的人，或許難以理解的。
比如一部分已經不算大順人的大順人，就難理解，為什么要在災年加戰爭期間修三大殿？為什么現在還要保持個基本沒啥用的南苑，不把南苑墾荒？以及后世發生的為什么在甲午戰爭期間還要修園子……
等等，等等。
那么修幾條鐵路,并不是為了促進經濟發展，而是如同南苑一樣派人專門維護，哪怕可能三五年就用不了一次，也很正常。
平日里不跑車，需要的時候，再運軍隊、運糧食、或者運走災民，這對皇帝來說、尤其是可能每年會多出來二三千萬兩收入的皇帝來說,這也是很正常的。
在劉鈺看來，李淦其實是個挺好的封建帝王了。
這種好,就類似于，別人家的狗，被訓的能自己去廁所拉屎、能自己開門、能幫主人去買菜等等。總不能撇撇嘴說：這算啥呀？我七八歲的時候就能干了，這也叫好？哪個人到七八歲還不知道自己去廁所拉屎？
所以評價封建帝王好壞，并無意義。這是拿人的標準，去看貓狗，有時候會不自覺地把人的思維帶入到狗身上，甚至看到狗拉屎，便覺得人也拉屎，所以其實狗就是人的思維。
就此時中國的體量、貿易優勢、技術優勢、國際地緣優勢而言，一個合格的現代的中國的政權，這要是不在三十年內，動員出高效組織力量,把北美、大洋洲都占滿了，那都可以說純是廢物,及格線都沒到。
大順在工業革命前在世界貿易地位，到底什么樣,其實就是一層窗戶紙。
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想要搞生產、居然能一定程度上促進孟加拉紡織業的發展,這只能證明歷史上這個時代中國的統治階層，都是一群廢物。
勞動人民靠雙手創造出這么大的優勢，統治階層廢物到根本把握不住。若是知道原本歷史的人，沒有比看到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其實是為了買貨這件事，更諷刺、更想苦笑的了。
在這個急速變化的時代，真就是應了那句話：天下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在這種急速變化的時候，昨天的激進派，可能今天就成了保守派，后天就成了反動派。
牛二其實也已經不再是一個大順人。只是他自己并不知道而已。
因為即便他設想的移民、占地，也壓根不是從傳統封建王朝的“開疆拓土”去考慮的。
他對移民占地的思索，本質上還是如何應對他設想的工業化如何轉型。占地的目的，是提升人均資源占有量，確保在進一步的快速轉型之下，還能保證百姓有糧食吃，不會造反。
人均4畝地，和人均40畝地，哪個容易餓死？這個，一般來說，也用不著什么太高深的學問才能做出判斷。
包括他對印度征稅的建議，都不是站在一個傳統帝國對邊疆羈縻區統治的角度去考慮的。
大順和歐洲都在發生啟蒙運動，只不過兩邊選擇了兩條截然不同的線。
歐洲選擇的，是意識高于物質；而大順秉持的，是物質決定意識。但本質上，還是兩邊的物質基礎、人均資源等等所決定的。
對大順而言，道德、說教、理想國、三代之治這樣的設想，不要太多。
大順在歐洲的啟蒙運動中，其實是兩幅面孔，更像是后世蘇、美的結合。
伏爾泰的夸獎，是為了創造一個理想國，是天真地設計一個新世界，并且渴望一種“它種文明”的理想化。
孟德斯鳩的諷刺，是為了借中諷法，《論法的精神》里的中國制度，也是對教會的一種隱喻。
狄德羅對儒學和佛教的爭端的闡述，也是將佛教和原始自然神的儒家，做了個切割，借佛教諷刺封建迷信。
好的，壞的，都是她。
但無論諷刺還是夸獎，終究還是以一個“迷信的無神論者”為相對歐洲的高等文明的為基礎的。
這個高等文明，他們有著自然神論的觀念、崇拜孝順、公平、道德、認可天賦人權或者壓根不需要認可，尤其重要的是無需在人的問題上，仰仗神啟這種說法，人就是人不需要上帝賦予你是人的權利，也就不需要神啟。
這種啟蒙，當然對歐洲是有巨大意義的。
但在大順，與過程上，其實并沒有什么卵用。比如神啟、神賦人之權這些東西，在大順壓根就是驢唇不對馬嘴的玩意兒。
大順認可結論，但不認可推理過程，這是大順此時拔苗助長式的實學風氣的特色——比如大順實學派的所有人，都認可萬有引力，并沒有多少“宗教”上的阻礙，因為這很正常，而且絕大多數學實學的也沒看過那冊《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而此時萬有引力在葡萄牙依舊是要上宗教審判所的，在法國也是剛被伏爾泰和情婦翻譯成法文，蘋果的故事才開始大規模流傳，這也很正常。
宗教影響的程度不同，所謂啟蒙的側重點，也就不一樣。各有特色而已。
同樣的，讓大順的人，接受從經院哲學，引申出的突破天啟，再到天賦予人之權這樣的推理過程，其實在大順真的是說不明白的。
遠不如造反有理這樣的道理，更容易說清楚。
法國咖啡館里現在在討論的那些東西，能否解決大順這邊頭頂上可以預見的幾個大事？
或者說，法國咖啡館里討論的那些事，能否讓大順達到資產階級和小生產者相對封建貴族的力量對比？能否讓大順按照2600萬人3.5億畝耕地的人均資源配置？
比如，隨時可能大決口，直接改道北流的黃河，這個能解決嗎？
比如，人口不斷滋生，畝產其實比英國農業革命后的畝產高得多，但依舊常年災荒，動輒大饑的問題，這個能解決嗎？
比如，能否解決土地兼并的問題？
像是牛二這種實學出身的、被劉鈺影響頗多的、典型的大順這邊的啟蒙分子，他們對世界的理解是粗陋的，但卻有一個自己都沒意識到的模糊概念：
即：商周、春秋、兩漢、隋唐、宋、明……不管是賦稅制度、財產制度、土地所有制、工商業、貨幣上，都是不斷變化的。
他們確信，物質的改變，將會產生一種與新時代適應的，賦稅、財產、土地所有制、貨幣、乃至于朝政、官員選拔的變化。至于會變成什么樣，他們只是模糊地，按照歷史傳統去認為，屆時，自有周漢之別、漢唐之別、唐宋之別、宋明之別。
他們常年被潛移默化地灌輸和影響，內心潛意識里相信，思想、制度是搭建在物質基礎上的。
他們不是歐洲啟蒙派的萊布尼茨樂觀主義者，而更傾向于理性狂熱的進步主義者。
和明末那群思想家們秉持的傳統的民本主義引申，還不一樣。
大順的這群實學派的思想，很雜，很雜，唯一能把他們統稱為一個“學派”的緣由，就是對未來的、純粹生產力角度的設想。
而在生產關系上，雜的比彩虹還亂。
某種程度上，他們其實有點像是明末的東林黨，沒有一個具體的組織。區別就是東林黨對道德主義的認可，而新學的實學派是對生產力角度的認可。
皇帝現在問的這個問題，雖然奇葩，有些叫人意外，但實質上就是舊勢力和新時代的分歧。
來之前，劉鈺和牛二說過，說有什么就說什么。
但可并不包括這種壓根兒沒想到的問題。
這個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回答是先修鐵路還是先移民，而在于修鐵路要不要給商賈階層足夠的利益、是否讓他們把持對鐵路的控制，或者說是否要讓商人階層來包辦這條鐵路成為如同一些在南方已經出現的私營運河一樣的存在。
或者說，這個問題，最完美的回答，就是認為這是個問題。
如果這不是個問題，那么是有答案的，那就是讓資本入場修鐵路，不就解決了？
只有默認不能讓松蘇的資本入場摻和鐵路問題，這才是個“兩難的選擇”。
是一種默認“某種做法不可取”之下才有的兩難選擇。
皇帝不是要一個答案。
而是要一個“某種做法不可取”是一種共識、一種理所當然。
以證明，新學實學派的人，并不是全然站在松蘇資本那一邊的，相反對他們是充滿警惕的。只是將他們作為工具，而不是成為他們的附庸。
所以，牛二的回答，不管是“應該先修鐵路”，還是“應該先移民”，都是對的。
錯的回答只有一個，那就是“官營移民、資本修路，此問題可以兩全其美”。
牛二在沉默地思考了一陣后，給的回答倒是也蠻有趣的。
“臣之愚見，以為此事當可分輕重緩解。”
“要先修一條從京城到張家口的鐵路，從而讓蒙地的羊毛可入天津，如此工商可振，邊疆蒙人亦再無控弦彎弓之勢。”
“然后修一條自開封往關東。便于百姓遷徙。既可實邊，亦可減緩人口之繁。且關東之米麥，皆可運輸往關內，若有災荒，則可大賑。”
“再然后，便可全力移民于海外。”
聽到這個回答，劉鈺心里默默地擦了把汗，心道可嚇死我了，這回答倒是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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