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暗示，身處此時此刻；以及過去幾十年的英法幾度戰爭；且敦刻爾克被拆了又建、建了又拆的的歷史，讓德·拉·克魯很容易就理解了大順這邊的示好和誠意。
在確信大順這邊一定會選擇把英國俘虜送回英國、對英國國內進行“戰爭親歷者傳播恐慌”的策略后，德·拉·克魯也沒再繼續爭辯。
本身，土倫艦隊就沒幾條船了。
大順這邊出了個親王，法國這邊來了個剛晉升不久的中將，本身地位就是不均等的。
既然是帝國時代,
那么彼此的王冠、皇冠總得彼此承認。法國派他來，本身就是把地中海的戰爭指揮權交到了大順手里，德·拉·克魯也沒得爭。
于是他立刻派人，將直布羅陀獲勝的消息，傳遞回巴黎，并且附上了大順這邊的意思。
這種事，還是交給舒瓦瑟爾公爵，或者國王的國王之友小圈子吧。
不過，德·拉·克魯還是覺得挺欣慰的：最起碼，大順在敦刻爾克問題上的態度，表明了兩邊的分歧雖然存在，但核心利益上似乎并無分歧，那便證明還可以繼續合作下去。
這件事定下來后，德·拉·克魯就去準備了。
大順這邊的高階軍官，也沒有去看清點俘虜之類的事，而是繼續在直布羅陀的石山上，看地中海的江山，心情激蕩，感慨萬千。
李欗回身望了望遠處硝煙尚未散盡的戰場，忽然道：“你們還記得，第一次聽到直布羅陀、還有我剛才談的敦刻爾克的事，是什么時候嗎？”
大順的這些高階軍官，作為基本上同期的同窗,
幾乎給出了一個基本一致的答案。
“是在威海的時候。興國公講歐洲局勢、講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講布倫海姆之戰的時候。”
“我記得,
那時候,
是膛線槍的木托子彈剛研究出來的時候吧？國公在講一些戰術性的變革,
講武器、科技、陣法、戰術的相互關系？”
陳青海給出了一個準確的答案，其余人也都紛紛點頭，道：“是的，就是這次。”
那一次，李欗當然也在。
回憶起來，眾人回頭看看戰場，紛紛吐出一口氣，似乎在紀念著一個時代的逝去。
既是他們曾經一起在威海訓練的年輕時候的日子，自己的青春時代。
也是看到戰場上這一幕，想到了當初劉鈺關于“時代在不斷變化”的那番話，雖然只是戰術意義上的“時代在變”，可與當初的那番話對應一下，卻能深刻地感受到時代的變遷。
當時在威海。
劉鈺只是在拿到研制出來的木托子彈膛線槍后，轉述了一下恩格斯對布倫海姆之戰的評價——畢竟，那是個能負責編寫大百科全書上的軍事條目的強人，老恩的評價，自是相當到位的。
這次會戰從戰術觀點來看具有特殊的意義。
它極其清楚地說明了當時的戰術同現代戰術之間的巨大差別。同一種情況，即兩翼前有兩個居民點,
這在今天會被認為是防御陣地的最有利的條件之一，而對于十八世紀的軍隊卻成了失敗的原因。
在當時，步兵完全不適于進行具有明顯的非正規性質的散兵戰，而在今天，散兵戰卻能使精銳部隊防守的磚石房屋居民點成為幾乎不可攻克的。
言簡意賅地描述了散兵戰術、線列戰術，在面對相同的戰場、相同的環境下，完全不同的情況。
大順在直布羅陀的這一仗，實際上也算是對恩格斯這番評價的實體展示：
線列兵時代，和散兵時代，其防御戰術、防御體系、壕溝戰術，是有代差的。
大順的散兵，少量的散兵，在壕溝、環形工事、磚石據點防御中，頂住了以線列戰術攻擊的數倍英軍。
直布羅陀之戰，從雙方傷亡來看，并不算一場大戰。
但東西方的戰術體系，在此交匯，真正經歷過這場戰爭的人，包括已經自殺的約翰·莫當特，都已經看出來了一些問題。
舊時代，或者說，純粹的線列橫隊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棱堡時代，也已經快要結束了。
時代在變，一場新的戰術變革，即將拉開，誰跟不上，誰就會失敗。
開花彈、散兵、以及作為過渡的縱隊沖擊戰術、壕溝防御的兵力梯次配置、膛線槍的比例增加……等等這些，即便還做不到立刻讓戰術體系重寫。
但至少，新時代的曙光已經浮現。
防御一方的約翰·莫當特，臨死之前，寫給倫敦的建言，寫到了時代變了。
而進攻一方的大順軍官們，作為勝利者，也切身體會了一把時代的變化。
方陣在開花彈前不堪一擊。
線列進攻在散兵戰術面前損失慘重。
沒有蓋頂的棱堡，密集的線列兵戰術、距離被徹底淘汰，只剩下一種能承受更高膛壓的炮管、和一種更為安全的引信，以及一種更為便宜的拉膛線的機器。
在這一戰之前，“我們和歐洲真正的軍事強國，到底孰強孰弱、大順的戰術體系是否是正確的”，這樣的疑問，一直縈繞在大順的這些高階軍官的頭頂。
南洋之戰，打的是衰落的荷蘭，而且基本沒有啥像樣的戰斗。
印度之戰，那純是以多欺少，拉出去一萬五六千的大軍、將近十倍的火炮。
直到直布羅陀之戰，算是和英軍的常備軍交手，結果就是不管是進攻方還是防御方，都得出了結論：戰術體系，恐怕又要發生一次變化。
一眾軍官們感嘆于時代變化的太快。
這種感覺很微妙，并不是說松蘇開始冒出煤煙和蒸汽的那種。
他們作為軍人，站在軍事的角度上，也能深刻體會到這種飛速的變化。
他們小時候，大順的軍事體系、戰術體系，是什么樣的，他們當然知曉。因為他們不是達官顯貴之子，就是良家子體系的世兵。
等著軍改開始，大順開始裝備燧發槍和刺刀，開始整合炮兵，以炮兵、方陣、線列、齊射，來決勝。
從阿爾泰山，打到日本，再打到南洋。
然后，不過短短十幾年，膛線槍木托子彈、散兵和騎炮配合反騎兵、散兵加縱隊沖鋒、開花彈、虎蹲炮復興、防御戰壕溝批次部署兵力等等新的戰術，又開始推廣。
這些人對于“時代在不斷變化，天下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存、逆之者亡”的認識，應該說，以一種不得不的形式，不斷加深強化。
僅僅從戰術上，他們已經送走了兩個時代。
聯想到此時大順國內發生的種種變化，難免不會讓他們生出諸多的感嘆。
當“變化”本身不再叫人感覺到“不適應”的時候，那么，怎么變化，變成什么樣，也就逐漸叫人不會覺得有什么“理所當然不對”的理所當然感。
雖然他們感觸變化的方式，只是通過戰爭。
但關鍵是他們潛移默化接受的三觀，使得他們對于“變”的認知，是一種非常別扭的認知，建立起了一種在這個時代看起來非常奇葩的認知方式：一定是因為甲的改變，所以乙才變成了這個樣子；乙變成了這個樣子，本質上是甲發生了變化。
比如，戰術的改變，是因為武器的變化。
武器發生了變化，而戰術不變，就會遇到排著隊列陣，沖擊膛線槍和開花彈防御陣地的場景，就會引發慘敗。
這種認知，狹隘的去看，倒是問題不大，狹隘的看就是軍改而已，
但對于大順而言，真正的大問題，是這一整批廣義新學派系的人，在潛移默化中，受到了非常嚴重的三觀影響：什么是基礎、什么是上層建筑或者叫表象。基礎變了，上層建筑就要變，否則就要塌。
從各種各樣的事情中，破除了各種各樣的神圣性。
軍官們從戰術變革中，破除了過去的許多神圣性，把戰術變為一種無趣的學問，與武器、士氣、軍餉等等一一對應的無趣的學問。不再有什么是不可變、不可改、不可易的。
商人們從貿易變革中，破除了過去的許多神圣性，把出海遠航變為了一種無趣的學問，與風向、經緯、洋流、太陽、地球、時間等一一對應的無趣的學問。不再有什么是不可更改的，從神明到口口相傳的禁忌，種種被賦予神圣的東西都被砸碎了。
甚至一些官員，在松蘇的改革中，也破除了過去的許多神圣性，把征稅發展變為了一種無趣的學問，與利息、利率、土地收益、兼并傾向、白銀買地還是干工商取決于回報、溺嬰和紡織業之關系等一一對應的無趣的、沒有道德的、沒有人味兒的學問——比如松蘇溺嬰問題的改變，靠的是紡織業發展，和殘酷無比的“包身工”、“靈巧手指的童工”和“女人上工的工資由父母或者公婆代領一半”等和沒有進行文化的革命下的封建倫理和封建道德現實對應的極端黑暗政策。
這種潛移默化的改變，無非是這些軍官們感觸最深而已。
這批大順海陸軍體系內都算是高階軍官的軍官，自然不會因為一場三五千人規模的戰斗，就大發感慨。
但這場戰斗背后的時代變遷，讓他們感慨莫名。
也正是許多年前，關于膛線槍問題所引發的散兵戰術、線列戰術、縱隊沖鋒過度等戰術問題的那場討論，使得此時的李欗，知道了敦刻爾克這個法國的傷疤，知道了法國的一些情況。
并且在共情之后，提出了這么一個向法國示好、維系同盟關系和互相信任的提議。
感嘆與追憶之后，李欗點了陳青海的名字，說道：“此番去倫敦，外交那邊由齊國公家里的田平，他當初就被送到了英國做公使，對這邊熟悉，也算是國公早年幫忙給他鋪了個建功立業的路。當初誰想著最終最風光、最能建功的大使是去英國，而不是去羅剎、法國？”
“軍隊這邊，既是去震懾的，也是要鎮得住場子，你帶隊過去吧。我估計，法國那邊，至少也得派個有爵位的。咱們這邊的人，級別也得能鎮得住，有些東西才是。也算是看看英國那邊的海軍，我們在這邊打仗交手的時候，你還在好望角，我估計多半是打不起來大海戰了，你也正好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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