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漢考克穿過那些醉醺醺的人群，來到了正在那宣講的約瑟夫·沃倫的身邊。
要了一杯馬德拉葡萄酒，濃郁的彷佛糖漿一樣混合了橙皮和蜂蜜香味的葡萄牙酒，是他最喜歡的酒。沒有之一。
歷史上，他因為走私馬德拉葡萄酒，被海關抓住，塞繆爾·亞當斯的堂弟、后來的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作為他的律師，贏的了這場官司，由此被視作革命之始。而后馬都拉葡萄酒也充滿了歷史味道，被推上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此時，約翰·漢考克只是單純地喜歡這種葡萄酒的濃郁香氣，是那種不加任何政治正確意義和歷史加成的純粹的對一種酒的喜歡。
和周圍的熟人打了個招呼，約翰·漢考克打量了一下正在那演說的約瑟夫·沃倫，在換氣的間隙和他微微點頭致意。
約瑟夫·沃倫穿著一件很尋常的夾克，脖子上圍著一條白色的天鵝絨絲巾，這都是很尋常的穿著。
唯獨不同的，是他的手指上，帶著一個戒指。
一個充滿神秘學色彩、但在這里并不需要過于隱瞞的戒指。
戒指上，浮凋著一個骷髏的印記，骷髏的上面凋刻著一支叉開腳的圓規，圓規的開角處是一只奇怪的眼睛。
和往常一樣，約瑟夫·沃倫每次說話的時候，都會奇怪地把重音放在介詞上，聽起來略微有些古怪，但很激昂。
和往常不同的，是約瑟夫·沃倫正在宣講一本古希臘的書籍。
“理想國想要建成是不容易的，妥協之下，票主政治才是最適合新英格蘭的。”
“柏拉圖認為，這種完美的票主政體，最佳人數，是5040人。”
“能確保在前面宣講的人，說的每句話，下面的5039人都能聽到。”
“這5040個公民，每個人都很熟悉彼此，在日常中知道每個人的道德、舉止、是否值得尊重、信任……”
“共同體的領土應當足以維持一定數量的最有節制的人的生活，但不要再大了，共同體的人口應當能夠足以保護自己，反對侵略。”
“5040人，是個完美的數量……”
約翰·漢考克上過哈佛，雖然最開始哈佛教的是神學，但終究他是聽說過柏拉圖的《法篇》大名的。
柏拉圖的學說，在這里被重新演繹，經過約瑟夫·沃倫的重新注釋之后，讓約翰·漢考克聽的頻頻點頭。
但只不過，若是這里駐足靜聽的是大順新學派的那群人，不免對這些東西不甚感冒。
這倒不是因為什么民族性、什么傳統之類的東西。
而是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人的意識，是依托物質現實而存在的。
在都是熟人的、萬把人口的、有頭有臉的人都互相認識、熟人社會的波士頓，講這個東西，當然是符合此時物質現實基礎的。
讓一群自小的認知是幾億人口的社會、依靠科舉選拔人才、維系統治的大順的人聽來，難免覺得，桃花源美則美矣，卻不現實。
老馬說過：經濟學原則上，很多人把極其相異的兩種私有制混為一談了。
一種，是生產者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自己擁有生產資料的勞動的私有制。
另一種，是以對他人勞動的榨取為基礎。
后者，不單要與前者正相反對，并且完全要在前者的墳墓上發育。
在此時的北美這片土地上，以及從此時一直到1830年完成轉型之前，實際上這兩種私有制，一直是以一種混為一談的形式存在的。
北美的特殊環境、清教徒的墾耕勞作、廣袤的土地、對原住民的屠戮侵占，使得大部分殖民者，都“恰好只有夠自己親手使用的資本”。
正如俄國曾經“既痛苦于資本主義的發展、又痛苦于資本主義不夠發展”一樣。
北美也經歷過本質一樣的事，只是表現出的形式不同。
老馬說：對民眾土地的剝奪，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基礎。
而墾耕殖民（這里的殖民指的是類似北美這種，而非印度這種），卻是土地的大部分，屬于民眾所有。每個殖民者，都可以把那種土地的一部分，轉化為自己的私有，轉化為個人的生產手段，而仍無害于后來者和他們一樣的活動。
這，正是墾殖殖民地的繁榮與痼疾——對于資本殖民的反抗——的秘密。
歷史也正是遵循著這樣的道路，一路向前狂奔。
伴隨著土地逐漸被占滿、移民越來越多、后來者可以接受更低的工資，以及更多的沒有自己生產資料而只能受雇于人的移民者逐漸增加。
到1830年代，以雅各布·阿斯特，從搞對華貿易積累為美國首富擁有2000萬美元開始投資紐約地產為標志。
一場浩浩蕩蕩的資本主義大發展，就此拉開帷幕。
那種以對他人勞動的榨取為基礎的私有制，用更高的生產力和更符合生產力水平的生產關系，逐漸取代了那種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
這便是老馬說的：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必須要把以自身勞動為基礎的私有財產破壞，必須要把勞動者剝奪，并且以此為條件。
而這個條件，在各國是以不同的形式展現出來的。
在北美，是以后續的大量移民、資本占地、逐漸無法容納完美的小資產者自耕農社會的膨脹人口，在1830年左右達到閾值，最終引爆了南北戰爭。
這也是后世紅脖子和北方之間的歷史淵源。
一個是本質上還是保守的小資產者的、以自我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所衍生的意識。
一個是以剝奪他人勞動成果的為基礎的私有制所衍生的意識。
只不過誠如老馬所，這兩種私有制，常被人混為一談。
甚至于，其實此時，這兩種私有制之間的差異已經初現端倪了。因為，此時南方鄉村的人均資產，是392英鎊；而北方鄉村的人均資產，只有200多。
包括后來的翻越阿拉巴契亞山、闖西部、宅地法等等，都是試圖延續建國基石。
距離城市越遠、距離種植園越遠、人越少地越多，這種最開始的傳統也就越深。
應該說，在北美建國尹始時候，由此時的墾殖小生產者私有制為基礎的意識形態，伴隨著時代的發展，需要打越來越多的補丁。
熟人社會的社區、基層的小生產者意識形態衍生出的自組織；與帝國本身、大資產者的利益之間所產生的矛盾和裂痕。
本質上就是扭曲了這兩種私有制、統歸于“私有制”這個概念所產生的扭曲。
寫“經書”的時候，是小生產者、自耕農、每個勞動者都能獲得自己土地和生產資料的時代。
這種經書到了新時代，肯定是要出問題的，這是必然的。
一個需要更多的人口、更多的勞動力、更密集的資本；一個需要適當的人口，都可以把那種土地的一部分，轉化為自己的私有，轉化為個人的生產手段，但又需要加一個仍無害于后來者的前提。
某種意義上講，大順這一次非要瓜分北美，也算是一種促進歷史的進程。
西部的土地被占、南部的土地被占、北部的土地被占，十三州所能容納的“可以把那種土地的一部分，轉化為自己的私有，轉化為個人的生產手段”的人口基數閾值就越少。
換之，用不到1830年代，被剝離了生產資料而足以發展真正的資本主義生產人口，就會出現。北美的工業化和打破小生產者所有制的工業大發展，也會極大提前。
百十畝地十頭牛，誰去工廠打工？
大順絕不會允許東海岸人，翻越阿巴拉契亞山，去尋找新的墾殖地，以確保更多的人擁有自己的土地。
因為大順也正在用類似的方式，試圖讓西海岸的大順人，擁有自己的墾殖地。
這種墾殖殖民地的繁榮與痼疾——對于資本殖民的反抗——的本質，就是此時約瑟夫·沃倫宣講的這一切東西的經濟基礎。
因為這些東西，真的很符合此時北美東海岸的經濟基礎，以至于是那樣的誘人、那樣的符合此時人們對于理想國的設想。
它不是錯的，甚至不是不合時宜的。
但它的問題，也偏偏在于過于合時宜。
因為大順的出現，和劉玉試圖以金礦引誘跨太平洋移民的想法，使得這種“時宜期”，大大縮短了。
不管怎么說，此時約瑟夫·沃倫講的這些，是好事。也是一個基于此時經濟基礎和物質條件的正確選擇。
當然，這也有利于大順這邊賣貨。小生產者、自耕農的消費能力，還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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