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驚，亦或已經習以為常，都是社會意識。
而社會意識，依托于物質存在。
所以，這種震驚，道理很簡單。
因為物質存在方面，很簡單的道理：
其一：華北的生態已經崩了。
其二：開墾了兩三千年的土地以及土地私有制的全面普及早已經沒有了村社公地。這里的公地指的是村社集體所有的林地、草地等，過早地完成了土地的排他性產權、或者說過早地完成了“圈地運動”的產權歸私問題，使得華北的自耕農只能接受秸稈作為燃料。
英國的圈地運動，解決的就是比如這片小山坡、或者這片小草地，到底是你的、還是我的、亦或者是公地體系下的大家都可以來砍柴放牛的矛盾。
這種“做飯燒什么”折射出的社會物質基礎，甚至于，并非是華北一地的特色。
歷史上，華東蘇北的棉種改良問題，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因為租佃制度和奇葩的分成制，使得佃戶更愿意種植秸稈多的本地棉，因為蘇南地區缺乏燃料，而這些本地棉的秸稈，還是能賣幾個錢的，并且蘇北棉田的奇葩分成制秸稈歸農。
物質決定意識，物質基礎就是這樣，那么自然就會生出了面對著用原木噼柴生活做飯而震驚的心態。
當然這種物質條件，也并非全都是壞事。
辯證地去看，這是大順朝廷能夠支持開發京西煤礦、徐州煤礦的一個原因，并且成為和井鹽等配套進行了蒸汽機升級的契機。
同時，也讓這些移民在第一次耕種收獲之前，就能感覺到這里的物產豐饒。最起碼，實現了做飯燒柴的自由。
這是個很了不起的成就，歷史上，魯西地區直到20世紀50年代，還有很多家庭經常斷炊――并不只是沒米下鍋，甚至真的就是連點能冒煙燒火的東西都沒有，有些村子因為鹽堿化，已經人均到了一二畝地的地步，靠那點高粱桿是真扛不住。
此時，物質層面的變化，帶來了意識上的沖突。
而這種沖突，除了單純的物質基礎之外，也包括一定的政策上的主觀能動性，主動制造的社會意識層面的“移風易俗”。
從大順鯨海移民開始，劉玉就在移民村社的政策上，有意識地培養“公地”意識、村社小共同體意識。
簡單來說，就是除了耕地、私地之外，還有公地、需要每隔幾年重分的草場等。
一來是為了培養社會意識。分清楚什么是“我的”，什么是“我們的”，什么是“國家的”。全都是“我的”、“你的”，那么也就很難有“我們的”這種意識；而連“我們的”這種意識都無法建立，也就很難理解什么叫“國家的”。
二來是為了重建基層組織力――組織力，需要權力的支撐。
權力，意味著要有經濟分配權，否則誰吊你？而經濟分配權，就是故意制造出來的草場地的每隔幾年的重新劃分、公地的集體使用、公地資源的不得歸私等。
以這里的物質條件，諸如草場地、燒柴林地、集體林地等東西，理論上其實是沒必要存在的。
和大順本土那種，物質條件不允許，根本無法存在的情況又有所不同。
是以，這邊還是強制增加了一些政策規則，靠政策的主管能動性，強行在物質豐富到有的是草地的地方，強行劃分出村社的公地和草場重新分配等權限。
用于培養集體的社會意識、去掉千年私有制入腦導致的“要么是我的、要么是你的”這種認知，讓他們明白除了“我的”、“你的”之外，還有種東西叫“大家的”。
草場地遲早會分配不公，遲早會出現親疏遠近，到時候怎么辦，那就需要村社的人在斗爭中成長――理論上，讓媳婦在村長門口，跳著腳罵做潑婦狀，那也是一種斗爭。
不過這種斗爭，就是將來的事了。于現在，新來的移民，并不會想這么多，而是琢磨著怎么盡快把自己的家園搭建起來。
即便是當初鬧著要上吊、要抬棺材、最終被兒子們綁在車上推到船上的王成，在經歷了物資、最起碼燃料物資的極大豐富之后，也是收起了那些怨氣，晃悠著和私塾先生一起來到了他們家族將要定居的村落。
說是村落，現在其實啥也沒有，只有一處用木頭和石頭標記出來的中心點。
男丁們要在冬季，完成簡單的窩棚搭建，爭取明天春播之前，有個住的地方。
王成這回終于相信了，這里的土地的確是多。
或者說，終于相信了，在四季分明、雨水充沛、且氣候比較適應的溫帶地區，真的有這么大片的土地無人開墾。
看著兒子們和其余男丁一起在那砍樹、挖坑，他很快就做出了一個勤懇的自耕農理所當然的舉動，要去幫忙。不過很快，就被年輕人給勸回來了。
說是勸也好、說是罵也好，都差不多，大致就是不要來添亂。
比如抬木頭，這需要一個雙數的人。而且要求配對的人，體力要差不多，否則的話，那就不是幫忙而是添亂，更有甚至甚至可能出事故。
私塾先生倒不至于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但他也是按照這里的規矩，并未參與這場建設新家園的勞動。畢竟這個村落和他沒有關系，墾出來的地，也和他沒有關系。
看著在那嘮嘮叨叨、指揮指揮的王成，私塾先生便道：“老哥，你還是歇歇吧。人家自有農正之類的官員指揮，你又不懂，在這里不過是添亂。”
“這里人各盡其職，男女各有分工，我看你還是歇歇吧，別在這里添亂了。”
“那日我在去你家喝酒，勸你把東西都賣了，你還罵我來著。如今看到這里，也知我當日所言非虛吧？”
“只要肯干，地有的是。地主是當不成的，但你若有豬八戒給人做女婿時候那樣的力氣，便是自己能墾耕種收三四百畝地，也沒人管，甚至巴不得呢。”
王成下意識地罵道：“你才豬八戒呢！”
可罵歸罵，也隱約覺得很多想法是要變一變的。
在魯西的時候，自耕農的夢想是啥？
如果非要說有夢想的話，肯定是將來有機會多買地，混成地主。
這是社會問題，并不是個人的問題。意識、道德、法律等等，都是要維護現有制度的，大順的制度就是那樣的，土地私有加可以兼并，當地主當然是自耕農的夢想。
否則還能是什么？
放著自耕農不當，去當工人？那真是腦子被驢踢了。至少現在，這么想肯定是腦子被驢踢了。
只不過，到了這里一看，即便王成沒學過經濟學、或者政治經濟學，卻也知道，私塾先生說的沒錯。
在這里，當地主是別想了。
地有的是，沒人愿意做佃農的。
況且，這里的土地買賣，也很麻煩，有幾分隋唐時候的影子，牽扯到永業、私田、以及畸形變種的還田制等等。這幾日跟著“房東”聊了一些，多少知道了一些這里的道理。
是以在這里，至少二三十年內，如果朝廷一直延續這種政策的話，那么當地主是不可能的。
因為地主是和佃戶、長短工共生的。沒有光芒，就沒有陰影，反過來也一樣。
只有土地、沒有佃戶和長短工，也就沒有地主。
如今雖還未經歷過一次完整的春種秋收，但是看到這里廣袤的土地、適宜的氣候，以及并不是想象中那種“豺狼滿地、虎豹橫行、冬天撒尿也得用棍敲”的場景。
王成對未來還是充滿希望的。當然，主要是來都來了，就像生孩子一樣，既是生了，也不能塞回去了，那就只能充滿希望。
來時將近半年的時間都在海上漂泊，又經歷了許多風浪，深知回去是不可能回去了，于是也只好充滿希望。
回罵過揶揄他的教書先生，王成忍不住又問道：“兄弟，若朝廷說話算話，這自然是好地方。”
說罷，他伸出蒼老且布滿老繭的手指，捏了一把土，在手心里使勁兒攥了攥，道：“這土真的好。在這里種地，確實是好地方。可我就覺得這一年，過的像是做夢啊。你說，這么好的地方……怎地朝廷會讓我們來？我就是不敢相信這個。”
“理兒在那擺著，官官相護不提，只說皇帝還有三五門窮親戚呢。這么好的地方，我是真不敢相信朝廷會讓我們來。”
私塾先生嘿了一聲，無奈道：“老哥，你讓我說什么？怎么說？”
“我說道理很簡單。”
“朝廷真的覺得，黃河可能要北決。”
“于是朝廷真的想修黃河。”
“朝廷又不想把你們都屠了。于是讓你們遷徙到這。”
“這道理很簡單，簡單到不能再簡單。可你們就是不信，你讓我怎么說？”
私塾先生也很無奈。
大順固然是封建王朝，但算是不怎么過于操蛋的那種封建王朝。從歷史上來講，1683年前遷界禁海的滿清，那就是封建王朝之屑。
問題是大順并沒有干過這么壞的透頂的事，故而大順這邊的人，會認為遷徙黃河河道是件很麻煩的事。
沒經歷過，所以也就無法理解私塾先生說的“朝廷又不想把你們都屠了”這句話，到底是什么意思。
當然，大順其實也不是什么好鳥，很多制度性的壓迫，也是根深蒂固。
最簡單的大運河問題，保漕不保田、旱季爭水濟漕、雨季放水淹田保運河的事，大順年年干。但相對于私塾先生說的可怕的“為了修黃河，直接強制連殺帶屠地弄出十幾里寬的無人區、遷界修渠”這種事，終究還是超脫了此時大順自耕農良民的想象范疇。
如今王成按照他所理解的“這么好的事怎么能輪到我們”，來為自己之前的想法找理由，并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大順的社會平日是什么鳥樣，或者說，土地私有制和極端排他性所有權下每個人都是其余人的敵人、其余人都是自己的敵人這種狀態下的大順百姓，很自然地會想到簡單的道理：這么好的事，皇帝都還有三五房窮親戚呢，為啥這等好事會落在自己身上？
而私塾先生的解釋，也真的是很無奈：其實，真就是朝廷既想修黃河、又不想把你們屠了。真就這么簡單，沒那么麻煩。
當然這個屠，不能說是沒理由的屠。
真想屠的話，也很簡單：就強迫遷徙，不考慮安置。那么肯定會反，反，則就有理由屠。
私塾先生讀書不算多，也沒經歷過這個世界根本不存在的遷界禁海。
但基本的史書還是看過的。
別說這些小農，就是功勛卓著的士兵、軍團，為了省錢，不也是說屠就屠？屠百姓，那不比屠那些立了戰功的軍隊容易的多？
所以他能給出的理由，也真只能是這么直白：朝廷里有人還是講一點仁義的，不想屠百姓而已。
這個道理是如此簡單直白，以至于王成雖然不想相信，但琢磨了半天，終究還是沒法反駁。
“那你說，朝廷說以后就定準了八而稅一，前五年免稅，且除國課之外再無其余攤派，這事做不做的準？”
對于征稅要干什么，王成缺乏基本的認知，比如想到諸如什么養軍、修河、筑路之類的合理的事，都得靠稅。
但是，長久以來的意識，已經讓他對征稅這件事習以為常、理所當然了。
交皇糧，那不是理所當然的事嗎？
為什么要交皇糧？
因為要交皇糧啊，所以要交皇糧。
私塾先生想了想，說道：“這事，我相信。其實，我是盼著這里交皇糧的。倒不是說我站著說話不腰疼，可要說起來，交皇糧未必是件壞事。”
“你得知道，這里交皇糧，意味著這里的學生，就有資格科舉、考實學、進國子監、甚至中舉人考狀元。”
“我怕的就是，這里不交皇糧，朝廷只把這里做羈縻地。亦或者，只是為了遷民有個去處，而不是只能做流民餓死。”
“真要那樣……并不是好事。正所謂，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這出人頭地的事，前提就得是朝廷真把這里看成天朝內地。”
“你看我，讀過幾年書、教的十幾年開蒙，也被遷到這里。總歸，朝廷還是希望這里的百姓，不忘萬里之外，亦要書同文、車同軌、乃至大義隔海而相同。”
“識字，總是好的。即便說將來這里舉人名額不多，可我想著，讀書識字總不是壞事。”
“我不種地，但我教書，故而一些事，你們未必看得清，我卻多少看的明白一些。”
“朝廷讓這里行八一稅，其意便有復‘周禮、學校’之想。”
“以往各地書院、州縣學堂、義學等，何以維系？靠的是學田。”
“學田免稅少賦，租佃出去，以租子助學。”
“而如今，朝廷在這里，是要行學校制的。不再允許有免稅的學田，而是從皇糧八一稅里撥出來辦學。”
“這里的情況，你也看到了。就算有學田，你會來租佃嗎？既是這樣，那么就從根上斷掉。”
“依我看，這是好事。”
“而且，也足見朝廷并不想將這里做羈縻地，而是欲為直轄郡縣地。否則的話……若只是為了遷人過來，我這等人，那便不必來的，來了也是浪費朝廷錢財。”
“若只為遷民而解黃河之困，何必還要征稅、辦學，甚至連我這種教書的也要占船上位子給送來？”
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視角。
自耕農的視角，和跑到這里繼續當教書先生的視角，自是不同的。
私塾先生是秀才，但也就是秀才而已。
范進沒中舉之前，也是秀才。
大明晚期，顧炎武就感嘆生員都大幾十萬了。到大順，生員百萬亦差不多。
私塾先生這種秀才，在大順內部很是普遍。
這種普遍，指的是他們并不脫產。
教書開蒙，也是勞動，也不是脫產。
而只要不脫產，那么就不至于變成腦子不好使的人。
脫產，使人魔怔。
勞動，讓人清醒。
私塾先生既參與社會勞動，又讀過書，多多少少還是能分清“學田助學”和“中央撥款建學校”的區別。
雖然，在大順，后者一般是“復古派儒生”最愛念叨的：學校、六官、周禮、撥款、十稅一等等。
也雖然，王家莊的私塾先生和復古派儒生八竿子打不著。
到相對而言，他還是更喜歡中央征稅撥款辦學校的“復古”模式，而不喜歡“學田租佃租子助學”的模式。
他既進過學，多少也知道免賦少稅的學田，里面有多少彎彎繞。
學田始于北宋，發揚于蒙元。
亦相當于朝廷直接撥生產資料給學校，學校作為地主，收佃戶租子，維系學校運轉、補助求學學生。
官方支持的學田，所能享受到學田租子福利的，得是秀才級別的。若不進學，官方學田和你基本沒啥關系。進學之后，各種補助，多從學田里出。
而現在，在私塾先生看來，朝廷在這邊要搞的，更像是要普及學校教育。也即是說，要把收上來稅，辦開蒙學校，享受這其中福利的，算得上是所有在籍百姓。
這其中的區別，uu看書他還是分得清的。
那這算不算好事呢？私塾先生覺得，這當然算是好事。
而這么辦，是要有成本的、是要承擔百姓不滿的――如果科舉名額有限，普通人學習有個屁用？為什么要交稅辦學校？還不如把八一稅，改成十五稅一，大家才高興。收錢辦學，本來就是要承擔不滿情緒的。
故而，在私塾先生的視角來看，收錢辦學、承擔不滿，而不是學北宋蒙元直接把問題甩給地方和基層、或者為了圖省事直接讓縣學那生產資料出租收租等，這當然是好事。
這意味著，最起碼，朝廷的意思，并不是把這里作為羈縻地。
這對一個讀圣賢書、進過學、開辦過私塾的讀書人而言，意義重大。
固然說，他其實不是很滿意這邊對他們的態度：你們算是個雞兒的讀書人，就是群領工資教書的干活的而已。
秀才在大順固然一般和酸臭聯系在一起，但終究還是有個與眾不同的身份，在等級制里也是受到優待、且有神圣光環的。
在天朝，讀書人這三個字，是有特殊含義的。
而到了這里，則直接把“讀書人”這里面的特殊含義全都打破了：按月領工資的人而已，和紡織的、伐木的、甚至種地的，并無區別。
讀書人在這里，并不具備天朝科舉制體系下的神圣性。只是一種身份牌、資格證，證明你有資格在學堂領工資。
這種轉變，可能對脫產的秀才而言，挺難接受的。
但對于這種不脫產的秀才而言，沒啥難以接受的，只是略微有些不舒服，很快就接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