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實在在此時，是個相當難回答的問題。
如果抽象一下，或許可以抽象成后世的電車難題。但顯然，劉鈺這么問，并不想得到這種抽象后的回答，或者談道義、搞虛。
而且劉鈺也沒有問黃河問題。因為黃河問題，實際上很容易得到一個一致的結論。
甚至也不是在問更具體的廢運河之后，導致的經濟格局重新改寫的做法，值不值。
他在談利。
實則，他是在談義。
有義，才能分對錯、才能判取舍。
義，或者說，一種經，這里面是可以包含利益考慮的，說不定就有種經義，只考慮經濟因素呢。
義，是一種標尺。
劉鈺當然知道答案。
但這個問題在這種地方、這些官員這里，依舊是個極難回答的難題。
等了好半天，倒是山東節度使先打破了冷場，笑道：“國公這問題，其實也好答。”
“以山東為例。東西經濟的差距，自古有之。”
“初時，太公望封于齊，以魚鹽之利，數年超魯。于是東富而西貧。”
“待到運河通衢，濟寧人稱小蘇州、臨清更稱小揚州。那時，又西富而東貧。”
“如今，再度逆轉，這些年東富西貧之意，愈發明顯。尤其運河被廢、膠濟通車后，更是如此。”
“國公問的這個問題，實則暗藏玄機。”
劉鈺淡淡一笑，問道：“玄機何在？”
山東節度使與眾官員道：“這玄機，一點就通。這玄機的關鍵，在于國公所何謂國富。國之財富，非金非銀，乃是勞作所產的糧、油、布、木、器等之和。”
“國公留的玄機，是說，如今從西富東貧、到東富西貧。到底是不是簡單的讓原本西部的財貨，轉到了東部？原本便是3的財貨，西有2而東有1，如今到底是3變為4、5？亦或是，3依舊是3，只是原本西2東1，如今西1東2？”
他這么一說，原本就已經有些咂摸出滋味的官員，頓時連連點頭。而另一些還沒反應過來的官員，也是恍然大悟。
這種觀點，在這個時代，當然是進步的。因為大順畢竟是個封建王朝，真若能秉持這個觀點，亦算是進步的了，雖然可能日后更往后走，可能會走偏而為錯誤。
在這個即將大變革的時代，對于先發地區、新興階層的問題，到底該怎么看？.c0m
在劉鈺看來，此時可以簡易地分成三個問題去看，而不要把問題歸為一個。
一種，是舊的封建制度、文化道德等，已經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要將這些舊的東西打碎。
一種，是新興的資本主義的體系，其自身的、固有的、周期性的問題。比如每隔十幾年來一波的危機。
還有一種，就是此時是新興的資本主義的體系，其已經淪落為此時的封建主義一樣，其自身已經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必須要滅亡了。
這個，和第二個問題有關系，但絕對不是一個問題。
就像是歷代封建王朝的歷史周期問題一樣，到底是其自身的、固有的、周期性的問題？但生產力還不足以走下一步？
還是說，從第一次土地兼并導致的王朝末期周期開始，其上層建筑就已經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必須要徹底毀滅了？
而這個問題，化用之后，其實一樣可以用在此時的大順。
現在大順王朝面臨的，到底是哪一種問題？
如果只是改運河為海運，是否需要一定要把舊的一切都砸碎？甚至修鐵路，是不是一定要把舊的一切都砸碎？
這個，只怕未必。
現在并不影響大順修黃河、修鐵路、改海運、廢漕運等。
但別的事……
就像是此時山東節度使說的問題，從3變成4、5、6的改變，大順舊有的一切，是否已經到了限制其增加的時候了？
這個，只怕是的。
劉鈺所謂的把新興階層、先發地區可能遇到的問題，不要簡單的作為一個問題，而是要分成三份去討論。
實際上，潛臺詞就是：你一封建王朝的大順，也配談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你大順怎么會有資格遇到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呢？
你大順現在也配談新興的資本主義的體系，其自身的、固有的、周期性的問題。比如每隔十幾年來一波的危機？
你大順現在也配談新興的資本主義的體系，其已經淪落為此時的封建主義一樣，其自身已經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必須要滅亡了？
既然，第二個問題和第三個問題，大順此時壓根就沒有資格談。
那么，只剩下第一個問題的話，這件事就可以非常粗暴地簡化為一個問題：唯生產力來評價。
不是說新興階層就是好、全都好。
而是，大順此時這狀態，還遠沒到有資格談第二個問題和第三個問題的時候。
既如此，那么把這個問題直接簡化為3變4、5、6的問題，也就不是問題。
而劉鈺現在提出這個問題，當然是有目的性的。
大順可以通過改革，做成一些事。
這些事，包括且不限于廢運河、興海運、殖民、墾殖、對外戰爭、掠奪市場、修鐵路、挖礦藏、甚至也不妨礙蒸汽機的運用——井鹽區早就玩上千人、上萬人的大工場，打井能打千余米深了，這種東西大順本身并不排斥。
但，大順不可能通過改革，做成一些事。
不可能通過改革做成的事，那可就多了去了，也沒必要一一列舉。
劉鈺現在提出這個問題，就是卡在這個時間點上。
這個時間點，是劉鈺認為，大順可以通過改革完成的事，大部分已經完成了；而剩下的，大順不可能通過改革完成了。
那么，這些年的變革，為什么是對的？
這才是劉鈺想要引導的東西。
為什么是對的？
原因可以很多。
或者說，“經義”可以很多。
比如，國庫收入增加了，所以是對的。
比如，漕運導致的百姓負擔減輕了，所以是對的。
比如，南征北戰，竟在武功上一較漢唐之盛，所以是對的。
等等、等等……
為什么是對的，可以有很多種“對”。
但劉鈺卻希望樹立一種“對”——即，國民財富的總和，增加了，所以是對的。
他在拿“經”權。
并且，潛移默化的影響下，各種書籍小冊子的鼓吹下，從山東節度使的回答來看，實際上，至少在先發地區、新興地區這里，他其實已經拿到了。
因為國民財富的總和增加了，所以這些年的變革是對的。
那么，反過來既是說，變革要想正確，就得讓國民財富的總和增加。
這，才是“對”與“錯”的標尺。
至少，對大順這個封建王朝而，這根“標尺”肯定是沒問題的。
而這根標尺一旦立起來，自然會有人拿著這根標尺，去做一些事。
可以改革。
可以變法。
然而一旦改革和變法都沒辦法的時候，那么有人站出來造反，并且以增加國民財富總和為目的或者口號、以大順王朝已經阻礙了國民財富總和的增加為大義，也就并不突兀了。
一直以來，自耕農的夢想，都是耕者有其田。
那么，耕者有其田，就是目的。
但是，實際上，這應該作為手段，而不是目的。
只有當有一群人站出來，明白耕者有其田是手段而非目的、目的是為了讓國民財富的總和增加、耕者有其田恰好可以作為手段達成這個目的的時候，大順的起義，才算是真正擺脫了農民起義的局限性。
包括劉鈺對大順一些儒學復古派的態度，也是如此：周禮的一些手段，可以是手段，但絕不能是目的；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是正確的，但天下第一仁政不能作為最終目的，而只是最終目的的一個手段。
復古，是錯的。
托古改制，未必對，但如果明白目的，搞托古改制，也不是不行。
劉鈺選擇這個時機，來吹風，時機剛剛好。
大順這些年的變革，效果極佳，一旦黃河河道修成，誰都得說這些年的變革是正確的。
但是，為什么是正確的？
這個，一直沒有人拿到這個大旗，而劉鈺從一開始就在悄悄拿這個大旗。
拿的久了，很多人也已經潛移默化地接受了這面大旗。
并且形成了一種被強化的認知：因為國民財富的總和增加了，所以是正確的。而諸如國庫收入、勞役減輕什么的，都只是這面大旗的一角而已，并不是全部。
否則的話，是不是只要國庫收入增加，就是正確的？
甚至于，是不是只要勞役減輕，就是正確的？直接學蒙元，壓根不修黃河、不管黃河，愛咋咋地，民眾的勞役、至少黃河兩岸的百姓在單純修河上的勞役減輕了，那么這是正確的嗎？
至于其余的大義……至少以大順此時已有的、或者之前一定確定的大義，基本上，可以視作大順這幾十年的改革，是大錯特錯的，而且是流民圖級別的大錯特錯。
皇帝已經老了，皇帝需要的是有人來歌頌一下他的英明神武，他支持的變革是正確的，合乎大義的。
死去元知萬事空，皇帝現在更在乎的，是身后名。
開疆拓土，當然對皇帝而是功，但這種功，在皇帝看來畢竟“片面”了，沒辦法形容他。而且只論開疆拓土，很多以此為功的帝王，名聲事實上并不太好。
在這種時候，劉鈺拿出了這個大義，并且算是第一次正式伸手“上層建筑”領域，而不是吭哧吭哧地悶頭那挖經濟地基。
當然，這個大義，是以一種拍馬屁的方式，拿出來的。皇帝顯然不會意識到，劉鈺這里面藏的魚鉤，因為這個魚鉤藏得很深。一旦吞下這個餌，距離由此“大義”衍生出一些特別的小冊子，就很近很近了。在那些小冊子出來之前，當然是無害的，甚至是歌頌的；但若沒有這個“經義”，一些后續的小冊子就無法獲得正義。
而這，正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真正的精髓之處：先定大義，目標是富國裕民；再從此大義，引出如何才能富國裕民。
從戰斗和政治的角度來看，無形之手，并不是《國富論》在這個資產階級希望奪權的時代最精髓的地方。而是那個富國裕民為目的的大義，富國裕民就是讓國民財富增加，然后引出到底啥玩意兒是國民財富、以及勞動創造財富。
只有先承認那個大義、并且達成共識認可為正確，那么后面的一切才有意義。
可能，后續會在如何做的問題上，出現巨大的分歧、修改、甚至反對。
但其目的、或者說至少說出來的大義，始終沒變：富國裕民。
在這里，國家，或者說，政權，被抽象成為一個“以增加國民財富總和為目的”的實體。
因為富國裕民是對的、是目的、是最終目的。或者說，是國家、是政權存在的目的。
所以、道德、天國、復古、周禮、神國、君王，等等，都靠后吧。
誰阻礙，就干誰，干的有理。地主阻礙，就干地主；貴族阻礙，就干貴族；教士阻礙，就干教士；國王阻礙，就干國王。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