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劉鈺認為大順肯定是沒救了。但不可否認，現在的大順，確實正值盛世。
既有封建王朝周期的、休養生息階段結束后的標準中期盛世。
也有新技術的應用、美洲作物的傳播、以及一系列在封建王朝體系內的改革的諸多紅利。
在這種時候，考慮造反、或者革命，就此時的社會基礎而言，并不現實。
正如歷史上的法革，是在來回折騰的變革之后，終于爆發的一樣。
亦如沙俄也是斯托雷平的改革，折騰了一番，最后炸了一樣。
大順，基本上也要走這樣類似的道路。
不怕大順折騰，就怕大順不折騰。
而如今對外擴張和工商業發展，又迫使大順不得不折騰。
這種折騰，可能是以上層主動改革的面目出現的。
劉鈺確信，繼續更深入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甚至，可以確信，繼續深入的改革，就是大順徹底混亂的開啟。
而這，就是劉鈺在“立言”的原因：他希望之后的改革，是以他的這種想法為思路，繼續改下去，在朝中形成一種思潮，亦或者作為慣性延續下去。
而沿著這種思路繼續改下去，才可以創造出大混亂的機會。
正如老馬評價法革前的財政大臣杜爾哥：杜爾哥本人是給法國革命引路的激進資產階級大臣（只不過披著封建主義的外衣），重農學派雖然有它的假封建主義外貌（但卻在封建王朝下，實行了非常激進的革命政策，甚至可以說是法革政策在封建王朝下的預演，比如單一土地稅，實質上就是在摧毀土地的一部分封建所有權）。
劉鈺所期待的大順繼續折騰改革、或者說他認為就大順這個封建王朝的現實條件下可能發生的繼續改革，也會以類似于老馬評價杜爾哥、或者評價重農學派的形式進行：用封建主義的話語，來解釋資本主義；披著封建主義的外衣，執行最激進的資本主義政策。
包括劉鈺之前自己做的，都可謂是這種形式：披著封建王權忠犬的外衣、來執行激進的資本主義政策。
因為在封建王朝下，想要改革，能也只能披上封建主義的外衣來做事。
不同國家、不同政權的封建主義，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
不同國家、不同政權的資本主義萌芽發展，也有著不同的階段。
一如人們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過去的一切，會像鬼魂一樣縈繞在眾人的眼前，形成層層的迷霧。
正如老馬評價重農學派身上的迷霧：在這里，封建主義是從資產階級生產的角度來加以表述和說明的，而農業則被解釋成唯一進行資本主義生產即剩余價值生產的生產部門。這樣，封建主義就具有了資產階級的性質，資產階級社會獲得了封建主義的外觀 這個外觀，（足以）迷惑貴族出身的重農學派的信徒們。
劉鈺這些年在大順折騰的許多事，其實本質上也是一樣的：將一些封建王權、壟斷特權、官營秦漢制度等等，從資產階級生產的角度來加以表述和說明，卻又始終籠罩著傳統封建皇權郡縣制的外觀。
而這種外觀，也足以迷惑大順許多在封建皇權統治下的信徒們，甚至可能包括皇帝自己。
老馬說，各國的情況不同，要透過現象看本質，而不要被外觀所迷惑。
重農主義體系，成為在封建社會的框子里為自己開辟道路的新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表現。而這個體系，是同剛從封建主義中孵化出來的資產階級社會相適應的所以出發點是在法國這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 而英國這個以工業、商業和航海業為主的國家。目光自然集中到流通過程，看到的是產品只有作為一般社會勞動的表現，作為貨幣，才取得價值，變成商品……
因為英、法兩國的發展不同、工農業比例不同、社會存在和經濟基礎不同，從而呈現出了不同的外觀，和不同的切入點。
法國的農業比例太高，所以關注點和切入點就在農業問題上。
而這種切入，又是足以迷惑法國的貴族信徒的：在表面上，重農學派對農業無比推崇，也對土地所有權極為推崇，這讓以土地利益為主的法國上流社會，對這個學說更易接受：看，我們這些有地的，才是社會的基石，工商業什么的都是垃圾，土地才是一切。
但這種表面的推崇，實質上卻是在毀滅舊時代的土地所有權——由這一套理論推出的顯而易見的結論，就是應該取消工商稅，只全面地征收土地稅。
而實際上，全面的、平等的、無優免的征收土地稅，本質上，就是在部分地取消舊時代的土地所有權。
如老馬所言：這個體系的封建主義外觀——完全像啟蒙時代的貴族腔調——必然會使不少的封建老爺，成為這個實質上是宣告在封建廢墟上建立資產階級生產制度的體系的狂熱的擁護者和傳播者。
簡言之，封建老爺實質上在反封建；甚至高呼這種要建立資產階級生產制度的體系是他們封建老爺所擁護的。
而劉鈺在大順這些年所做的這些，也是一樣，實際上是在讓大順的封建老爺們自己編織吊死他們的絞索，而他那一套體系的“為了陛下、為了江山”的外觀，更是讓很多封建老爺成為這個體系的狂熱擁護者和傳播者。
只不過，正如法國以農業為切入點、英國以流通為切入點，這都是他們國家自身的現實。
大順這邊，則是以“生產”為切入點的——自古很濃的重農輕商傳統，這個重農輕商的本質，是重生產，輕流通和投機，并不是望文生義地理解成只重視種地。
而“生產”，就又和劉鈺一直在說的“國民財富的總和就是生產的總商品”相連接的。
大順也好，更早之前的王朝也罷，都是重視生產的。
重農輕商……這種望文生義，類似于對舊時的“農家”的理解一樣，以為人家是搞種植技術和種子雜交的農學系，實則人家是要搞“以國家的意志，確保流通無法盈利，使得每個人的十足的勞動，都能交換十足的勞動的成果，而不是我十分勞動，換了個八分勞動的東西”的空想。
同樣的，重農輕商，其實就是重生產。歷朝歷代，可有不鼓勵織布的？織布可不是農業，而是標準的手工業。
是以，大順這邊的整體環境、自古以來，就是重視生產。
輕商，不是輕工商業，是輕金融業、輕投機倒把、輕物流轉運、輕商業流通。
工和商，是分開的。
所以，劉鈺的變革思路，一直很明確：制造一種“剝離工商”的假象。
所謂剝離，是指發展工業，但依靠擴大對外貿易不動本土的舊格局，使得“商之亂”的影響，減到最小。依靠蓬勃發展的對外貿易，既擴大工、又擴大商，但又把商人對傳統社會的沖擊減到最小。
再依靠“國民財富總和”這個和傳統的“生產”息息相關的概念。
以及大順特殊的朝堂平衡體系，讓那些非科舉出身的另一半朝中人，在工商業上發財，并且制造“他們很重要”的道義。
如同重農學派，讓一群封建老爺支持一樣；劉鈺這邊的政策，也讓大順的一群封建老爺，成為擁躉和傳播者。
但實際上，卻是在大順這個封建王朝下，執行了極為激進的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改革——比如殘酷的兩淮鹽改、暴虐的川南井鹽改革，就算是資產階級已經奪權，只怕也搞不出這么激烈的改革，靠著殘酷的鎮壓，愣生生摧毀了兩淮的鹽戶小生產者模式和川南的地主租佃土地金模式，直接搞了大順的鹽業“托拉斯”。
當然，劉鈺在大順這邊的“外衣”，既不是重農主義，也不是自由貿易，因為大順的經濟基礎，既不和法國相同，也不和英國相同。
重農主義，推倒到最后，那就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只收農業稅，剩下的稅種全部取消，工商稅一點不收。
顯然，這和大順皇帝支持改革的出發點就相悖：改革的目的，是對外貿易賺錢，錢入國庫和內帑是靠稅收、專營權、壟斷權、關稅拿到手的。只收農業稅，取消工商稅，那為啥要發展工商呢？
再說了，只收農業稅，卻要做到土地清查、按畝計稅、無人優免、取締勞役、募役雇傭等等重農主義政策，大順要是能干成這個，干嘛還要去搞工商業和海外貿易呢？
要是能做到這一點，那不如一步到位，直接均田第一仁政，土地十而稅一不就完事了？
而自由貿易……
只能說，別看劉鈺在歐洲叫的兇。
可大順是真沒臉說自己是自由貿易的。
都不必提大順的諸多海外貿易政策、對日專營權的強加封建義務等等。
就說大順有著此時全世界最為自由的土地所有權制度，地契買賣，官方承認，子孫世襲、土地完全的排他性所有權、此時全世界幾乎唯一沒有公地和村社所有土地的國家……可實質上在很多地方，卻實行著越發嚴格的禁止商人買地囤地的政策。
在大順，劉鈺把改革，濃縮成“國民財富總和的增加”。
此為目的。
剩下的，皆為手段，不管是重農、還是無形之手、還是官營經濟什么的，都是為這個目的而合理的手段。
而軍事強盛、艦隊縱橫等等，都可以視作“國民財富總和增加”的結果，而并不是與之地位對等的某種最終目的。
故而，這種濃縮，在先發地區，新興階層，使得許多過去被認為不對的做法，具備了合理性。
比如，地主強制收地、要求退佃，自己雇人種桑養蠶，就可以說這是為了國民財富總和的增加。
比如，一些地區的官員，開辦煤礦，興辦礦業，也可以說這是為了國民財富總和的增加。
等等、等等。
圍繞著這個“正確”的目的，各種不同形式的產業，發展起來了。有些是有容克轉型味兒的、有些是封建官營的、有些事民間資本的、有些是強制勞役的、有些甚至是行政權下壟斷專營的……
而這一切，都在為大順的新時代，快速地創造物質基礎。
同時，這一套理論，也為日后大順的一些先進思想，埋下了伏筆。
正如法國的重農學派，是以法國此時的經濟基礎為前提的，以農業為切入點。
而英國的一些學派，是以英國此時的經濟基礎為前提的，以流通為切入點。
而如老馬所言：剩余價值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它不是從流通中產生的，但是它在流通中實現。
在考察剩余價值時，必須從流通領域轉到生產領域，就是說，不是簡單地從商品同商品的交換中，而是從勞動條件的所有者和工人之間在生產范圍內進行的交換中，引出剩余價值……
重農學派，以農業為切入點，而農業本身也是一種“生產”。
所以，重農學派很早就覺察到了“剩余價值”這個東西。
也即，從“生產”切入，更容易發現問題的本質，畢竟農業也是一種生產，在考察剩余價值時，必須從流通領域轉到生產領域。
應該說，大順此時整個帝國的經濟基礎，依舊是以農業為核心的。
但是，大順這些年的“內外分野”政策，使得新思想的策源地，被局限在一定范圍之內。而只考察這個范圍之內，并不是以農業為核心的，而是以工業生產為核心的。
由是，才能讓劉鈺從“生產”的角度，去切入。
他當然不能大談特談剩余價值，但他從一開始在引領資產階級的學說時，就避開從流通領域切入，而是從生產的角度切入，這也使得大順這邊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繼續發展下去，很容易就捕捉到資本增值的秘密。
故而，在這個時代，劉鈺只談生產，只談國民財富總和的增加。
正如老馬諷刺的那樣：
重農學派的觀點，認為一切價值都源于土地。而工業、商業，實際上吊毛沒干，并沒有這個價值上增加任何新價值，只是把提供給它的價值以另一種形式作為等價物歸還。
這就很容易得出個結論，既然工業、商業，既沒有增加任何新的價值，等同于吊毛沒干，那么還管工商業干啥？讓他自由地發展去唄，自由競爭、聽任資本主義生產自行其是就行了唄？
只要管好農業這個“唯一產生價值”、“一切價值之母”的東西，只要只收農業稅，剩下的工業商業隨意發展就好了。
于是，資本家是如此的高尚，他們成為了僅僅為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為了地主的利益而努力的資本家。因為按照重農學派的觀點，工業、商業，沒有增加任何新的價值，全都是在為土地擁有者忙活的，工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全不為己、專門為地主，這還不高尚？
正像進一步發展了的政治經濟學，讓資本家成為僅僅為了工人級階的利益的高尚的資本家一樣。
這個諷刺，放在大順也是一樣的。
既然說，國民財富總和的增加，是正確的、大義的、有利于社稷的、國富的、民強的、武功卓越的……
那么，資本家也可以是如此的高尚，他們成為了僅僅為了國民財富總和增加、為了江山社稷、為了萬千百姓、為了國富民強的資本家。我努力，可不是為了我自己啊，我是為了陛下江山、為了萬千黎民、為了國富民強，含淚賺錢。
我雇傭雇工，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生產、為了讓國民財富總和增加、為陛下分憂解難安頓流民……當然我賺到了錢，但這只是副產物，就像是士紳收了租子也只是安穩佃戶的副產物……
這樣，格調不就一下子高起來了嗎。
也就使得新興階層，獲得了“大義”。
當然，這種“大義”的獲得，需要一整套的論證。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篇第一句：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構成這種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國勞動的直接產物，或是用這類產物從外國購進來的物品。
而之后的展開，則是由英國那時的經濟基礎決定的：新興階層的力量，已經發展起來了；封建貴族勢力，卻依舊把持著政治；英國自身的重商主義政策、專營制度等，嚴重制約了新興階層的下一步發展。
于是，之后的展開，實則就是在向英國那時的貿易政策開炮，是為了推翻英國那時的重商主義政策，層層論證，證明自由貿易才是正確的、重商主義是錯誤的、英國的政策是有問題的。
而劉鈺，沿用了國富論的第一句話。
但之后的展開，也是由大順此時的經濟基礎決定的：新興階層的力量，發展的還不夠強大；大順這邊對于工商業發展，還有疑慮；大順打贏了一戰、成為歐洲這些年重商主義和殖民主義貿易體系的受益者；改革還在繼續，發展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于是，之后的展開，實則就是在為之前幾十年的變革辯護，是為了證明發展工商業是正確的，層層論證，不去談重商主義還是自由貿易，而是要證明發展工商業是正確的、延續改革的路線發展生產增加生產是正確的。
大順……還沒到需要討論自由貿易還是重商主義的階段。甚至說，重商主義，還沒有到開始束縛大順生產力發展的階段，反倒是依靠對外貿易，極大地促進了大順的生產力發展。
正如老馬所諷刺的：進一步發展了的政治經濟學，讓資本家成為僅僅為了工人級階的利益的高尚的資本家一樣。
政治經濟學，本來就是為階級的利益辯護的。
魁奈的政治經濟學，證明了“農業是多么的重要，是唯一的價值來源，工商稅都是無意義的，直接取締工商稅只收工業稅，讓科爾貝爾滾蛋，讓工商業自由而不受任何限制的發展是多么的重要”。
而大順這邊此時的這一套東西，也是類似，證明了“新興階層是多么的重要、改革是多么的正確、江山社稷需要產業不斷發展才能穩固”。
但實際上，劉鈺又對后續的改革不報任何的期望。
因為他自覺能改的都差不多了，剩下的還能改的都是小問題，而大問題根本改不動。
并且認為不折騰還能多撐幾年，真要是折騰的話，肯定要折騰出來大事，基本大順就要炸。
當然，不折騰的話，那么大變革也就無法到來，或者說不會出現巨大的混亂，使得那些大的東西能徹底改動。
只要大順先亂了，崩了，改的天怒人怨、改的舊階層離心離德新階層心有不滿，靠著這些年積攢下的遺產，才能浴火重生，革除那些根深蒂固的封建套路。
不亂的話，起義都不好起，造反都不好造。為王前驅，那也得有那條件，就現在的情況，兵精糧足，國庫充裕，內政安穩，朝堂不亂，想為王前驅那也極難。
所以此時所立之言，一部分是為新興階層和工商業發展辯護。
另一部分，還是希望借助大順開國之初的制衡體系，將與科舉制制衡的那批人，給他們立下“經”。
以前，大順的制衡體系是存在的。
但，制衡科舉士紳的那批人，有力而無經。
甚至于，兩撥互相制衡的人，用的是同一種經。
這很正常。用同一種經的人，依舊可以互相對抗。
正如前些年，日本大儒的弟子詢問大儒一樣：如果孔孟復生，孔子為主將、孟軻副之，來攻日本，我等儒生將如何？日本大儒回答的就非常明確：哪怕孔孟復生，也干。
所以，連寫經的“圣人“，都可以因為政治因素而被“反對”，何況大順內部同用一種經的軍功貴族和科舉大夫的相互制衡呢？
現在，劉鈺在嘗試依靠大順的制衡體系，為這些人準備經書。
一種完全有別于過去的經書，以及義利、標尺、評價體系等。
目的，就是為了將來有朝一日，這群人繼續改革，把大順折騰炸了。
不折騰，還能多活幾年。折騰，炸的就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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