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現在大順的問題，是在不久的將來——在劉玉跑路、老皇帝駕崩之后的不遠的將來——是否有這么一個最狡猾、最有能力、最能站在時代浪潮上左右逢源的封建統治者，站出來。
扮演一切階級的家長似的恩人。
披上“他就是小農期盼的李自成”的外衣，打著做“小農的皇帝”、“百姓的皇帝”的旗號。
在這個先發地區的資產階級的制度，已經變成了吸血鬼，來吸吮小塊土地所有制的心血和腦髓并把它投入資本的煉金爐中去的背景下，這個人能否以強力的國家的強力、暴力工具，打著“小農的皇帝”的旗號，卻來保衛這種吸血鬼狂吸心血和腦髓的制度。
這是劉玉在決定跑路之前，返回京城的唯一目的。
既不是為了黃河河道。
黃河河道不是技術問題，滿清時候，都一群人都知道黃河北決必走大清河，甚至也提出了改道大清河的方桉。當黃河河道只是個技術問題的時候，這已經是誰上都可以的了。
也不是為了安排科學院之后的技術先知提醒。
在這個航海鐘競賽中，老木匠一人之力，戰勝了從加利略到牛頓再到歐拉這一大票的頂尖科學家的時代，應該說，此時基礎理論暫時還沒到限制科技發展或者讓科技陷入停滯的階段。
他還是希望和大順可能的正式順位繼承人、亦或者心存野心的皇子們，談一談。
如今大順這種情況，再一次走到了往前走、還是輪回重復的十字路口。
老馬說過小農經濟之下的問題，以及是往前走還是輪回的趨勢。
小土地所有制，造成沒有職業的過剩的人口，使他們無論在農村或城市都找不到容身之地。因此，他們鉆營官職……
這表現在大順，以及之前，無非是冗官冗員，以及從明開始的對生員的收買。
應該征稅卻不征，本身也算是一種官員的“干薪”。
讀書科舉，就是大順國情下的對官職的鉆營。包括為吏，也算是類似情況。
小塊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說來，是無數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國范圍內一切關系和個人的齊一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有可能從一個最高的中心對這個劃一的整體的各個部分發生同等的作用它消滅人民群眾和國家權力之間的貴族中間階梯 理論上，大順畢竟已經沒有那種分封制的貴族了。
而這種情況，以此時大順的對照，已經走到哪一步了？
拿一，借助于他用刺刀開辟的新市場，借助于對大陸的掠奪，連本帶利一并償還了他強制征收的賦稅拿一的賦稅曾是刺激農民發展副業的手段而現在，賦稅卻使這些副業失去最后的資源，失去抵御貧困化的最后的可能性 簡單來說，放在大順這邊。
大順開國之初，華北地區的土地重新分配，延續了前朝的貨幣稅制度而基本上取消了實物稅。
這刺激了大順的“男耕女織”的發展。因為小農必須發展副業，才能養活家庭、并且拿到足夠的貨幣，承擔賦稅。只靠賣糧食換貨幣，肯定是不行的。
而發展到現在，賦稅壓榨，又使得在一些地方，使得副業徹底淪為“自給自足”之用，也使得小農的抗風險能力極度降低。
至于說，用刺刀開辟新的市場、借助對殖民地的掠奪，連本帶利一并償還賦稅……
這種事，只能說，大順的情況還不一樣。
而大順也不是征兵制，而是募兵制。
這些掠奪和開辟的市場，連本帶利返還的，實際上所涉及的人口，也就幾百萬人頂天了。
包括那些因為刺刀開辟了新市場而得利的種桑的、養蠶的、搓茶的、織布的，等等全加上。
也包括那些因為從軍，而最終拿到了海外的土地使用權，尤其是一些長期募兵，他們至少可以拿到百余畝的土地——謂之將之前在他們身上征的稅，連本帶利返還，也不為過。
但，也就僅此而已了。
法國也就兩千多萬人口，戰爭期間上百萬的家庭卷入其中，其在大陸的掠奪也算是連本帶利返還農民了。
而大順三億多的人口，既不可能卷入這么多的家庭參與戰爭，也不可能找到那么大的市場，讓小農的副業成為他們致富的手段——勤勞的雙手織布，但海外市場能保證大順將近7000萬戶家庭的出產，都能換回利益嗎？
或者說，世界三分之一多的人口，怎么可能每個人都在海外市場受益？那得多大的海外市場？多大的掠奪數量？
于是，兜兜轉轉，似乎又繞回了老皇帝“內外分治”的思路。
廉價的工業品，是擊破一些古老的萬里長城的炮彈。
而皇帝的意思，則是通過內外分治的方式，重新筑起一道嶄新的萬里長城，隔絕開先發地區。
禁止先發地區的工業品、也禁止先發地區從海外獲得的大量貨幣，流入后發地區，保持后發地區那兩億多小農的穩定。
擊破萬里長城的炮彈，當然是廉價的工業品。
因為如果不廉價的話，以現在為例，就算英國現在把大順的海關全都打碎了，控制了關稅，但依然卵用沒有。
因為，此時的英國貨，不但不夠廉價，反而更加昂貴。加上運費，不要說擊破古老的萬里長城，現在連擊破印度的古老萬神都做不到。
也即是說，廉價工業品，是擊破古老的傳統社會的必要條件。沒有廉價的商品，肯定是無法擊破傳統社會的。
但是，是不是有廉價的工業品，一定就會擊破傳統社會呢？
這里面，當然有個過程。
比如，歷史上的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的侵略，等等、等等。
有了廉價的工業品，可廉價的工業品自己并不會長腿。
同樣的，真正的理想狀態下的“自由貿易”，實際上也并不存在。
海關守住、朝廷不崩，既所謂的“閉關鎖國”。
那么，顯然，至少可以減緩傳統社會被廉價工業品擊碎的時間。
那么，皇帝的意思也就很明顯了。
既然朝廷還沒崩。
既然朝廷還有很強的強力。
既然太子在湖北的激進工商業變革搞出來了“米禁”的樂子。
那么，是否可以拉起一道新的長城，用內部關稅、行政手段，隔絕廉價工業品、資本、貨幣等，向內進發呢？
歷史上，英國有廉價的工業品。
但對傳統社會的破壞，還需要一些強力手段。
比如罪惡的鴉片戰爭、比如內河通行權、比如取消子口稅、比如關稅受制于殖民者、以及試圖把中國給裂解從而分而治之。
而現在，大順實際上是要反著來。
是要用先發地區的廉價商品，沖垮世界他處的傳統社會。
但又試圖以閉關鎖國的邏輯，保護內部的傳統小農社會。
對先發地區，正如劉玉所說的——扶桑移民，是向東大遷徙在最東方的預演——可以允許內地的百姓向先發地區遷徙，從而保證先發地區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
對后發地區，則如王源的惟農有田論的變種簡化版，通過戶籍控制，禁止先發地區的人口向內流動。
實際上，對于底層百姓來說，這種流動，本身就是單向的。
內地去東部地區做工，做廉價勞動力，肯定比在家種那二畝地要強。
而即便說東部的底層，他們可以繼續向東，而不會選擇向西。
但，對于中層以上來說，實質上，這種流動恰恰就不是單向的。
簡言之。
資本需要靠人的腿，來跑動。
實質上，大順老皇帝設想的這種內外分治，其本質是限制資本向內地流動。也即，通過戶籍等的控制，限制攜帶資本的人去內地。
傳統社會，在大量的海外來的貨幣資金、廉價工業品沖擊下的崩潰，是非常可怕的。
可怕到不只是小農徹底崩潰。
而是，連一部分鄉紳、地主，可能都要混不下去。畢竟，在農村，地主往往也經營手工業，比如釀造、織布等等。這種狂躁的沖擊，會導致內部傳統社會的驟然崩解，會出現那種小地主都能感覺到破產在即的程度。
老皇帝已經隱約覺察到了這種危機。
所以，他希望以這種粗陋、笨拙、而又似乎可行、在大順行政能力范圍之內的手段。
來用最笨的辦法，亦即內部重筑“行政令的長城”的辦法，以類似英國《棉布禁止令》的行政手段，來解決貨幣改革后，大量貴金屬可能流向內地的耕地投機的問題、也解決工商業繼續發展工業品對傳統小農社會沖擊的問題。
之前劉玉在松蘇用的辦法，是類似強制結匯、強制發行兌換券、禁止“外匯”直接進入內部的方式，控制著這些年流入的海量白銀，逼著這些海量白銀往東北、南洋、蝦夷上跑，或者往工商業上投。
現在，老皇帝不認為這種手段，后人控得住。亦或者，這本身就有巨大的漏洞。
而且，又牽扯的大順的貨幣改革。
總不能發行兩套貨幣，一套內地的、一套沿海先發地區的……那成什么事了？
即便說后世有段時間，思想最混亂、先發地方和中央掰腕子最有力的的時候，廣東自己發行了貨幣，也立刻就被叫停。
而大順要搞貨幣改革，要維系統一、維系中央集權，或者說，維系這個國家本身，就絕對不可能發行兩套貨幣。
一旦貨幣統一——在此之前，大順的貨幣并未統一，以至于可能一省之內，同樣的銅錢和白銀的匯率，都有巨大的差異——那么如何控制貨幣涌向內地的耕地上，這就是個皇帝、無論是老皇帝，還是要上臺的新皇帝，都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能想到這一步，至少說明，這些年工商業和海外貿易的發展，改變了一些社會存在，也終于使得大順朝廷對于貨幣的認識上升了一步。
所有人都清楚，若不用行政手段，貨幣肯定會往土地、當鋪、高利貸上跑。
陜西商人、安徽商人、山西商人……之前已經一次又一次地用實踐來證明了這一點。
而對外貿易的發展，導致湖北地區的種茶、種棉、種芝麻等操作，被太子的激進工商政策，直接搞出來了糧荒事件。
也讓皇帝對于工商業發展的負面因素，充滿了不安。
太子在湖北搞得那些東西，并不是說沒辦法解決。但這需要眼光、手腕、提前準備。
老皇帝的不安，源于湖北一事，看得出，太子就一中人之姿。
老皇帝相信，若是劉玉去湖北搞工商業，肯定不會搞出來糧荒的事，肯定會提前有所準備。
但問題是，繼承者的手段，經此一事，纖毫畢現。中人之姿，只怕無法駕馭那些繁復的手段。
這才是老皇帝對工商業繼續發展的負面因素充滿不安的直接因素。
既然繁復的手段，只怕繼承人無法駕馭。
那么，還不如直接筑一道新的行政命令的長城，隔開內外。
這，至少不是往回退。
而不往回退，一個原因是大順現在的財政狀況，已經和先發地區的工商業嚴重綁定。退，不是那么容易退的，即便退，也得需要長久的布局。
另一個原因……
則還是太子在湖北的激進改革。
連在湖北的工商業改革，都搞成這個樣。你以為，往回退，那么簡單呢？
就現在這個情況，往回退可是需要大手腕的，連個條件這么好的工商業發展都搞成這個鳥樣，怎么可能會有往回退的手段呢？
與其讓太子將來面對新的矛盾、新的問題、甚至于一個“簡單”的貨幣改革的后遺癥問題，都手足無措、進退失據，最后要么激進、要么激進后嚇得無比保守甚至反動，動來動去動成個王莽改制。
那還不如提前布局，至少能按照現在這一套，走成蕭規曹隨。
而這，恰恰就是劉玉認為，這可能是給野心家創造機會的前提。
因為這么搞，大量的貨幣等同于不是分散到全國，而是全都留下了兩省；先發地區內部，也不可能避免廉價工業品的沖擊；以及更不可能抑制土地兼并。
將會加速先發地區的矛盾，小農、小生產者的破產，會極端加速。
屆時，資產階級可能不得不選擇一位能夠“保護資本主義”的皇帝。
或者說，選擇一位能夠保護他們對外擴張利益、保護他們在先發地區兼并土地的權利、保護他們雇傭極為廉價的勞動力的權益的、能夠掌控軍隊和組織一套政權體系和暴力工具的……新皇帝。
鑒于大順的特殊情況，這位只能是新皇帝，而不能是護國公。并且肯定得姓李，最好以“清君側”的方式直接轟入京城，盡可能保持穩定。
這位新皇帝，必須是傳統的、符合傳統的、至少得是有大順的繼承法理的傳統。否則，先發地區的資產階級，就不得不面對傳統地區的小農，找出一位寄托了傳統理想的皇帝、借助傳統力量的官僚士紳，來對抗他們。
同時，這位新皇帝，又必須是激進的、變革的、至少得保護先發地區的資產階級的利益。至少，維護現有的一切、并且保證一個穩定的溫室讓他們繼續成長、且能保證海外利益、甚至有能力指揮對外擴張和戰爭爭取更多市場的。
簡單來說，這位新皇帝，必須要披著傳統的外衣，甚至祖先的尸骨，來維護新的秩序。
外姓護國公？先問問內地諸多省份的士紳、官僚、讀書人，認不認。
傳統的力量，還是非常強大的，強大到沒人會覺得，這些代表傳統力量的人，就真么那么孱弱可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