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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八五章 最后的鬧劇(十一)

  “除此之外,朝廷是不是可以做這個中間人呢?”

  “得了田的佃戶,將贖買費,交給朝廷,而不是直接交給地主。”

  “朝廷每年征收贖買費,再把這些錢投入到工業上。而只給地主利息。”

  “待到二十年、或者十幾年后,再把本金一次性給還地主。強制把他們的‘贖買費’,變成一種死期的發展工業的債券,而不是讓他們把手里的金銀投入到買地和放貸中。”

  “亦或者,強迫用一部分諸如礦山、鐵路、工廠的債券,做本金的一部分給地主。”

  “既是說,墾殖方案,并不能解決‘錢生錢’的問題。主要是墾殖土地皆在數萬里大海之外,是以,要把‘錢生錢’賭在工業上。”

  “只要,二十年后,工業發展了;亦或者火輪船可以載更多的人更多的貨方便地飄揚過海。”

  “那么,二十年后,這些地主手持工廠礦山的債券,也未必會兌換本金。就算兌換,屆時白銀日多必然銀賤,朝廷這二十年間再多發些寶鈔……”

  “如此,地主不肯做工商,那就朝廷逼著他們做、強迫他們做、直接用他們的‘贖買費’的本金做。”

  “既然國公相信,未來是工商業遠勝農業,那么就以此為基礎,豪賭一場。只要到時候工業發展起來了,漂洋過海方便了,這些本金,日后都是小事——不說別的,單說日后若這火輪船過海方便,扶桑的那些荒地,朝廷賣個幾億兩償還贖買的本金,那還不是易如反掌嗎?”

  “此為其一。”

  “其二,昔日國公于松蘇,亦苦于擔憂白銀流向買地的問題。是以發行紙鈔,強制結算對外貿易的白銀,人為制造白銀流向內地耕地的困難。”

  “如今朝廷要緊事,是要貨幣改革,取銀金本位,而廢銅錢之地位。”

  “一旦此事做成,總不好再搞兩套貨幣。那樣,松蘇等地外來的白銀流入內地耕地上,便無阻礙。”

  “那么,是不是可以再想個辦法,來讓這些游動的資本,固定起來呢?”

  “比如說,利用朝廷的信譽,尤其是這幾年開發扶桑金礦又做成了的信譽;利用朝廷的軍隊,在外占據印度波斯等貿易的優勢……開辦一個特殊的放貸的銀行?”

  “這個放貸的銀行,可以給工廠、礦場等,提供稍微低息的貸款。而前提,是這些工廠、礦場等,拿他們的股份作為抵押。”

  “朝廷開辦的這個放貸的銀行,再用信譽、海外市場,以及這些工礦抵押的股份,作為抵押物,發行債券、吸納資金。”

  “到時候,一則可達成對所有工、礦等行業官督商辦的結果。因為,他們的股份,大部分都質押在這個放貸銀行中,朝廷完全可以用這些股份來督辦這些產業。”

  “二來,社會的游動資本,都化作為放貸銀行的債券。實質上,也就是讓社會上的游動資本,全都變成吃利息的,將游動的資本固定起來。只要工礦業發展的利潤,高于支付的利息,那么這一套就可以撐下去。同時,又盡可能避免了這些游動資本,流向民間借貸、土地買賣、耕地投機等。”

  “三來,商人投資,目光短淺,而又無序。今日見甲貴,便一股腦地生產甲,而至日后甲低賤如水,許多投資者又破產。”

  “若這么一搞,實質上,我說的那種向工商業放貸的銀行,便是這種生產的指揮棒。使得工礦產業的生產,如臂使指,不再無序。甲行業有前景,便多貸一些錢給他們;乙行業明顯沒前景,那就不把錢貸給他們。”

  “如此一來,既符合內外分治的設想;亦等于是在先發地區,再搞一個天佑殿、再搞一個朝廷。這個朝廷內的人才,要以實學派為主,由選拔出的他們中的佼佼者,來作為發展實業的‘指揮者’。”

  “即,選拔出的實學的狀元榜眼進士舉人,通過銀行,來控制產業的發展;反過來又通過這個信貸銀行,把游動的資本固定起來,不要使得他們瞎亂用,尤其是去不想讓他們去的地方,比如囤地、囤貨居奇、操控物價等等。”

  “而這樣,朝廷可用的手段,可就多了。”

  “譬若官山海之策。朝廷若能控制海外硝石、鳥糞的價格。那么,很簡單,朝廷不賣錢,而讓得地的小農,以糧食來換硝石肥料。如此,朝廷既能操控糧食價格,又可以用官山海鹽鐵之法,寓稅于買賣之中,朝廷手里掌握的資源也多了,而不是僅有那千萬兩白銀的歲入,關鍵時候竟買不到糧食。”

  “譬若修鐵路等事。朝廷又可有大筆的錢投入其中,而這種行業,見效又慢、回報又低,可偏偏不修不行、修起來后好處更是無窮。只有這樣,這些資本,才能被逼著投向利益極大但不可短視的地方。這個也不需多么先見之明,只要回頭看看大運河,便知國公所謂不需要水的大運河會有多少好處。”

  對于李欗會有這樣的想法,劉鈺一點都不奇怪。

  固然說,實學在劉鈺這,說成是有術無道,只練外功的東西。

  也固然說,劉鈺嘴里嚷嚷著貿易、國富這些東西。

  甚至于,劉鈺對老馬的學問,要么只說一半,要么壓根逆練。

  但,終究,有些東西,還是以一種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方式改變著許多人的想法。

  終究,老馬的思想也不是一夜之間變出來的。是在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空想社這三個基礎上,繼承批判發展起來的。

  德國古典哲學,劉鈺連個皮毛也不懂。這些東西,可能和大順傳統的東西,又對不上味兒。

  既是對老馬的學說說一半、或者壓根逆練,那么除了他實在不懂的德國古典哲學,那么顯然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這兩個新思想里“化作肥料的尸體”,以一種非尸體而是活人的態勢,復活了。

  拿三的《論貧困的消滅》,全篇都在扯犢子,也壓根沒有辦成。但思想脈絡是清晰的——以小農經濟下普遍貧困的無產者,組成農業產業軍,再以農業倒逼工業工資上升。

  只不過,這一套扯犢子,是建立在“假設法國有919萬公頃的上等荒地、隨時可以開墾、三年見效、兩年回本”的基礎上。

  于是,《論貧困的消滅》里的扯犢子,即便說大順這群實學派從未看過這本書、甚至于拿三的叔叔此時估計還在科西嘉的媽媽肚子里,但依舊讓實學派自發地產生了“移民扶桑、消滅普遍貧困”的想法。

  而拿三不扯犢子的真正的東西,就是披著圣西門的“社”,和圣西門“實業主義”的皮,快速地完成了法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工業化發展,和巴黎的現代化改造。

  而圣西門的實業主義,基石就是“產業有序發展、打破資本主義生產的無秩序無政府狀態、讓銀行業和國家信貸作為產業的指揮棒、由專業精英組成的官督商辦”。

  在這里,精英,作為大腦。

  國家信貸和大銀行,作為手臂。

  由大腦指揮手臂。

  再由手臂指揮產業。

  圣西門的經濟思想,主線非常的明確。

  一:保留私有制。

  二:精英領導。包括產業資本家、大商人、銀行家在內的實業委員會,來指導社會運行。

有天才的人應在適合的崗位上保持完全的獨立,給予他們極大的尊敬,授予他們對社會財富、社會金錢的支配權  三:承認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以利誘之。

即:保護私有制,承認私有制。應當利用私人利益的誘惑力,以國家政策去推動、引誘他們,將資本投入到運河、鐵路、橋梁等真正的事業。以及促進排水、耕種、灌溉等工作把富有的企業主、商人和銀行家,吸引到實業中去。不僅不要指責他們,反而要保護他們從有益于社會的勞動中獲取正當的利益  私人利益是可以指導公共利益的唯一動因。

  簡言之:有利于社會的產業中獲取正當利益的行為,也即工業、商業,產業,是“最大的慈善”、“人民的富豪”、“工業資本家就是最大的慈善家”。

  四:非暴力,害怕法革那樣的全民參與和覺醒,相信王權、皇權。把希望寄托于皇權至上。

改革家,不應該用刺刀來實現自己的想法只需要一群真正的精英,真正的讀書人,編制國家預算。再由國王的一道敕令,即可完成變革  而李欗想的這些玩意兒,實際上一點不稀奇,以為這和大順的傳統過于契合。

  不管是深入到骨髓的小塊地產下塑造的私有制情懷,還是精英主義政治、亦或者是相信皇權。

  都過于契合。

  于是,劉鈺笑道:“這一套,這不就是蒸汽機時代下的五均六筦、官山國軌?”

  “實學一派,選拔舉人進士,而為軌官。”

  “以銀行業,行五均六筦事。”

  “士紳地主不知工業之利,則以教化輔佐、暴力強制將他們的金銀納入工業發展。”

  “殿下剛說完不可成‘建興新政’事,轉手卻又來了一套新的‘建興新政’啊。”

  李欗亦笑道:“此一時、彼一時。彼時若有蒸汽機、鐵路之前景,王莽也好、荊公也罷,緣何還是要把一切建立在農業上?”

  “五均之貸、青苗之法,雖說拿的是利息錢。可這利息錢,不還是從農業上來的嗎?”

  “本既不變,標便是花樣無窮,那也是一樣。”

  “建興新政、荊公改革,其本,仍在農業上。包括如今實學興起的顯學,移民扶桑、墾殖得利而循環,其本仍在農業上。顯學之說,說到底,還是覺得,投十個錢在墾殖上,能收回二十個錢,靠著這種不斷增值,最終完成大遷徙。”

  “但我觀國公變革,尤其是扶桑移民一事,發現國公根本不認為墾殖、也即農業,尤其是跨數萬里大洋的農業,能完成這種增值循環。國公的移民事,是建立在工商之上的,農業只是輔助。”

  “是以,此一時、彼一時。”

  “國公要非說,這就是蒸汽時代的五均六筦、官山國軌……那或也不錯。”

  “關鍵不在于是不是五均六筦、官山國軌,關鍵在于,這是工業的五均六筦管山國軌。”

  “其實,我在賭一件事。賭,二十年后,鐵路運輸能做大運河用;賭二十年后,火輪船可以跨越大洋遷徙成本極降。”

  “若賭的成、賭的贏。”

  “那么,以我所論,強制贖買鄉紳地主土地,按照每年5的利息給錢,本金投入工業做強制死期工業債,二十年后返還本金。稍微一算,便可知道,二十年后,本息合計就要翻一番。”

  “墾殖既行不通。除非有幾億畝隨時可墾的荒地就在中原九州,否則墾殖這條路,不可能持續下去,以墾殖之利推動移民。”

  “唯有工業,或有可能,二十年后,將這些資本翻一番。也即能讓這一套玩轉下去。”

  “而我覺得,天朝的問題,在于基建和物流;在于鐵路、火輪船;在于運輸、運貨成本。只要這個問題解決了,很多問題便不再是問題。至少,不再是一個懸在頭頂的不可調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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