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棉、大順的工業、歐洲的消費。
這是一個整體。
大順選擇了一條非常奇葩的路。資產階級在18世紀開始的任務，是創造一個世界市場。顯然，世界市場肯定要包括大順內部市場。但顯然，大順的資產階級在沒有拿到統一的國內市場之前，就先創造了一個畸形的、扭曲的國際市場。
這是大順的特殊情況決定的，土地廣闊、世界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二的人口、內部的長久統一。
使得這種奇葩情況，在此時的世界，能也只能在大順出現。
舉個例子。
法國的重農學派的改革，在歷史上的評價非常高。尤其是糧食銷售的改革——打破了法國的區域性經濟，使得在法國內部，糧食出現了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
這聽起來，確實不錯。
但要考慮到……法國的大小。
這句話放在大順這邊的語境下，大抵相當于說：河南濮陽的糧食，可以賣到駐馬店去啦！
而在此之前，濮陽的糧食是不能離開濮陽的，必須要受到監管控制的，是不能運到駐馬店去賣的。
國家和國家是不同的。大小也是不同的。
在法國，這是個驚天動地的大事，是法國達成內部統一市場的先驅、就93年風暴之前的預演。
在大順，則壓根算不得事。除非到崩潰的軍閥混戰的狀態，否則，沒聽說過濮陽的糧食不能往駐馬店運。
千里不販糴的原因，不是因為封建法規定超過一千里不能賣糧食；而是因為必須要考慮到陸運成本的無形之手。
所以，在這種現實下，大順這邊搞出了奇葩的“內部市場有限制、外部市場塑造出了畸形的世界市場”的一套體系。
于大順而言，原材料靠海外殖民地；市場靠海外和歐洲之前積累的存銀；廉價勞動力靠內部地區的地主鄉紳們兼并土地弄出來的一波波的失地百姓，歷史上他們可是接受過一天兩斤高粱米的低價來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的。
而刨除掉大順這邊，歐洲那邊的前提，是波托西銀礦的無數印加百姓的血淚創造出來的。
沒有世界貨幣，那就沒有發達的世界貿易和統一的世界市場。歐洲的金銀，充當了世界貨幣，尤其是充當了東西方貿易的媒介——大順是個天生缺金銀的國家。
因為如果歐洲沒有金銀，那么東西方貿易就很難發展成世界貿易：這不是說天不生歐洲萬古如長夜。而是說……咋貿易？
白銀是明順幾乎唯一能接受的進口商品，別的玩意兒根本不要，沒有金銀自然也就貿不起來啊。
固然說，國民財富不是金銀。
但是，要注意的是，歐洲此時有這么多金銀，不是靠種植園、甘蔗園弄出來的。那玩意兒，他不是粒子加速器大型對撞機，能點石成金，他只能種出來甘蔗，種不出來黃金白銀。
歐洲此時金銀上的富庶，和歐洲的手工業，關系真的不大。因為，哪怕是原本的歷史上，直到1857年，仍舊鬧出來了巨大的歐洲白銀流向亞洲的魔幻場景。
很多人潛意識里覺得，歐洲此時這么富庶，一定是手工業很發達，甚至工業發達，所以世界的財富都去了歐洲。問題在于，歐洲此時在世界貿易中明明是逆差啊，不管是對大順還是對印度，都是逆差啊。
很多人錯誤的以為，歐洲的富庶，源于貿易順差。這純粹是把19世紀晚期，刻舟求劍到了18世紀。
并不是這樣的。
純粹就是之前挖的金子銀子太多了。
金子銀子是不可能通過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變出來的，資本主義萌芽創造的財富，是國富論里意義上的商品，而不是重商主義概念里的財富。
的確，歐洲的資本主義萌芽導致了歐洲生產力的發展。但是，這不是歐洲此時金銀這么多的原因——意大利的毛呢工場，只能生產羊絨，不能生產黃金白銀。
包括說，歐洲農業革命，可以解釋很多問題，但解釋不了歐洲白銀那么多的問題。
農業革命也沒聽說能種銀子啊。
這種情況下，歐洲的富庶，和大順的手工業品能沖擊歐洲，并不矛盾。
富庶是富庶。
手工業發達是手工業發達。
富庶的原因，是因為全世界，包括大順和印度，都是用金銀。尤其是大順承接大明的貨幣改革，完全把發鈔權讓給了對外貿易，歐洲的白銀才能大量地、廉價地買到這邊的生絲茶葉瓷器等等。
歐洲的金銀真的多，多到歷史上讓大明完成了貨幣改革、讓印度后來也完成了銀本位改革。
富庶不代表一些手工業就發達。
也有可能，三分是手工業農業進步、七分是錢多。
所以，歐洲的海量存銀，以及極為不發達的棉紡織手工業，便成為了大順這邊這一套國際秩序或者貿易體系的基礎。
僅就棉紡織業而言，可以把大順、印度、歐洲看成一個不太穩固的三角形。任何一邊出了問題，都會引發整個三角的不穩固。
原材料、工業加工、市場，這里面是有很多蛋疼的因素的。
有人說，手工布無論如何也阻止不了機織布。
這句話，看怎么看，宏觀上對、具體到一個幾十年的周期內未必就對。
而且，這種思維，很容易陷入到經濟決定論的機械唯物當中。
恩格斯說：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是和說德國的革與反革里說某某背叛的人民之類，是一樣的、無意義的、正確的屁話。
這種經濟決定論，是錯誤且危險的。
放在18世紀，如果以這種機械唯物的、幼稚的、錯誤的、甚至是將老馬的學問徹底庸俗化的經濟決定論來看待18世紀的問題，自然而然地就會產生極為錯誤的觀點、甚至一步滑向帝國主義甚至是最奇葩的輝格史觀的變種——歷史上歐洲的殖民侵略，是文明戰勝了野蠻，是先進的生產力對落后生產力的碾壓。
這就很容易產生一種暈乎乎的自以為是，認為1750年歐洲的生產力、紡織業，已經完全超越的亞洲。于是帶著這種庸俗的機械唯物的經濟決定論的腦子，反推出諸多奇葩的結論。
事實上，并非如此，也絕非如此簡單且機械的經濟決定論，所以才導致了大順在印度引發的諸多問題。
這種庸俗化的經濟經決定，在后世，就是尹里奇的《怎么辦》，狂噴那些經濟決定論的擁躉。
而在此時，作為逆練的結果，就是大順為什么一定要先把這個奇葩的、畸形的、缺了世界上大約三分之一人口的所謂世界市場建立起來，才能解決大順內部問題的解釋。
歷史上，從約翰·凱尹發明飛梭、到珍妮機、再到水力紡紗機、再到騾機以及軋棉機，這是一個六七十年的漫長路程。
而直到軋棉機和騾機的出現，才算是讓歐洲的棉紡織水平有和亞洲競爭的實力。
用后世的話講，這算是一種后發優勢。
從零開始，從事傳統棉紡織業的人少，阻力小。
而且有著軍艦、刺刀和大炮，打贏了幾次海上的商業霸權戰爭，靠著殖民地市場，把從零開始的棉紡織業養大。
等到羊毛紡織業體系內的貴族、地主等反應過來的時候，已經壓不住了。
在這里，就可以明確地說：如果沒有大西洋、印度洋的阻隔。那么，珍妮機就根本不可能出現、更不可能存活。
在大順，珍妮機存活的可能性，為零。
因為這玩意兒紡出來的紗線，牢度很差，只能做緯線無法做經線，需要用亞麻或者呢絨混紡增強強度。
這在大順，壓根就沒有市場。你紡出來的紗，紡多少賠多少。
但在歐洲，是有市場的。
因為國家強力不準進口、行政命令不準穿東方棉布、對東方棉布征收重稅，這使得這種在亞洲被視作“十足的垃圾”的混紡布，才能夠在歐洲的市場生存。
并且因為英國海軍的強大，海戰的勝利、重商主義和重稅壓榨下的造艦，使得歐洲各國的海上貿易都受制于航海條例。
這是典型的商業霸權帶動工業發展、保護主義的勝利。
故而，大順想要走完這一步，就不可能刻舟求劍、東施效顰。
也就是劉玉活著的時候主導大順改革的思路：技術進步為輔、商業霸權和造艦優先。
直到劉玉死的時候，大順在歐洲市場暢銷的棉布，也不是靠蒸汽機、大型織布機和走錠精紡機，所謂的“工業對手工業”的碾壓——即便有一定的工業因素，但那絕不是劉玉死前大順對外貿易的主力。
而是標準的老馬說的：前工業時代的商業霸權邏輯，以造艦和海軍獲取商業霸權。
只不過這種商業霸權和原始積累，因為大順和歐洲的白銀匯率、勞動力價格等因素，被劉玉偽裝成了自由貿易、先進生產力對落后生產力的碾壓、經濟決定論下的先進戰勝落后。
既然經濟決定論是要被批判的。
那么，顯然，在大順，想要完成舊時代到新時代的轉型，無非兩個辦法。
要么，強大的組織力、控制力，穩住舊時代瓦解、小農經濟崩潰的劇痛，同時又有極為強力的手段，阻止資本從工業逆流回農業。
不是說，資本去農業就是錯的。而是說，在改革和擴張前的條件下，資本流向土地，土地的生產資料要素，遠小于金融投機避險要素。大順的民間資本流向土地，并不會帶來生產力的巨大提升。因為在18世紀，大順的小農經濟，尤其是華北進行了兩年三熟的農業革命后，畝產已達18世紀的世界巔峰，很難往上升了。
故而說，在這種狀況下，需要一支強有力的有形之手，控制資本從工商業往土地上逆流——這，幾乎是后來東亞必走的路，包括說寶島的土改，分到地的佃農把土地賣還給地主，那也是要判刑蹲監獄的。
而且，還要有極為強大的、在這個時代要嚇死世界上所有國家的組織力和控制力，愣生生壓住轉型的劇痛、小農經濟瓦解的痛苦。
顯然，大順壓根做不到。
要么，就只能選擇對外擴張，走先發后發的模式。先發地區通過對外擴張，獲得原材料和市場，通過老馬說的商業霸權帶動工業發展的模式。
而絕不是很多人想的，什么這個萌芽、那個萌芽的。把社會的發展只是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并把經濟看作是社會發展過程中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否認政治、思想、理論等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作用。簡單地用經濟因素的自動作用解釋復雜的社會現象和歷史發展進程。認為只要萌芽了，經濟因素自動作用，就一切都好了。
不是這樣的。
說句難聽點的，單單劉玉的一小點改革，從貿易中心轉移、到鹽業改革圈地種棉、再到廢漕運，這點相對于大順而言根本不算傷筋動骨的改革——如果真到那種傷筋動骨到洪天王李闖王遍地的地步，也壓根改不成——僅僅這個還遠不到傷筋動骨的改革，就死了多少人？鎮壓了多少起義？布置了多少后手？
商業霸權，說到底還是造艦、刺刀、戰列艦、大炮取得的。
而大順在印度的統治，也不是靠簡單的“先進生產力戰勝落后生產力”、“進步戰勝落后”這些東西。
說白了，大順打印度的時候，僅就棉紡織業來說，比英國強，但和印度那純粹是半斤八兩。
所以這不是個簡單的、抽象的、滑稽的、毫無內容的經濟決定的問題。
而是……一場有預謀的、殘酷的、清晰的、明確的、依靠刺刀大炮的、甚至可以說是反人類的摧毀印度本土手工業生產能力和舊經濟體系的活動。
目標非常明確：
摧毀印度的棉布出口業。
餓死印度八成的織布工匠，或逼迫他們去種植園摘棉花、或者去紡紗。
通過修鐵路和運河，深入內地，瓦解印度的舊經濟體系。
依靠孟加拉和南洋的稻米，人為制造印度西北部適宜棉花種植業地區的產業單一化：種棉花、換大米。
通過對稻米等生活必需品的控制，完成對單一經濟種植園模式的商業資本的劫奪制建立，強行把印度拉入到大順的資本主義體系當中，使得原本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印度，成為一個經濟上的整體。
簡單來說，就是“產業降級”。
通過人為手段，摧毀其生產力，達到產業降級的結果。從一個“棉布故鄉”，混成一個“只能種棉花紡紗、卻要進口棉布”的地方。
如果只是這樣，倒也能穩住了。
但現在的情況，是大順花了三十年時間，對印度完成了一次“產業降級”之后，準備再來一次。
之前三十年，是從“棉布的全產業鏈”，降級到“原棉和棉紗”。
而現在，大順要更進一步。讓印度再度產業降級。
從“原棉和棉紗”，降到“只有原棉”。
應該說，這一次產業降級，總算能借用經濟決定論的那一套，至少在棉產業上，算是先進戰勝落后了經濟自發演化決定了。因為這可以說是先進的蒸汽機帶動走錠精紡機，戰勝了印度的落后手工搓棉。
也算是，補足了大順這些年順著當初劉玉鼓吹的自然秩序那一套衍生出的新禮新秩序的最大漏洞。
最開始，劉玉在歐洲忽悠自然秩序、絕對優勢、相對優勢的時候，大順是可以打這個“自由貿易”的偽裝的。
一方面，是大順的手工業生產能力，確實遠勝當時的歐洲。
另一方面，大順這邊的白銀匯率等問題，也確實可以為劉玉的忽悠做隱藏。
雖然說，歐洲那邊不是沒有明白人，早早看出來了這里面的東西，但奈何他們發聲的聲音很快被大順這邊淹沒了。
加上歐洲各國普遍的反現狀、反現實的心態：即各國存在嚴重的重商主義個管控貿易背景下的物極必反，是以劉玉的這一套東西，被李欗繼承扭曲成為“新禮法、新秩序、新天下”后，可謂是大行其道。
但在這一套扭曲的理論中，有一朵烏云，是怎么都繞不過去的。
那就是印度問題。
印度的棉布，是因為大順的棉布質量更好、價格更低廉、或者說大順的先進戰勝了印度的落后嗎？
并不是。
印度棉布業的毀滅，源于大順的海軍和嚴酷的管控貿易、以及對印度的殖民統治和關稅控制，使得你印度就算有布，但你賣的出去嗎？
去波斯，嚴查；去西非，嚴查；去南洋，禁止；去歐洲，嚴查。
至少，大順的棉紡織業，在純粹的經濟角度上，并未達成所謂的先進戰勝落后的結果。
相反，是大順的刺刀、大炮、軍艦和屠殺，戰勝了印度的棉紡織業。
所以，一邊大順在歐洲喊著新秩序、基于自由貿易的國際體系；一邊在印度搞關稅毀滅、行政限制。
這，總歸是會讓歐洲一些人琢磨琢磨：他媽的，劉玉說的似乎很有道理，但是為什么他們做的，和他們說的，就像是黑衣主教和白衣騎士之間的差別那么大？
現在，對印度的第二次產業降級，總算是可以補足這個漏洞的。
至少，明面上，大順是通過“自然秩序”，完成了產業升級。“先進”打敗了“落后”，蒸汽機和走錠精紡機，擊敗了印度的傳統紡車。
這聽起來，就好聽多了、也順耳多了。
反正，至少比對印度的第一次產業降級的那一套，更有迷惑性了。
畢竟，印度的第一次產業降級，從棉布降到棉紗，純是大順靠軍艦刺刀屠殺饑荒禁止出口等解決的，這個大順自己念《自然秩序經》和《先進經》的時候都有著實太好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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