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的軍事對峙在表面上形成，但卻并不意味著平衡，意味著相安無事。＝＝＝＝
對于擁有強大水師的明軍來說，不必沿江處處布防，只要有戰船游戈，再在幾個要點駐扎重兵，便足以遏制清軍渡江來攻的危險。
而清軍則因為明軍可以利用水師之利，靈活選擇渡江攻襲的地點，而變得難以防守。再者，現在的明軍與當年是大不相同的，從上到下，在勝利的鼓舞下，充滿了進攻的，可不會讓清軍安寧。
清廷也看出了自己的弱勢，沿江平均分配兵力是不可能的，那就只能采取重點防守。仿效對付沿海襲擾，清軍在近江地帶實施了遷界，形成一段真空的無人區，將兵力屯駐于幾個要點。
第一重點地區便是荊襄，清軍以南陽為前線，洛陽為后基，防備明軍攻入河南；又在平利的白土關加強城防，扼湖陜邊界要隘，與河南清軍呼應，對荊襄地帶形成兩面夾擊之勢。
第二重點地區在長江中游的武漢地區，以孝感為前線，以信陽為大本營，西防荊襄，南防武昌。
第三駐扎重兵的地區在合肥，這里是“江南唇齒，淮右襟喉”、“江南之首，中原之喉”，歷為江淮地區行政軍事首府。
第四重點地區在淮安，這里鄰江近海，是南下北上的交通要道。屯兵于此，一來可以阻遏以崇明島為基的明軍攻掠，二來也防備明軍由運河北上。
長江已失，黃河便是清軍依靠的最后一道防線。但清廷還不死心，屯兵于長江黃河之間，以求一逞。只是——
“龍失大海啊！”鰲拜坐在椅中，望著墻上的地圖。嘆息出聲。
陸地爭雄，騎射無敵。這本是八旗的優勢，也是其賴以取天下的根本。但現在看來，沒有得力的水師，整個戰局便不免顧此失彼。
比如天津、塘沽，明軍有強大的水師。嚴重威脅著有“河海要沖”和“畿輔門戶”之稱的要地。這里是必須駐兵嚴防死守的，至于山東、直隸沿海，也只能用遷界的方式予以湊合了。
所以，對峙是表面的，是暫時的。明軍不斷地開展小規模的軍事行動，保持著士氣，訓練著新兵，熟悉著戰陣。打破平衡，只是需要一個時機。一個合適的攻擊點。
“兵部已調施瑯入京，他熟悉水戰，于操練水師亦有心得，或有解決之道。”遏必隆苦笑了一下，勸慰般地說道。
“漢人終不可信，亦不可大用。”鰲拜哼了一聲，心說：什么解決之道，不外乎造戰船、練水兵。這大把大把的銀子從何而來？再者，耗時費力。恐怕也是緩不濟急。
索尼病得愈重，四大輔臣剩下了三個，鰲拜穩穩地居于首位，位高權重，幾乎把持了朝政，大小事情。多是一語而決。
“祖澤溥奏報：膠東地區人心浮躁，有流言稱明軍要登陸反攻，頗有些草莽之輩欲要作亂。”蘇克薩哈沉聲說道：“山東近直隸，不可不防啊！”
山東的騷動當然有明軍大勝、光復神京所提供的心理鼓舞的原因，還有沿海遷界擴大所造成的混亂。當然也有于七等人的動作引起了清朝官府的注意。
至于山東的府縣，以膠東的登萊等沿海地區最為不安。因為有傳言說明軍人數超過十萬，兵鋒直指山東，并打算以山東為跳板直撲北京——這種說法清廷并不太相信，因為北京方面普遍認為明軍既然具有水師的優勢，在山東登陸作戰倒不如直取天津，那樣更能威脅京師。
從山東到京師，明軍舍舟師之長，與清廷在北方平原交戰，顯然并不合乎常理。
山東方面當然也知道“南舟北馬”的道理，不過事關山東各級官員的烏紗帽和性命，他們依舊高度緊張。清廷則認為可能性不大，最多是明朝的細作和間諜在山東滲透，鼓動起一些亂民起事，以策應明軍在其他重點地區的攻勢。
“祖澤溥的督標便有一千人馬，要是還對付不了幾個山賊草寇，那他這個總督也就不用當了。”鰲拜哼了一聲，不悅地說道：“要說人心浮躁，哪里沒有，大驚小怪，被嚇破了膽吧？”
漕運一斷，糧米飛漲。雖然小冰河期正在轉暖，但還遠未恢復正常。北方與南方相比，農業種植的效果更是大大不如。戰事正緊，征兵抓伕，又使從事農耕的人口不足，北方滿清的財力、物力，越來越難以與明朝相抗衡。
吃不飽、穿不暖，連食鹽也因為遷海也開始短缺。這樣的環境下，如何能使人心安定？鰲拜自知其中究竟，但蘇克薩哈一提，更是讓他心煩。關鍵是他們想不出辦法。明朝能從海外進口糧食，而且是很早便有的行動，他們現在就是有此意，也無法實現了。
不提明朝水師的強大，單說形勢，也沒有哪個國家敢靠清廷的邊兒。連蒙古諸部都敢陰奉陽違，觀望風色者多，出力襄助者少，就更不要說本來就瞧不起滿清的朝鮮、倭國等國家了。
本來歷史上荷蘭因為臺灣與鄭家結怨，還與滿清勾結過，想商貿，想打敗鄭家而重奪臺灣。但現在，荷蘭也向明朝示好，得以在廣州建立了商館，與明朝進行商貿往來。
內外交困，錢糧窘迫，用來形容現在的滿清是很恰當的。但滿清是異族統治者，也與一個賭徒一樣，不到最后絕望，他們是不會放棄搶到手中的權力和享受的。至于百姓窮困饑餓到什么地步，那卻不是他們所關心的。
維持，強撐，到幾時算幾時。滿清現在就是這樣的心態，他們不甘心再回到苦寒的遼東，不甘心放棄中原大地，不甘心失去他們所有用暴力和殺戮得來的東西。
蘇克薩哈張了張嘴，把話都咽了回去。現在的形勢可謂是內憂外患，但鰲拜把持朝政。又素有嫌于他，什么事情一經他口，反倒會耽誤，甚至是不辦。
據密諜報告，朝鮮不穩，北伐派勢力大張。又有擴軍備戰的計劃：都城御營廳軍由七千人增加到兩萬人；禁軍由六百名增加到一千名，全部改編為騎兵；御營廳增加了大炮，還計劃將守衛漢城的訓練都監軍增加一萬名，御營廳軍增加兩千名。雖然由于財政困難，要想實現這樣的擴軍目標，有很大的困難。但情形可畏，其心可惕。
李朝上下皆視清朝為犬羊夷狄，私下稱清帝為“胡皇”，稱清使為“虜使”。除對清朝的公文賀表之外。一切內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廟、文廟祭享祝文，一直用崇禎年號。這些情況是瞞不住清廷的，但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現在，除了順治下詔斥責外，并沒有采取什么實際行動。
如果說朝鮮是插在所謂“龍興之地”背后的一把刀，那么蒙古諸部的態度變化。則更表明的形勢的惡劣。
本來，清政府有以加官晉爵為條件的搜刮錢財的政策。也就是捐輸越多。加官愈厚。這樣可以使一些昏庸的蒙古王公、貴族層層搜刮人民，為其買官爵所用，既達到控制其經濟的目的，又能增加財政收入。
但從去年明軍在江南發動反攻后，這項政策對蒙古諸部已近于失效。形勢有變的情況下，誰也不會為了一個暫時的空頭銜。去耗費財物吧？
而清廷統一蒙古各部后，取消了各封建主和汗原有的諾顏等稱號，參照滿族官秩，分別給蒙古封建主及黃金家族的成員授以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等爵位，還下設一、二、三、四等臺吉。非黃金家族的封建主及貴族成員則封為一、二、三、四等塔布囊的品秩。按照不同等級授予不同等級的俸銀、俸祿、隨丁及各自等級標志的服飾。
蒙古諸部在捐輸和助兵的事情上狡詞延宕，但俸銀、俸祿卻還要得勤快，又給清廷背上了一個較為沉重的經濟負擔。
而蒙古諸部態度轉變更為明顯的是開始違反清廷所制定的封禁制度。蒙古經濟是以游牧為主，擇水草而居。但清廷卻從抑制蒙古經濟的發展和掠奪蒙古經濟等目的出發，制定了封禁制度，讓蒙古人只能困居在所居旗境內，不得愈越。
禁令使蒙占人困居一隅，使各旗之間不能進行經濟交流和相互聯系，把蒙古人緊緊束縛在所居旗境內。這自然會招致不滿，在滿清強大時，蒙古諸部還不敢違抗，但此時卻已經不太把滿清看在眼里，或者說蒙古諸部對明清戰爭的勝負已經進行了重新的評估，不再把寶押在滿清身上了。
這樣的內外傾向是危險的，特別是任由它發展下去的話。蘇克薩哈曾提出過傾力一戰的想法，但卻被否決了；他也曾贊同過遷都，回到龍興之地喘息的議論，更是被無情斥責。
在蘇克薩哈看來，調集精銳，哪怕是京師禁旅，只要能取得一場大勝，那人心也會大大扭轉；若是敗了，那便劫財掠民退回遼東，與明朝打持久戰。或者就直接退出中原，還能保存兵力，再借助于遼東的氣候、地形，更有與明朝耗下去的資本。
不管怎樣，他都認為比現在這種硬撐下去要好。空耗實力，卻又無決戰一場的意志；分兵駐防，又顯得處處難守。時間一長，人心更亂，財政更緊，更沒有了勝利的希望。
“嗯，皇商八大家的捐輸——”鰲拜沉吟了一下，有些不悅地說道：“數目太少了，如何影響其他商人？”
發戰爭財歷來都是很便捷，也是最快能積累起資本的好時機，山西人把握住了這個時機。夾雜在滿洲人席卷天下的隊伍中有非常之多的山西人，他們形成滿洲鐵騎的后勤部隊，在這只后勤部隊中形成了后來名聞天下的山西八大皇商（滿清的八大蝗商）。
他們控制了絕大部分與滿洲軍隊的貿易，也控制了絕大部分察哈爾也就是張家口的對蒙貿易。
其實，早在滿洲人入關前，這八大皇商便常往返于關內關外。在明朝政治日趨和社會動蕩的關頭，商人特有的靈敏嗅覺，使他們看到了滿清的崛起和野心。于是在正常貿易之外。暗中為滿洲人輸送軍需物資，提供軍事情報，搞起了政治買賣。
滿清入關后，順治沒忘為己入主中原建立過赫赫功業的八大家，在紫禁城便殿設宴，親自召見了他們。并賜給服飾（想必是馬褂漢奸服）。宴上，順治要給他們封官賞爵，八大家受寵若驚，竭力推辭。于是，順治便將他們封為“皇商”（籍隸內務府）。
其中，范永斗被命主持貿易事務，并“賜產張家口為世業”。其余七家，亦各有封賞。從此。范永斗等人取得了別的商人無法享有的政治經濟特權。
特別是范永斗，不但為皇家采辦貨物。還憑借皇家威勢，廣開財路，漫天作起買賣來。他除經營河東、長蘆鹽業外，還壟斷了東北烏蘇里、綏芬等地人參等貴重藥材的市場，由此又被民間稱為“參商”。轉眼，范永斗成了擁有數百萬之富的大皇商，八大家中之佼佼者 但此一時，彼一時。清廷為解決財政困難。還是先盯上了這些“皇家走狗”，希望由他們進行帶動。轉而從北方的商人身上榨取財富，以便支撐這場在他們看來，還未失敗的戰爭。
“倭國幕府在南京陷于賊后，便以銅礦開采殆盡為由終止了貿易。”蘇克薩哈微不可聞地嘆了口氣，說道：“以皇商身份承包銅進口貿易的范家損失很大，這個時候——”
“現在是有所損失。”鰲拜不為所動。冷笑著說道：“以前呢，對日銅貿易那可是暴利，他們賺了多少？”
范家因官而興,所做生意也大多與政府有關,其命運的把柄自然也握在官家手中。也是范家過于貪婪，處處伸手，竟聯絡張家口的五個皇商。承包了對日銅貿易。當時的清廷在國內禁止采礦，進口銅業自然是暴利產業。
但在明軍光復南京之后，倭國幕府的態度便開始明朗，斷然中斷了與滿清皇商的銅貿易。曾經暴利的銅業突然變得無利可圖，這讓承包銅進口貿易的范家進退失措。而朝廷的官員們則乘機催討官銅，迫使范家只好到市場上去高價收購，損失慘重。
蘇克薩哈對鰲拜等人所做出的類似“殺雞取卵”的政策是不贊同的，但他委婉的勸諫被鰲拜強硬地頂了回來，也只好心中悲嘆，無可奈何。
其實，鰲拜等人能如此去做，一方面是形勢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有其根據和理由的。
什么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可以這樣講，那就是所有封建統治下的臣子是沒有自己的財產的。你的不是你的，是朝廷的，是君主的；現在是你的，是因為朝廷和君主還不需要，暫時歸于你名下而已。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遏必隆在旁幫腔道：“他們的所作所為，心里還不清楚？如果我大清戰敗了，他們有什么結果？還死守著那些錢財，一點用處都沒有。把道理給他們講清楚了，難道他們還不愿意嗎？”
愿不愿意也得拿出來呀！捐輸是官面上的話，如果不識抬舉，那便要抄家搶掠了。
作為清朝早期最出名的皇商家族，范家極盛之時，家產遍布南北各地，在山西、直隸、河南有鹽店近千家；在天津滄州有囤積鹽的倉庫；在蘇州有管理赴日船只的船局，洋船六艘；在北京有商店三座，張家口有商店六座，歸化城有商店四座；在河南彰德府有當鋪一家，在張家口有地一百多頃，各地房產達千余間。
“戰爭是造就超級富豪的重要路徑”，皇商八大家正是這條定律的重要實踐者。他們靠依附滿人，見利忘義，在國家倒塌的廢墟上，在同胞的尸山血海中，成為了家產百萬級的富豪。可以說，他們賺的每一分銀子上都沾染著同胞的鮮血，都附著了無辜的冤魂。
只可惜，“狐兔死，走狗烹”、“卸磨殺驢”的戲碼在封建社會是司空見慣，屢演不衰。“看它起高樓，看它宴賓客，看它樓塌了”。這樣的故事情節相近，結局類似，從來沒有什么新意。
誠哉天道好還。投靠韃虜、出賣同胞的賣國之輩，曾經風光無二的皇商這么快便被主子當作壓榨的開刀對象，恐怕是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的吧？
正如朱永興在邸報上發表的御筆文章所說：商業無國界，商人有國籍。如范奸永斗、王奸登庫、靳奸良玉等，明國之人，漢之苗裔，卻于國戰之時，不圖利國與一毛，卻重清人之一信？不重漢人之存亡，只顧一家之私，圖小利忘大義者，莫過于此。真正是送利刃與仇寇，殺同胞于血海，毀國家于旦夕，雖萬世難消此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