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偃武修文嗎？”朱永興沉吟了半晌，展顏一笑，說道：“舜水先生以極光明俊偉的人格，極平實淵博的學問，極誠摯和藹的感情，給倭人以莫大感化。若倭人皆變成儒教的國民，最大的功勞實屬舜水先生矣。”
朝鮮、日本在歷史上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甚至把中國說成是他們的文化母國，是中國文化哺育了他們文明的成長都半點不過分。遠的不必說了。就是在明代，這些國家還深受從當時中國傳來的文化與思想的深厚影響。
比如日本近代就受到明末大儒朱舜水的巨大影響，德川二百年，日本整個變成儒教的國民，后來德川光國著一部《大日本史》，專標“尊王一統”之義。以后，德川慶喜歸政，廢藩置縣，成明治維新之大業，光國這部書功勞最多，而光國之學全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對日本維新致強有著直接和根本的影響。
所謂的“尊王一統”，便類似于中國《春秋公羊傳》的“大一統”思想。無論是孔子提出的“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等主張，稱贊尊王攘夷，以試圖挽救當時分裂、混亂的政治局面；還是孟子提出天下“定于一”，荀子提出“四海之內若一家”，其學術理論的直接政治目的就是要找到一條實現國家統一、社會安定的道路。
公羊學派在解釋《春秋》時，開宗明義，提出“大一統”的理論。這里的“大”，意為“尊大”。“大一統”用現代漢語表達就是“重視國家的統一”。千百年來，這一思想對于維護國家統一、社會安定、民族團結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對于朱舜水所說的“量窄意偏，日后恐為中華之禍”。朱永興在欽佩其眼光和觀察入微的同時，卻并沒有占領倭國的計劃。何為中華之禍，內亂不起，不愚昧、落后，小小的倭國，貧瘠狹小。敢蚍蜉撼樹嗎？說到底，還是自己不爭氣。難道因為有八國聯軍之事，便要趁國家強盛之時將這萬里之外的國家都滅掉？難道因為后世美帝的橫行霸道，還要兵發南美大陸不成？
“萬歲謬贊，微臣愧不敢當。”朱舜水對這位年輕的新圣上印象大好，在言談之中能看出新圣上的稟性，不驕不餒，和熙親切，且學識廣博。目光深遠。
若不是仗著后世知識的博雜，自己萬萬不是這些碩儒的對手。朱永興心中卻是另有感慨，在座的有王夫之、朱舜水、黃宗羲、呂留良、顏元、方以智、錢謙益，皆是名動一時的大學問家，在歷史上也是鼎鼎有名。
召集的這些碩儒，并不是按照名氣大小，而是察其學說是否有益于朱永興的改革。“一言九鼎”、“金口玉言”的帝王，雖然可以強硬推出自己的舉措。可要在輿論和理論上占據高點，還少不了這些名家碩儒的支持。
顏元。明末清初儒家、思想家、教育家，顏李學派創始人。他極力批判自漢以來二千年的重文輕實的教育傳統，提倡實學。他認為堯舜周孔就是實學教育的代表者，如孔子之實學注重考習實際活動，其弟子或習禮，或鼓瑟、或學舞、或問仁孝、或談商兵政事。于己于世皆有益。而宋儒理學教育卻相反，主靜主敬，手持書本閉目呆坐有如泥塑，在講堂上側重于講解和靜坐、讀書或頓悟。
其害有三：一是“壞人才”。即理學教育所培養的人才柔弱如婦人女子，無經天緯地之才。這種教育不僅害己，而且害國。二是“滅圣學”。他認為理學家只從章句訓詁、注解講讀上用功，從而陷入了一種文墨世界，國家取士、教師授課、父兄提示、朋友切磋，皆以文字為準，這就丟棄了堯舜周孔的實學精神。尤其是倡行八股取士后，為害更大。三是“厄世運”。漢儒宋儒之學敗壞了學術與社會風氣。學術完全成了一種文字游戲，統治者更是利用科舉八股把士人囿于文字之中，造成了極大的危害，社會道德、經濟、人才的與衰竭，皆與此有關。
王夫之，明末清初最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湖湘文化的精神源頭，與黑格爾并稱東西方哲學雙子星、中國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集大成者、中國啟蒙主義思想的先導者。他比較關心現實生活，注重實際考察社會，喜歡向旁人問四面八方的事情，至于江山地利之學，食貨經濟之學，典章制度之學，都很感興趣，著意研究。以求經世致用，施展抱負。
朱之瑜，號舜水，明清之際的學者和教育家。其學特點是提倡“實理實學、學以致用”，認為“學問之道，貴在實行，圣賢之學，俱在踐履”。他論學問，以實用為標準。所謂實用者，一曰有益于自己身心，二曰有益于社會。他說：“為學之道，在于近里著己，有益天下國家，不在掉弄虛脾，捕風捉影……勿剽竊粉飾自號于人曰‘我儒者也’。處之危疑而弗能決，投之艱大而弗能勝，豈儒者哉？”
黃宗羲，多才博學，于經史百家及天文、算術、樂律以及釋、道無不研究。尤其在史學上成就很大，而在哲學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從“民本”的立場來抨擊君主制度者，堪稱是中國思想啟蒙第一人。在教育方面，他認為“學貴履踐，經世致用”，設立學校，不是為了養士，更不是為了科舉，而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學校，而后設學校之意始備”。
同時，黃宗羲反對單一的科舉取士，主張使用多種渠道錄取人才，以制度防止高官子弟憑借長輩權勢在錄取過程中以不正當的方式勝過平民。擴大了錄取對象，包括小吏，會絕學（包括歷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等等）的人，上書言事者等等。
呂留良，明末清初杰出的學者、思想家、詩人和時文評論家、出版家。自幼推崇朱熹，為文似朱熹。翻瀾不已，善于說理；詩學楊萬里、陳師道，深情苦語，令人感愴。近人鄧之誠說：“以詩文論，誠宗羲勁敵，唯史學不如。”
方以智。明代著名哲學家、科學家。學術上方以智家學淵源，博采眾長，主張中西合璧，儒、釋、道三教歸一。他對中國傳統自然科學和由利瑪竇、徐光啟傳入的西方科學作了記述、考辨，把整個科學技術按其對象，區分為“質測”（自然科學）、“宰理”（社會科學）和“道幾”（哲學）三大類，還立志邀集專家編譯綜合百科全書。
可以看出，這首批召集的碩儒名家，在學術理論上都與朱永興相似或相近：或強調人才的“經世濟用”。或痛陳“八股取士”的危害，或批判程朱理學的糟粕，甚至還有“君主立憲”啟蒙思想的。
錢謙益，于前，歸正于后，仍不失文壇宗主之位。“虞山尚在，國史猶未死也”，可見其史學之深厚。
也就是說。這些碩儒名士都可能是朱永興改革的助力，是他要占據輿論陣地的戰士。這些人的影響和號召。比他這個皇帝所下的圣旨，在某些方面還要管用。
樸素唯物主義，咱懂啊！什么矛盾的兩方面，什么量變到質變，什么世界是物質組成……
新的人才選擇機制，咱也有想法啊！專才專考專用。后世公務員考試招聘改一改，也應該適合于現在吧？
“君主立憲”，咱比黃宗羲設想得還周到，還能舉出英國的例子呢！
經濟模式啊，農工商并舉嘛。比黃梨州的“工商皆本”還要細致！積累莫返之害，咱懂，可以“開源”增加農民收入，在“節流”上可以采取減免賦稅，精簡官僚機構等措施；至于賦稅征銀的弊端，咱也有改變的計劃：一是繼續發展銀行，杜絕奸商在兌銀時的盤剝；二是設立民間公正機構，定價以征收實物。
教育呢，百年大計，當然更要大力投入。但依據現在的財政，以及戰爭未止的情況，還是要以普及村子教育為先。至于要繼續學習深造者，便只能自己努力了。為了方便自學，國家可擠出資金興建圖書館，也鼓勵富人捐資，給圖書館命個名，在圖書館前立個塑像啥的，應該會有很多人想要史上留名吧？
而這些碩儒名士，這個年輕的皇帝給了他們極大的震驚，或者說是驚喜。天降圣人，對他們來說，是“子不語怪力亂神”的事情。但這個名不見經傳的遠系宗室、朱氏子孫，卻讓他們相信是太祖有靈，上天有眼，方出了這樣一位中興英主。
翰林院，大學士。這些對他們并不是無法抵御的誘惑，但國家將興，韃虜將滅，卻是他們感到由衷喜悅和振奮的。
打壓一批士人，推崇一批士人，此士人非彼士人。朱永興就是要以此做出個榜樣，什么樣的學說是朝廷所喜歡的，什么樣的士人、儒家，才是國家真正需要的。
新皇登基已有數月，雖然在軍事上并未取得令人振奮的戰績，但北伐的調子一直唱得很高。發行戰爭戰債，發布禁糧釀酒令，補充新兵，采購物資……沒有人懷疑北伐的行動，只是時間早晚而已。
雖然暫時處于蓄力狀態，但內政外交卻呈現出生機和效果。百姓生活在減賦減稅的惠政下逐漸安定，大量收繳入冊的無主田地、滿清官田被分發給戰爭中出力或勤勞肯干的民眾，鼓舞起來的積極性使得耕地數量大幅上升。
特別是外交，倭國在見識到明朝已然復興，并在戰爭中占有一定優勢后，給予了明朝商貿的特權，比荷蘭人還要大。朝鮮雖然還未打出反清旗幟，但在實際上卻給予了很大的幫助，濟州島暫借予明軍養馬組軍，并盡其所能為明朝買馬、提供糧草。
“對于大明王朝，朝鮮人一直有一種廣泛的認同(identity)，這種認同不僅把自己的國家和明帝國聯系起來，而且相當深地把朝鮮王國與大明帝國象征的文化聯系在一起。”
這絕不是一種“事大”的權益之策，當時，朝鮮人對于中華確實是有一種相當仰慕的心情。在明代一次次到中國來朝覲。使臣和他們的隨從的記載通常被叫做《朝天錄》，在“朝天”這兩個字中，不僅有政治上的臣服，經濟上的朝貢，還有文化上的向心。
歷史上，就連那個無意中漂海不期而至中國的朝鮮讀書人崔溥。在回答滿清官員的詢問時，也再三再四地申明，朝鮮真正以明帝國為自己的宗主國，問曰:“你國王稱皇帝否？”臣答曰:“天無二日，安有一天之下有二皇帝乎？我王心誠事大而已。”;問曰:“汝國用何法度？別有年號乎？”臣曰:“年號、法度一遵大明。”
在很多中國人描繪的圖景中，中國的文化思想的黃金時期，頂峰時期是在春秋戰國，以后就是不斷倒退。而到了滿清所呈現的黑暗丑陋，則不過是這種倒退歷史趨勢延續的表現。而并非滿清自己的責任。
這些中國人表面上沒有對本國固有的文化思想全盤否定，甚至有時候還以竭力倡導者的面目出現，但這種觀點的實質是切斷了中國文化固有的血脈，看不到中國文化與思想在歷史長河不斷進化的過程，把滿清入關前的中國文化思想丑化成了不斷退化走向腐朽沒落，喪失生命力的東西。
這種看似尊崇中國文化，實則丑化中國文化的觀點，因為其所具有的迷惑性。帶來的危害可能更為巨大。
而這種觀點產生的根源，或者是因為無知而沒有充分認識滿清統治對中國文化的歪曲閹割到什么地步。或者是有意識在為滿清統治者開脫罪責！其本質仍舊是在讓中國文化對滿清統治背黑鍋。
在滿清統治之下，不僅僅是國人變得愚昧、貧困、麻木、僵化，很多外國人的中華夢也因此破碎。宇野哲人看到的現實中國的殘破，從他在塘沽踏上中國土地時，已經一覽無遺，“自塘沽上陸。最初之所見，非常遺憾，絕非愉快之事。夾河而建之民屋，均是極矮陋之泥屋，墻壁自不待說。連屋頂野是泥土所涂。時值冬枯時節，原野一望無際，滿目荒涼，難怪先時將塘沽之民屋誤為豬圈。”
而且，在清帝國時期，朝鮮人從心底里覺得，他們到中國來，就不是來朝覲天子，而只是到燕都來出差，使者們的旅行記名稱，也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
他們雖然也恭恭敬敬地來朝賀，但是，心里面卻滿是怨憤。一個姓韓的使者在康熙五十二年就說，自己本來不愿意到清國去受辱，但是為了國王之事，實在是不得已。“周旋異域，日見丑類，凌逼飽盡，無量苦痛，磬折腥膻之庭，跪叩犬羊之賜，固已不勝，其大赧矣”。他覺得，這就是因為“中華文物淪落已久”，而且至今在心底里還是追憶明朝。
在看透了清帝國的這些民風民俗之后，從一開始就很瞧不起清朝的朝鮮使者，更更存了輕蔑之心。像1803年出使北京的徐長輔就得出一個結論:“清人立國之規，大抵導風俗以禽獸之，率天下之民而愚之……”
盡管這些外國人厭惡鄙視滿清，甚至認為“明朝后無中國”，但是對歷史上中國的尊敬，尤其是明朝中國的尊敬，不但沒有絲毫改變，反而經過了幾百年的時間，還濃烈依舊。
但到了滿清統治結束之后，他們反現自己鄙視的滿清，在中國依然是歌功頌德的對象，相反自己原來尊敬崇拜對象，在中國卻被丑化侮辱的體無完膚。
當年朝鮮連書寫其年號都覺得是羞辱，“雖下賤”也不為之的那個康熙，在中國居然被膜拜成了圣主明君，而且這還是滿清屠刀淫威不存下的情況；而他們曾經在幾百年的時間里，包含感情隆重祭祀的萬歷皇帝、崇禎皇帝，在中國卻被描繪成了病態人渣，曾經真心敬慕的明朝中國，被中國人自己描繪成一片黑暗。
在這樣的情況下，恐怕連他們自己都要覺得羞愧了。原來我們這么尊敬的人，在中國，在漢族人已經擺脫壓迫的情況下，還是被丑化的狗屎不如，那么我們還繼續尊敬下去，還承認當時中國人對我們的幫助，那只能說我們自己太下賤了吧。
可以這么說，為了滿清，中國對自己的文化肆意踐踏蹂躪，任意批判否定；為了滿清，中國對自己的歷史任意丑化污蔑。既然中國自己這樣喜歡踐踏蹂躪自己，喜歡丑化污蔑，還拿什么要求其他民族，其他國家來尊重中國？
自虐嘛？這樣把值得歌頌尊敬的英雄極盡污蔑丑化之能事，把侵略屠殺自己的暴君禽獸歌頌膜拜的中國。
這樣一個不尊重自己歷史，不尊重自己文化，這樣一個膜拜侵略者屠殺者的民族，即便一時實力上升了，強大了，那也只能象滿清一樣，得到其他民族表面上的畏懼，骨子里的厭惡鄙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