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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嘉慶抄官

  江南之亂后,江南的反抗勢力便煙消云散,各種對抗嘉慶新朝廷的勢力也大都偃旗息鼓。請大家搜索(品&書¥網)看最全!的小說唯一一個還自行其是的地方總督,陜甘總督勒爾謹也在平定混元教后向陜西挺進的武衛軍的脅迫下,最終接受朝廷的指派,回到京城在朝廷供職。

  不過勒爾謹的命數不太好,他剛回京不久,都察院便提起了對他的調查。甘肅冒賑案就此爆發。

  這樁貪污案早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就開始了,清代在甘肅曾實行過“捐監”。所謂“捐監”,就是凡愿意取得國子監監生學歷資格的讀書人,須按規定數目向當地官倉捐交谷糧,遇到災荒即用這些糧食賑濟災民。后來“捐監”一度停止。王亶望任甘肅布政使后,以甘肅倉儲不足,可用“捐監”糧米賑貸災民為由,說服了陜甘總督勒爾謹,經勒爾謹奏請清廷獲準。于乾隆三十九年又開始在甘肅各地開捐。

  但這次開捐,王亶望私自改變“原令只收本色糧米”為“私收折色銀兩”。這樣一來,捐監的糧米變成了白銀,顯然操作錢銀要比米糧更容易,更便利。清廷在批準復開監捐時,規定每名監生捐糧43石,王亶望把這43石糧食改收銀子47兩,另外加收辦公銀、雜費銀8兩,合計每名監生共收銀55兩。這樣,監糧一下子變成了白花花的銀子。

  與此同時,王亶望調蔣全迪為蘭州知府,專門承辦此事。蔣全迪完全按照王亶望的意圖辦事,將私收的白銀借災賑的名義任意開銷,從中取利。蔣全迪與王亶望商議,為各縣預定本不存在的災情,按照各縣報災的輕重,定出收捐數額,由藩司衙門預定份數發單給各縣,令各縣照單開賑,這就是“冒賑”。

  他二人又商議設立“坐省長隨”的辦法,坐鎮蘭州,收受贓銀。凡各縣饋送王亶望充冒災賑的銀兩,按照“坐省長隨”的辦法送進。蔣全迪也乘機向各地勒索饋送。嗣后王廷贊接任甘肅布政使后,雖然發現了監糧折銀不符合“捐監”的規定,他也曾與總督商議,欲請停捐,但終究經不起利益的誘惑,非但不據實陳奏,反而又將私收折色一事,由各州縣辦事改為蘭州知府總辦,變本加厲,復蹈泥潭。

  僅從乾隆三十九年四月至四十二年初,開捐不到三年,就開銷監糧600余萬石。而這些銷去的糧食,實際上折成了銀子落到了貪官手中。

  其時,作為冒賑一案主謀和主要定事者,王亶望收受銀子有個規矩,就是下屬送銀子不能讓他看見。行賄的人就把銀子放到酒壇、菜筐一類的容器里,或者通過看門人送交,王亶望和他的屬下自然心知肚明。為了貪贓,州府官員也在其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他們有的直接參與分贓,有的接受賄賂,有的向上報假情況包庇下屬。當時,甘肅官場有這樣的話流傳開來:“一千兩見面,兩千兩吃飯,三千兩射箭。”

  可以說甘肅官場無人不貪,無人不臟。

  另一個位面里,此事是因為甘肅出現了起義,朝廷出兵鎮壓,才知曉了這幾年甘肅根本沒有災情,勒爾謹、王亶望等人才落網。在本位面中,唐人自然掌握了詳細的情況,并秘密向都察院提供了情報。

  甚至,在朝廷派去甘肅追贓的團隊里,還有大批的唐人特工和會計。由于唐人下手可比清官兒們更狠,另一位面清廷只找回來了二百余萬兩,這一次連追贓帶吵架,直接搞出來了600萬兩。

  所謂見面分一半,唐人在這筆錢中直接支走了三百萬兩。而都察院的官員根本不敢置喙,因為槍桿子在人家手里,甚至報給嘉慶的數目也只是三百多萬兩。

  不過這也足夠嘉慶大怒了,他早就知道乾隆朝官場貪腐嚴重,可是連續國泰案和甘肅冒賑案,都震驚了嘉慶。這個國家不知道有多少錢是流入了不該流入的口袋。

  唐人在攻入北京城的時候,把京城的滿人全部和漢人大官們都吵了家,一些看起來清正廉潔的,家產都有數百萬兩。嘉慶沒法掌握確切的數字,但是知道唐人光運輸這些財物,就前后用了一個周時間。

  嘉慶在朝廷財政緊張的狀況下,也終于把注意打到了官員們的頭上。都察院開始大范圍調查官員的廉潔問題,甚至唐人還提供了不少資料。一旦查出問題,抄家追贓,一時之間,嘉慶把官場搞得天翻地覆,僅僅是抄家抄出來的,就多達700萬兩白銀之巨。也算緩解了朝廷財政的燃眉之急。

  這些被查處的官員,多是地方官,滿漢全有。主要也是京城在去年已經被唐人洗劫過了,撈不出什么油水了。

  倒是,原本在新朝廷建立后,大規模開始賣官鬻爵,而付出了大量金錢的捐官們,無不是希望靠著貪污收回成本,可是嘉慶來了這么一出,甚至有些官員椅子還沒坐熱的,立即就被抄了家。不僅什么沒賺到,還被下了大獄,連家產都沒了。

  這自然導致之后人們的捐官熱情受挫,朝廷捐官的收入大幅降低,不過嘉慶抄家拿的錢更多。

  另外對于清廷算是比較驚喜的是,雖然在唐人逼迫下采用的新官僚體系增大了幾倍的官員隊伍,但是總體支出卻沒什么變化。行政效率卻增加了不少。

  從小吏搖身一變成為官員的群體,工作熱情比較高。新體制下,能被操作了金錢變少了。這影響了官員們的收入,但又不能說是不合理。公務的支出由朝廷負擔,而取消養廉銀,這讓朝廷的每一分錢都有出入記錄。

  雖然一開始有抗拒成分,但嘉慶和很多官員都認識到了這套制度的優越所在。而對于大唐來說,幫助清國變換制度,不是為了發善心。實際上是為了自己能夠更方便的剪羊毛,之后接收的時候,也少了更多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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