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很熱情地招呼了二位，當得知整個地區的二十多名普洛尼亞地產的監稅人（其實就等同于伊克塔采邑騎士），連帶所屬的近千名私兵都愿意投款時，不由得大為贊賞，便親切地詢問說“你們都沒參加過菲羅梅隆的戰役？”
“是的我們奉命駐防該地和東側濱道的阿拉尼亞堡，沒能參加先前的那場激戰。”兩位騎士回答說。
“那真是太好，因為參與菲羅梅隆戰役的皇帝方上千名普洛尼亞騎兵，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戰死了。現在諸位安然無恙，真的是太好。”高文反復熱情地表述道，搞得阿克羅鮑利忒斯和貝庫斯兩位十分尷尬也非常畏懼。
接下來大主保人直接在阿塔利亞城堡前的闊野上搭起營地，繼續對所有來降的普洛尼亞騎士說到，“你們都是得到皇帝陛下或佩尼帕瑟巴斯托斯殿下的監稅許可文書，在這里各自擁有份田產或其他什么收入，這些全都記錄在帝國皇都的praktika（普洛尼亞地產檔案）里，是不是？”
所有騎士們立即回答是，隨后高文攤開手，沉聲答復說“然而現在皇帝已被我擊敗了，按照常理我是不用承認你們的監領地的。就像我以前在塞琉西亞也不會承認老牌的吉那特軍事貴族那樣。”
頓時整個緋帳內原本情義勃勃的氛圍霎時間安靜下來。
其實不管是吉那特（重裝騎射士兵）還是現在的普洛尼亞監領地制度，哪怕是之前的農兵制度，本質都是不變的——帝國皇帝用田產來換取士兵的服役，乍一看好像是皇帝在有意進行封建化來“作自己的死”，但真相并非如此，那便是拜占庭皇帝從來沒有將土地的權柄草率地收入地方上的軍人，某種程度上沒人不清楚“封建化”與“集權化”的矛盾，但全是形勢所迫而已。
比如說農兵制度，君士坦斯二世的時代帝國東有新月教、西有斯拉夫入侵，而帝國原有的用國家財政支撐的邊防軍—中央野戰兵團的體系已然崩潰（實則農兵制度并非希拉克略建立，不然無法解釋有些書上一面說其建立軍區農兵制一面卻在和薩珊波斯及新月教的戰役里大量使用魚龍混雜的雇傭兵）。新月教的威脅自不必說，當時帝國的西部除去個少數幾個孤島式的城市如塞薩洛尼基外，也全部淪為斯拉夫蠻族的自留地，對方連基督都不信仰（只對圣迪米特里獲得他們有限的尊敬），更勿論為帝國服役納稅了——故而希拉克略晚年時面對新月教的大舉入侵，連最低額度的軍餉都發不出來，這也很容易解釋為什么當時裝備和戰術都不甚高明的新月教徒會掀起征服的狂飆。士兵便是再勇敢，也不可能在沒有軍餉的情況下去有效抵抗入侵者的。所以，希拉克略的繼承者君士坦斯二世干脆以土地換軍役：允許士兵在軍區內占有田產收益，來抵消國家在軍餉上的負擔。一下子整個帝國的軍事支出減少了三分之二，從瀕死破產的邊緣蘇生，也組織起一支在將來能反攻光復失地的“農兵隊伍”。
然而農兵和吉那特是否對帝國忠誠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軍區制建立后農兵和吉那特們最為執念的當然不是帝國的利益，而是他們自己田產的利益，在這點上他們甚至不如先前單純拿軍餉的軍隊。由此他們很容易聚集在野心勃勃的各色將軍周圍，發動皇位戰爭。在地方上，由于是封閉的農業社會模式（特別是安納托利亞這種環境），遇到荒年他們自己也可能餓死，所以唯一可行的途徑便是不斷利用各種權力手段，吞噬其他的田產，把自己養成“土地怪物”（這點在本書先前高文的塞琉西亞社會調查里已說得很清楚），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外概莫能外的，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當然催生“農兵大貴族”了，他們也當然會對帝國皇帝御座展開無休止的覬覦和爭奪，在位的皇帝更當然不開心了，故而馬其頓王朝的幾位皇帝與其說保的是“農兵”（很多人誤以為農兵是可憐兮兮的農民或小自耕農，其實是誤會了，他們都是能負擔全套武器裝備的大地產主，起碼也是富農階層，古代的‘狄奧斯’diaosi們真的連兵都當不起的），勿寧說保的是還能占有田產的小農和村社，不讓人力和土地全被農兵大貴族給兼并而已。
此外，馬其頓王朝皇帝們更多采取的手段便是扶持“新軍事貴族”來打擊“舊軍事貴族”，而普洛尼亞地產就是這種情況下確立起來的。是的沒錯，普洛尼亞地產并不是科穆寧王朝的鍋，實則早在十世紀就出現了——皇帝拔擢些親自己的小貴族（實際科穆寧本身就是新貴族的翹楚），或派遣些信任的監稅官員，前往帝國各處去監管田產、林地、海關和集市等，總之就是保障“能把稅金給朕送到皇都來”，必要時提供軍事服務，也能就此削弱舊的吉那特大貴族力量。當然作為回報，皇帝會給這群“監稅人”些許稅金抽成，會將他們監領地的產出核算成表冊檔案即praktika，來保障對方的抽成收入，但是是不可以世襲的。說白了普洛尼亞地主與其說是軍事階層，不如說是包稅人和農兵結合的變種。所以談起普洛尼亞地產，就說皇帝改弦易張，搞封建采邑或搞“拜占庭式的騎士制度”，未免簡單粗暴——其實在是古代農兵制度的替代和發展而已，哪怕到了極度衰落的帕列奧略格王朝，普洛尼亞地產也保障了皇帝能在小亞殘余的地盤里征募起五百名重裝騎兵。
不過后來科穆寧王朝軍事斗爭形勢一直很緊張，原本romana式的國家秩序始終未能恢復，海關和貿易權益也喪失了，為了保有一支軍隊，科穆寧的皇帝們也只能進一步把權力下放，給普洛尼亞們在地的稅收權、司法權，讓其占據人力、土地和特權，國家由“帝國形態”變為“王朝形態”，即皇帝和貴族們分割國家，公職事業逐漸私人化，互相用血緣親緣關系來維系紐帶。
但這并不代表普洛尼亞地產就是罪魁禍首，核心問題還是君主的威勢衰落了，國家的領地和海關淪喪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