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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新春之際，大家遠在柏林參加電影節，特致問候和敬意。祝中國電影越來越好，祝你們取得好成績，也祝你們在柏林過好年！”電話的那頭，張洪森打著官腔道。
張然和張婧初本來打算前往電影院看若松孝二的《芋蟲》，電影節主席科斯里說過，這部電影女主角的表演非常強，是張婧初最大的競爭對手，張婧初想看看這個對手到底有多強；張然聽說這部電影是講述二戰的反戰電影，也想看看拍得怎么樣。
不過剛下樓，張然就接到了電影局張洪森的電話，對在國外過年的《一個人張燈結彩》所有成員進行慰問，并請張然代電影局向出席柏林電影節的中國電影人進行問候。
張然跟張洪森比較熟，說話比較隨意，調侃道：“張局，你是不是準備稿子的？怎么帶有朗誦的味道！”
“你嚴肅點，我這是我代表組織跟你談話呢！”不過這話說完，張洪森自己也笑起來了，問道，“聽說《一個人張燈結彩》在柏林拿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分，這次應該能拿大獎吧？”
張然毫不謙虛地道：“拿獎問題不大，但能不能拿大獎真的不好說，關鍵看評委。”
張洪森笑道：“這次評委里面有余男啊，有自己人在，拿獎的機會要大很多。”
張然卻不這么看：“余男要照顧也肯定是照顧王全安的《團圓》啊，人家那是什么關系啊？”
張洪森就道：“余男和王全安兩個不是掰了嘛！”
張然一怔，隨即哈哈大笑道：“張局，沒想到你也這么八卦啊，平時是論天涯八卦呢，還是論豆瓣八組啊？”
張洪森也笑了起來：“你這小子老是喜歡胡咧咧，我不跟你說了！”
掛掉電話后，張然和張婧初一路步行，來到了《芋蟲》首映的電影院。進入放映廳后，張然掃了一眼，發現到場的觀眾絕大多數是男性，不由笑著搖了搖頭，若松孝二是東瀛四大片大師，以拍粉紅片而聞名的，很多男觀眾應該是沖著這個來的。
日本的反戰電影有個特別明顯的特點，就是喜歡以女性的角度進行表達。因為作為戰爭中最為直接的受害群體，女性所受到的傷害往往遠大于男性。
若松孝二的電影《芋蟲》也是如此，女主角茂子在電影剛開始時便不得不接受在戰爭中失去了四肢、形如毛蟲的丈夫黑川久藏，而荒謬的是，這具完全無法自理的軀體卻被日本政府奉為“戰神”，受人供奉和敬仰。茂子不斷在“戰神”黑川和殘疾黑川之間搖擺，直至虛幻的榮耀感被殘酷的現實徹底擊敗。
黑川久藏原本是個很強勢的人，經常毆打妻子，如今失去四肢的他不但要受妻子的氣，甚至還被妻子強制行房。而在這個時候，黑川久藏眼前多次閃現出在戰場被自己的女子痛苦的臉。從強奸到被強奸的角色轉換使黑川體驗了被害人的恐慌和無助，若松孝二就是想通過這樣的方式達成某種程度上的換位思考，使電影具有了一定的深度。
可以說，電影的整個構思相當不錯，但導演拍得實在太過粗暴，電影中吃飯和床戲太多，這些內容大多是重復的，除了讓人感到疲勞壓抑，并不能給人以很大的觸動。
電影有不少內容，女主角寺島忍也有全裸的鏡頭；但這些內容帶給觀眾的不是香艷的刺激，而是極度壓抑，甚至會讓人覺得變態。在放映過程中不斷有觀眾離場，那種“啪啪”的椅子彈起聲不斷響起，抱著看粉紅片來看這部電影的人肯定是大失所望。
電影放完之后，現場響起了稀稀拉拉的掌聲，表明了大家對這部電影的態度。
在退場的時候，張然看到了昨天采訪過自己的記者王文君，就叫住了她，問道：“你要去參加《芋蟲》的發布會嗎？”
王文君見張然叫自己，心里有點小激動，難道是準備做我的專訪，就道：“我正準備去發布會現場，張導，你有什么事嗎？”
張然直接道：“到了發布會現場你問問若松孝二，拍這部電影是要反戰，那為什么在電影的開頭字幕要用‘日中戰爭’這樣的表述？”
王文君聽到張然這么講，頓時笑了起來：“我在看電影的時候，看到‘日中戰爭’這個說法也覺得難以接受，打算發布會的時候進行質疑，沒想到你也讓我提這個問題。文學樓”
張然一怔，也笑了：“看來是我多此一舉了，那就不打攪你了，趕快去發布會吧！”
出了電影院，張婧初問張然：“你覺得女主角怎么樣？”
張然看了張婧初一眼，故意道：“胸挺大的。”他見張婧初用殺人的眼光瞪著自己，趕緊道：“開玩笑的，寺島忍的表演確實挺強的，整個表演層次清晰，完成度也極高，而且裸露比較多，作為演員犧牲比較大，確實是很強的對手。”
張婧初偏著頭看著張然，問道：“那你覺得我們能贏嗎？”
張然想了想，給出了肯定的答案：“小于這個角色表演難度更大，完成也很高，但從表演的角度來說，肯定是我們的更好，但你也知道電影節拿獎變數太多，這個就很難說了。”
張婧初肯定是非常希望拿獎，但她也非常清楚能不能拿獎太難說了，挽著張然的胳膊，笑嘻嘻地道：“有你這句話就夠了，我們去逛街吧！”
晚上準備張然和張婧初參加電影《在云端》的首映，這部由賈森雷特曼執導，由喬治克魯尼領銜的電影受到媒體和粉絲的熱烈追捧，首映現場人山人海。
在入口張然看到了王文君，沖她招了招手，問道：“若松孝二怎么說？”
王文君小跑過來，跟張然打了個招呼，笑著道：“發布會開始后，沒等我發問，有個土耳其記者先問了這個問題，他說，在影片開始用字幕來描寫這場戰爭時用了‘日中戰爭’的說法，這種說法顯得對抗的兩邊處于對等的狀態，但實際情況是日本侵略了中國，這種稱呼是否不妥？
在被質疑后，若松孝二的態度還是比較誠懇，他說，之前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聽到你這樣一說馬上我意識到這種措辭的確很不合適，非常后悔在片頭使用了這個措辭。若松孝二還說，電影的男主角不是英雄，是一個兇手，戰爭就是各種謀殺的集合，所有的戰爭都是罪惡的，日本在戰爭中受到了兩顆原子彈的教訓，但今天的日本人卻又開始忘記歷史，軍國主義思想又有萌芽，我們必須要保證歷史不會重演。”
張然對若松孝二的這個態度并不意外，這個人本身就屬于左翼導演：“日本老一輩導演很多都經歷過戰爭，反戰的不少，還拍出過《人間的證明》這種具有真正勇氣和良心的作品，但這些老導演大多已經過世。不過廣場協議后日本經濟停滯，日本社會右傾化越來越嚴重，反映到日本的電影中，就表現為淡化戰爭加害和反省，強調自己是戰爭的受害者，總說自己有多慘，卻從不思考自己為什么慘。”
王文君連連點頭：“對啊，現在日本拍了很多說他們是受害者的電影，整天說他們是原子彈的受害者，搗鼓著讓美國為原子彈道歉。我們應該像猶太人那樣多拍一些電影，告訴世界真相！”
張然沒有說話，只是默默點了點頭，這是每個中國導演都應該有的責任心！
在電影放映的過程中，張然一直望著銀幕出神，心思卻沒有在電影上，他想起了張純如。04年張純如自殺后，張然就決定要拍一部關于她的電影。一晃五年過去了，張然始終還沒想好這部電影該怎么拍，用什么方式來拍。
不過在這五年中張然也沒有閑著，收集了不少相關資料，而收集到的資料沒增加一分，他對張純如的尊敬就會增加一分。每次看完大屠殺的資料，張然都會不舒服幾天，那種無力和絕望感始在心頭久久不散。男人尚且如此，一個弱女子要去面對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篇章，需要何等的勇氣啊！
張然想起張純如曾遠赴德國找到了拉貝的后人，并說服他們讓《拉貝日記》重現于世。他覺得既然自己到了德國，也應該去見見拉貝的后人，跟他們聊聊。
想到這里，張然給張婧初說不看了，張婧初也多問，跟著他一起出了電影院。
站在路口，張然撥通了電影節主席迪特科斯里克的電話：“我想請你幫個忙，能不能幫我查查拉貝先生的墓在什么地方，他的后人在哪里？”
科斯里克聽到拉貝，問道：“拉貝？你是說寫《拉貝日記》的那個拉貝嗎？”
張然回道：“是的，就是寫《拉貝日記》的那個拉貝。”
科斯里克曾經跟《拉貝日記》導演佛羅瑞加侖伯格聊過電影籌備的一些事，對拉貝的情況還真知道一些，道：“拉貝墓地在什么地方我不清楚，好像在城郊，不過拉貝的后人我倒是聽佛羅瑞加侖伯格說過，拉貝的孫子好像在海德堡從事醫學工作。這樣，我幫你聯系拉貝的后人。等聯系好了，我給你打電話。”
有科斯里克幫忙，肯定比張然兩眼一抹黑的去找人好多了，感激地道：“謝謝，迪特，那我等你的消息！”
科斯里克剛準備掛電話，突然想起一個問題：“你準備拍關于大屠殺的電影？”
張然沒有隱瞞：“我打算拍張純如的傳記片，就是《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的作者，《拉貝日記》就是她發掘出來的。”
科斯里克馬上道：“這部張純如的傳記片柏林預定了，這樣的電影放在柏林是最合適的。”
柏林電影節是三大里面最政治的，張純如的傳記片放在柏林確實最合適。張然不由笑了起來：“電影涉及到的內容太沉重，我現在還沒有做好準備，短期內不會拍，可能要過五年，或者十年才會拍！”
科斯里克笑道：“我相信你一定會拍出來，而且會拍得很好的！”
張然抬頭起看著烏云密布的天空，輕輕地道：“是的，不管多久，我一定會把這部電影拍出來的，而且一定會拍好，有的人應該永遠被我們銘記！”請瀏覽m閱讀，更優質的閱讀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