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軒和賽珍珠就在人群中，周圍還有不少在南京的西方人和西方記者。▲∴▲∴，
進來的中國青年一邊發傳單，一邊用中文高喊：中國不歡迎泰戈爾，你還是回去吧。
他們很激動，以為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只要趕走了泰戈爾，中國就不會受到東方傳統文化的毒害，就能夠像西方國家一樣強大起來，一切都是泰戈爾的錯。
所以，就算是被人阻攔，他們仍然要大聲呼喊，因為他們代表著正義。
林子軒不由得想起了一年前愛因斯坦在上海的情形，上海的青年學生對愛因斯坦推崇備至，把愛因斯坦當成導師和上帝。
他們以為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愛因斯坦能夠解決中國的問題。
但愛因斯坦根本不愿意和他們談論科學的話題，因為愛因斯坦認為中國人聽不懂他的理論，他甚至沒有在中國講學的興趣。
泰戈爾專門來到中國進行文化交流，宣傳他的思想，卻遭到了中國青年的驅趕。
兩位同樣諾貝爾獎的獲得者，在中國竟有著截然不同的待遇。
西方科學和東方文化到底哪個才能救中國？
來自后世的林子軒自然認為科學重要，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中國想要強大離不開科學技術的發展。
然而，傳統文化也不能丟棄，這是中華文明的根基。
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才能發展好中國，這在后世已經被證明了。
在這個時代的中國，一些學者太推崇西方社會了，反而對自己的文化大加批判。他們批判孔子，批判舊文化，以為擺脫了舊文化，中國就能迎來新生。
殊不知，拋棄了自身文明的根基，中華文明就不復存在了。
林子軒贊同泰戈爾重視東方傳統文化的理念。但同時反對泰戈爾對于西方文化的批判和拒絕，他的觀點是“拿來主義”。
對于中國的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要進行嚴格的篩選，精華要繼承，糟粕要拋棄。
這才是正確的道路，而不應該全盤的批判和接受，只有適合中國的才是最好的。
只是，這種觀點在民國時期應和者不多，無論是陳獨繡還是胡拾都推崇西方文化。胡拾要看的更遠些，所以他在整理國故，為新文學尋找思想基礎。
陳獨繡寫信給胡拾，要他一起來批判泰戈爾，胡拾沒有答應。
在東南大學體育館的現場，泰戈爾的演講匆匆結束，中國學者大都知道國內文化界和思想界正在進行的爭論，西方人則有些茫然。
西方社會在這個時期很推崇泰戈爾。
他們認為泰戈爾的泛神論為浮躁的西方社會帶來了信仰和希望。特別是一些象征主義詩人，對泰戈爾更是推崇有加。
詩人葉芝曾說：“每天讀一句泰戈爾的詩。讓我忘記人世間所有的苦痛。”
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西方社會逐漸淡化了泰戈爾，不過即便是在后世，泰戈爾在西方仍舊有著很大的影響力。
賽珍珠是個中國通，林子軒不用和她解釋泰戈爾為什么受到這種待遇。
她還是為泰戈爾嘆息。以為如此偉大的詩人不應該被抵制。
在西方有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中國可以接受那么多的西方思想，卻容不下一個印度人的觀點。
林子軒甚至在報紙上看到這樣的說法，有人認為印度是英國的殖民地。印度已經“亡國”了，泰戈爾作為一個“亡國”之人沒有資格來拯救中國。
中國還沒有亡國，所以比印度強大，不需要一個印度人來中國說教，學習印度只能導致亡國，所以我們應該學習西方世界。
讓人想不到的是，這種說法還很有市場。
這就是推崇強者，輕視弱者。
此時的泰戈爾已經察覺到了中國社會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樣，他沒有在南京停留，在4月22日前往濟南，在濟南省議會發表演說。
4月23日，泰戈爾從濟南趕往北平。
徐至摩對泰戈爾的遭遇極為氣憤，連夜寫文章批駁那些驅趕泰戈爾的人，言辭頗為激烈。
他懇求林子軒也寫篇文章，對這種無禮的行為說些什么。
林子軒想了想，便寫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國的禮儀在哪里？》。
他較為客觀的寫了泰戈爾在東南大學的遭遇。
認為中國的文化界沒有必要這么急著驅趕泰戈爾，中國不會因為泰戈爾的到來而滅亡，也不會因為趕走泰戈爾就能強大起來。
中國的文化界要具有包容的心態，偌大的中國容不下一個泰戈爾，只能說明中國文化界的狹隘，一個自稱的禮儀之邦，卻要趕走來訪的客人。
泰戈爾沒有帶著槍炮，而是進行文化交流，你們擔心什么？
對于泰戈爾的主張，林子軒說出了自己的觀點，適合中國的要進行學習，不適合中國的就拋棄掉好了。
可你要是連聽都不聽，就急忙的趕人，這不是作為地主的態度。
只能說明自己沒有禮貌，不懂的待客之道，中國的禮儀在哪里？君子之風在哪里？
這篇文章由徐至摩投給了北平《晨報》的副刊。
這是新文學三位旗手第一次公開發表對于泰戈爾來訪的意見，胡拾和魯訊依舊保持沉默。
這時候，泰戈爾已經來到了北平。
在北平，泰戈爾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包括以梁啟朝、蔡元賠和胡拾為代表的北平文化界到車站迎接泰戈爾。
泰戈爾將在講學社和商務印書館的安排下進行演講。
林子軒沒有參與其中，來到北平，在安頓下來后，他首要的是去拜訪周氏兄弟。
當初，他的詩歌是周作仁推薦發表的，魯訊進行了點評，這都是人情，在中國這個人情社會里，登門拜訪是應該做的事情。
唯一讓林子軒為難的是這兩兄弟已經鬧翻了，住在不同的地方，否則可以一起拜訪了。
按照關系的遠近，他先去拜訪了周作仁。
與此同時，他在《晨報》副刊上發表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爭論，在得到保泰派歡迎的同時，也遭到了批泰派的駁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