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復旦大學始建于1905年，初名復旦公學，是中國人自主創辦的第一所高等學校，創始人為中國近代知名教育家馬相柏，首任校董為國父孫仲山。
在后世，這是一所林子軒可望而不可及的學校，如今能去講課，他覺得很榮幸。
年前的時候，復旦大學也邀請過他，那時林子軒和郭沫諾因為新詩的爭論，和創造社的成員起了不小的矛盾。
如今郭沫偌等人在上海準備發行《創造》季刊，發表他們的文學主張和詩歌小說等作品。
一個新興的文學團體即將展露鋒芒。
這次復旦大學的邀請更為誠心，不像上次那么的形式主義，復旦大學文學系的主任寫了一封信給他，希望林子軒能談談文學創作和對新文學的見解。
最好是能在復旦大學開設一門課程。
在當今的文壇，北平是新文學的中心，有胡拾和魯訊這種領袖人物坐鎮，無論是學生還是教授都深受新文化的影響。
那里有新文學傳播的氛圍。
相比較而言，上海是鴛鴦蝴蝶派的大本營，就顯得頗為守舊，而且十里洋場，紙醉金迷，都是可供消遣娛樂的文字，沒有新文學滋生的土壤。
但林子軒是個例外，他一手寫新詩，一手寫通俗小說。
寫新詩成了新詩的奠基人，寫武俠小說成了大師級人物，連寫外國小說也得到了美國人的追捧，林子軒成了一個現象級的人物。
甚至有上海的文人把他和北平的胡拾和魯訊并稱為“新文學的三杰”。
這就有點捧殺的意味了。
說到底林子軒只能算是后起之秀，他沒有參與新文學的啟蒙工作，在文壇這個講究資歷的地方，胡拾和魯訊是新文學的領導者，林子軒只能算是跟隨者。
沒看到郭沫偌想要挑戰前輩地位的下場么？
所以林子軒不會在大學里講什么對新文學的見解，他也講不出什么東西來，而且容易引起爭議，引火燒身。
他也不想講文學創作，有什么好講的，都是抄襲而已。
那么，講些什么好呢？
不想惹麻煩，講歷史或者歷史上的文學名著是最好的辦法，誰也不得罪，林子軒記憶里就有這一類的題材。
《品三國》、《紅樓夢》、還是《明朝那些事兒》？
《品三國》是后世易仲天在《百家講壇》上對三國那段歷史的重新解讀，受到眾多媒體的追捧，也引發了諸多爭議。
三國是一個風云變幻，滄海橫流，英雄輩出，令人神往的時代。
易仲天把正史、野史、小說、戲劇中的三國放在一起講，用通俗易通的言語來解構三國歷史，的確很精彩。
但有學者就認為，歷史是嚴肅的，是專業的，把嚴肅的事情變得娛樂化、庸俗化甚至粗俗化，這是對歷史的不尊重。
這也是林子軒需要擔心的問題，在民國時代“戲說”歷史，需要極大的勇氣。
可以想見，一旦他在復旦大學開講《品三國》，那些歷史系教授一定會跳出來批判他一番，甚至認為他數典忘祖。
至于《明朝那些事兒》更不能講了，也是對歷史的重新結構。
林子軒可以用筆名把它們寫出來出版成書，看看市場反應，卻不能拿到講臺上去講。
在這個時代，課堂是很神圣的地方，教師要做到傳道授業解惑。
最后，只能選擇《紅樓夢》了。
紅學可是一門大學問，按照后世的劃分，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從清代乾嘉年間至1921年，稱為“舊紅學”時期。
從1921年到1954年，稱為“新紅學”時期。
1954年批判《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思想，進入“當代紅學”時期。
其中又分為各種派別，混亂之極。
大概分為評論派、考證派、索隱派、創作派四大學派。
各派又細化為若干分支，主要包括題詠、評點、鑒賞、百科、批評、曹學、版本學、本事學、脂學、探佚學等等。
民國時期，確切的說是1921年是舊紅學和新紅學的分界點。
因為在這一年胡拾發表了《紅樓夢考證》一書，開創了紅學研究的新時代，胡拾也成了新紅學的開山祖師。
胡拾根據小說本身以及同時代或稍后的清人筆記、年譜、傳記、詩文等材料，考證出《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
而曹雪芹是曹寅之孫，《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后四十回是高鶚續補等題目。
從此以后，曹雪芹被絕大多數紅學家公認為是《紅樓夢》的作者。
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在后世是公認的事實，但在1921之前，《紅樓夢》的作者尚無定論，很多學者甚至認為《紅樓夢》的作者是清朝王府的某位貝勒或者是清代詞人納蘭性德。
胡拾之所以研究《紅樓夢》純熟偶然。
因為新文學和白話文的推廣，在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發布第53號訓令——《通令采用新式標點符號文》。
于是，各家書局開始采用新式標點符號來印書。
由于不少古典名著都需要用標點符號來斷句和分段，需要較為專業的文學學識，很多學者參與到校訂的工作中來，其中就包括胡拾和陳獨繡。
在這些新標點本小說中，以《紅樓夢》的出版最費周折，這是因為該書篇幅大，成本高，且版本較多，情況復雜。
在校訂完成之后，書局請胡拾給新版本的《紅樓夢》寫序文。
胡拾為了寫好這個序文，才開始認真研究《紅樓夢》，翻閱了各種文獻資料，反復推敲，用考據的方法弄清楚了曹雪芹的來歷和曹家家世的來龍去脈。
從而認定了曹雪芹才是《紅樓夢》的作者。
有意思的是，在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賠是舊紅學的領軍人物，索引派的代表，并在1917年9月出版了《石頭記索引》一書。
胡拾的《紅樓夢考證》絕對是對舊紅學的打臉之作。
這個考證一出，把舊紅學索引派全部打翻，引起了極大的爭議。
不過蔡元賠并沒有惱火，反而積極幫助胡拾尋找文獻資料，來證明胡拾的考證有理有據。
這才是真正做學問的學者，這才是大家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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