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兩三天里，考古隊員們發現的都是各種石器和陶器。
如今這年頭，還不能做碳14檢測，因此無法確定龍山遺址的確切年代。大家只能從陶器、石器的精美程度，猜測這里應該是一座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跡。
此時城墻的發現，更加驗證了考古隊員們的猜測。
經過幾天的辛苦挖掘，古城墻規模令所有人都大為驚訝，墻體厚度為8—13米，而長寬挖了300多米還沒到盡頭。
李濟趕緊讓一個學生回清華，找校長羅家倫申請追加經費，同時又在當地雇傭了30多個農民，加班加點地挖掘古城墻。
一周以后，古城墻的大致輪廓初現，南北長530米，東西長430米。東、南、西三面城墻比較平直，北岸城墻向外彎曲，城墻拐角呈弧形。
周赫煊本來想看幾天熱鬧就回去，但城墻的發現讓他頗為興奮，繼續留下來幫忙發掘文物。
又是幾天過去，考古隊員們發現一處文物密集地帶，里面有各種陶器和石器不說，還發現了占卜用的骨頭，甚至是……
“玉玨！這是玉玨！”何士冀捧著個中空的圓盤大喊。
很快，考古隊員又零零散散發現些玉璋、玉璜等物，這更加讓人激動。
玉璋、玉璜都是華夏文明的禮器，說明這處遺址跟現在的中華文明有直接聯系，甚至很有可能是華夏文明的先祖。
并且玉器上還有刻文，紋絡類似文字，但又跟已知的甲骨文、金鼎文不同。
李濟疑惑而又興奮地觀察那些原始文字，猜測道：“這會不會是夏商時期的東夷文？”
鬼知道！
直到周赫煊穿越的時候，中國的考古學家們，都沒法破譯龍山遺址的文字。因為存量太少了，而且跟漢字沒有多少繼承關系，對考古學家們來說就是天書。
周赫煊估摸著時間，準備閃人回天津。可就在他準備離開，在考古現場閑逛時，突然發現一方青銅尊。
考古隊員集體懵逼……
說好的新石器時代呢，青銅器是什么鬼？
李濟傻傻地看著那方青銅尊，思維已經完全混亂。因為這件青銅器制作精美，說明當時的青銅制作技術比較成熟，完全不可能出現在新石器時代。
傍晚，考古隊員們啃著雜糧窩頭，圍坐在一起展開討論。
可爭來爭去都沒有結果，因為這方青銅尊太過離奇，就好像在民國時代發現一臺筆記本電腦。
周赫煊突然說：“有沒有可能，我們現在的發掘現場，并非一個遠古遺跡，而是兩個重疊的遺跡？”
李濟眼睛一亮，欣喜道：“很有可能，也只有這一個合理的解釋，那就是新石器時代遺跡與青銅時代遺跡重合了！”
周赫煊穿越前是學歷史的，并非專業的考古系畢業。他只對龍山文化有大致了解，卻不知道，龍山鎮的城子崖遺址，其實是三個上古遺址的重疊。
這里有三座古城。
最下層屬于新石器時代城墻，中間是青銅時代城墻，最上面還有一座周代城墻。
在沒有碳14測量技術的年代，如此復雜的情況，對于考古學家來說是無解的，只能通過文物做出大致判斷。而且費時費力，只這半個月的發現，就能讓李濟等人研究二三十年。
當《大公報》記者接到消息，前來考古現場拍照采訪時，周赫煊終于決定離開，還順走了一只殘缺的黑陶杯——反正出土有許多類似的陶杯，夠他們做考古研究了，少這一件無所謂。
整只杯子平滑圓潤，表面散發著烏黑的金屬光澤。杯口比成年人的巴掌要大些，杯壁薄如蛋殼，最薄部分只有0.2毫米，最厚的地方也只0.5毫米，這燒制技術只能用巧奪天工來形容。
李濟等考古隊員，暫時將這種黑陶命名為“蛋殼陶”，因為它跟蛋殼一樣薄。
周赫煊一路上小心翼翼地保存著，專門在鎮上買了盒子和棉花，生怕把這種極度易碎品碰壞。他并非是貪財，而是想留作紀念，幾十年后捐出來給考古界做研究也是可以的。
當周赫煊回到天津的兩日后，《大公報》的新聞也隨之出爐。第二版的開頭，刊載了兩張考古照片，一張是蛋殼陶器物，另一張是20多厘米長的玉璋。
“由清華大學教授李濟先生帶領的考古隊，近日在山東歷城（后劃歸章丘）龍山鎮發現史前遺跡……經過考古發掘，出土大量黑陶器、玉器、石器和占卜器物，并挖掘出一座長寬數百米的上古城墻……據悉，陶器、卜器和玉器當中，還刻有一種與甲骨文迥異的史前文字……從玉器的種類可以初步推斷，這座新石器時代遺跡跟華夏文明有直接聯系，或為中國人的遠古祖先……”
文章還詳細介紹了蛋殼陶，因為薄得太驚人了，現代燒陶工匠根本燒不出如此精美的陶器。
報道一出，立即震驚整個中國考古界，就連南方的一些考古專家都自發前來幫忙。
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此時正在籌劃設立歷史研究所。他聽聞消息后，立即組織人手，并帶著考古經費前往遺址現場。
而此時此刻，遠在東北奉天，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正在實地考察。
此君經常全世界亂跑，從他的足跡而言，可以稱得上環球旅行了。他前段時間在日本，后來去了朝鮮，又經朝鮮抵達東北，下一步計劃是來北平和天津轉轉。
自任東北大學校長的張學良，親自接見了湯因比，包括梁思成、林徽因在內的學者，這些天也陪同湯因比到處轉悠。
湯因比不但是歷史學家，更是國際事務問題專家，在全世界乃至中國政壇都很有名氣。其作品《國際事務概覽》受到中國學界的廣泛贊譽，就連北洋政府和現在的南京國民政府，在進行外交活動的時候，都會參考湯因比的學術觀點。
中國外交官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時，也會把湯因比的作品拿出來翻翻。因為他的書或者論文后面，附帶有國際公約、各國外交函件等重要文件，還有各種國際地圖、國際現狀圖表，這些資料在圖書館里根本無法查到。
“張將軍，感謝你的解惑，我想我該離開東北了。”湯因比微笑地跟張學良握手。
張學良半開玩笑地說：“湯因比先生如果能留在奉天，做我的國際外交顧問就好了。”
“哈哈，或許以后有機會。”湯因比可是英國皇家國際事務顧問，他怎么可能留在東北？
事實上，湯因比把中國之行的首站定在奉天，就是對東北的國際形勢很感興趣，因為這里牽扯到蘇聯、日本和中國。說白了他就是來做學術考察的，這些天在張學良那里獲得了許多一手資料。
開了幾句玩笑，湯因比突然問：“張將軍，你認識一個叫周赫煊的中國學者嗎？”
張學良有些詫異的笑道：“他做過我的秘書。”
“那太好了，”湯因比高興地問，“你知道他目前在哪里嗎？我想去當面拜訪。”
張學良知道周赫煊很有學術名氣，甚至在美國政界圈子也非常出名。但他卻完全沒想到，居然連英國皇家顧問都如此重視周赫煊。
張學良當即說道：“周先生此刻住在天津，你可以去天津《大公報》館找他。”
“非常感謝，”湯因比和張學良握手道，“張將軍，如果你需要國際事務顧問，周赫煊先生是最好的人選，我也是他學術著作的忠實讀者。”
張學良被湯因比這么一提醒，立即醒悟過來：對啊，明誠雖然不愿從政，卻可以請他做我的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