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北部，索姆省。
努瓦耶勒市。
準確的說，應該叫做努瓦耶勒“鎮”，整個小鎮還不到600位居民。
然而它確實是“市”，并且擁有自己的市長。
1930年元旦剛過，周赫煊便跟使館人員、建筑設計師柯布西耶，以及巴黎的幾名華工代表，一起來到這座法國北方小鎮。
巴黎塞納河左岸的華人聚居地，有接近2000名華人都是當年的援法華工。他們聽說周赫煊要為犧牲華工修陵園，便自發的報名前來做向導。
眾人首先坐火車來到亞眠，然后轉乘轎車前往努瓦耶勒。
半路上，陳英指著遠方一條廢棄的鐵路說：“那條鐵路就是華工修的，一直通往歐戰前線。當年我修了大概一個月的鐵路，每隔幾天就有德國飛機來轟炸。鐵路沿線死了不少華工兄弟，基本上都是就地掩埋。如果有可能的話，可以沿著鐵路搜集他們的尸骨。”
隨行的使館工作人員搖頭道：“工程量太大了，而且就算挖出尸骸，也不能保證他們就是華工，也有可能是戰死的英法士兵。”
“那就……算了吧。”陳英遺憾道。
周赫煊對援法華工的歷史了解不深，只知道有個叫張長松的華工留在法國。二戰期間，張長松和幾個兒子（一共13個子女）同時參軍，父子齊上陣抵抗德國入侵。他的二兒子退伍后，還成為法國的足球明星，加入了法國國家隊，參加過兩屆奧運會比賽。
后世法國人一提起援法華工，就必然拿張長松父子出來做宣傳，所以他們的故事流傳很廣。至于此時嘛，張長松還在法國的某煤礦當爆破工，他的足球明星兒子還不滿10歲。
下午三點，眾人抵達努瓦耶勒市。
市長亨利·德瓦利庫爾率領全市500多居民，站在鎮口列隊迎接，甚至他們還拉著橫幅：歡迎中國朋友！
亨利市長在眾人下車后，熱情地迎上來，跟周赫煊握手道：“您就是周先生吧，我是努瓦耶勒市長亨利·德瓦利庫爾，非常歡迎諸位的到來。”
“市長先生，你好！”周赫煊點頭微笑。
隨行過來當向導的華工張大華突然出聲喊道：“亨先生，還記得我嗎？”
“你是……”亨利市長猛拍腦袋，“我想起來了，你是負責掃大街的張！”
當時的華工們雖然大都被關在營地中，但還是有一些頻繁跟鎮上居民接觸，比如有兩個專門掃大街的。另外，還有給英法駐小鎮機關燒鍋爐的，送菜做飯的，都長期住在小鎮上。
張大華笑道：“亨先生，我現在已經學會說法語了。”
“聽到有人叫我亨先生，真是懷念啊，”亨利市長感慨道，“我還記得，自從你們來了以后，鎮上干凈了許多，你們總是那么勤勞。對了，我這次準備了禮物！”
鎮上居民推過來整整一小車蘋果，亨利市長笑道：“我記得你們最喜歡吃蘋果，當時鎮上的蘋果都被你們賣完了，一個蘋果賣到3法郎高價。”
那可是一戰前的3法郎，相當于普通華工一天的工資（華工日薪為5到5法郎）。
中國底層百姓雖然勤勞儉樸，但在那種看不到明天的情況下，難免會變得大手大腳起來。山東屬于蘋果產地，好多華工在出洋前，都只看過，卻沒吃過蘋果。
到了法國后朝不保夕，華工們便瘋狂的愛上蘋果，一來想體驗蘋果的美味，二來也是懷念家鄉。
最后小鎮上的蘋果被買光了，許多華工寧愿用一天辛勞十多個小時賺來的工錢，高價購買蘋果嘗鮮。鎮上有個蘋果販子還因此致富，現在已經搬去大城市定居了。
亨利市長親自把一個個蘋果，塞進周赫煊他們手中。
幾個華工迫不及待地啃著蘋果，似乎是聯想起當年的經歷，眼淚嘩啦啦往下流。
亨利市長又對周赫煊說：“周先生，我代表本市，向您頒發榮譽市民勛章，請務必接受。”
“我的榮幸。”周赫煊微笑道。
在隨行記者的見證留念下，亨利市長將榮譽市民勛章別在周赫煊胸口。雖然這個“市”只有500多居民，但好歹也是市啊。
當天下午，在華工向導的帶領下，周赫煊前往當年的華工醫院和瘋人院參觀。
這兩棟建筑都已經廢棄很久，臺階上長滿青苔，一切苦難都塵封在歷史中。
周赫煊拾起草叢里的一根扁擔，那扁擔是木質的，通體腐朽風化成黑色的朽木，似乎在無聲的訴說著當年的情形。
陳英指著麥田遠處的樹林說：“周先生，樹林里葬著200多個華工兄弟。當年立了木頭碑的，一個個都有名有姓。”
周赫煊點頭道：“全都移葬過來，跟其他華工一起安葬在陵園中。”
設計師柯布西耶也工作起來，開始實地查看情況。他轉了兩圈，回來對周赫煊說：“周先生，我建議把瘋人院拆除，華工醫院雖然被廢棄，但主題建筑還比較穩固，修葺過后完全可以用來做華工博物館。”
“華工博物館？這個主意很好。”周赫煊說。
柯布西耶不僅是建筑設計師，更是一位建筑規劃師，他說道：“我初步的構想，是開辟南邊那塊荒地做為陵園墓地，可能會占用少許農田，紀念碑修在博物館和墓地中間偏南的位置。按照你的要求，大門面向東邊修建，入門處可以設立華工塑像，道路兩邊各立一座。如果按照這種想法來修建陵園，包括博物館在內，總造價可能要在500萬法郎以上。”
500萬金法郎，按照現在的匯率，大概就是20萬大洋，這點錢周赫煊還是出得起的。
當然，還有尋找、移葬華工尸骨的錢要另算，這也是很大的一筆開支。
不過嘛，美國的經濟危機，再過幾個月就要傳播到法國。到時候差不多陵園就該開工了，正好可以再省些預算，廉價工人隨便都能雇到。
接下來半個月，周赫煊開始在法國講學。他想要讓法國人重視華工，讓法國人尊重在法華人，就必須給面子接受法國高校的邀請。每次講學結束后，他都要提起華工的功勞，讓華工的事跡更加深入人心。
這種做法的效果很好，至少許多高校的學生和老師，都對華人印象大為改觀。
從巴黎的大學，周赫煊一直講學講到斯特拉斯堡，都靠近德國邊境了。
在斯德拉斯堡第二大學，周赫煊會見了年鑒學派的兩位史學家費弗爾和布洛赫，三人進行了深入的學術交流。與此同時，費弗爾和布洛赫也接手邀請，答應擔任北平研究院的榮譽會員，并于今年夏天前往中國進行學術交流。
費弗爾他們的年鑒學派雖然搞得風風火火，但說實話，仍舊屬于史學界的非主流派別。如今歐洲的史學界主流，是以孔泰為代表的實證主義史學，以及蘭克為代表的蘭克學派。
特別是蘭克學派，在中國的影響極大。中國30年代的史學研究，遵循的就是蘭克學派路線，民國中期的史學大家，都可以稱為蘭克的徒子徒孫。
周赫煊在斯特拉斯堡逗留三日，正準備離開，中國駐德公使和柏林大學突然發來邀請，希望他能夠去德國也走一圈。
民國時期就是這樣，由于交通不便，出趟遠門非常困難。
因此，不管是哪個國家的學者做跨洲旅行，都要盡可能的到處轉轉。去年張伯苓赴歐講學，就一口氣跑了好幾個國家，似乎不多走走顯得太虧本，浪費了昂貴的船票。
周赫煊欣然前往柏林，出乎意料的見到一位大人物——愛因斯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