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廣播嘍！”
“聽廣播嘍！”
民國時期的老百姓，晚飯吃得很早，不等天色黑盡就已經吃完了。原因很簡單，天黑了需要點燈，要么費電、要么費油，早點吃飯能夠省下一筆可觀的支出。
每當到了天黑之際，天津的底層百姓就端著小板凳外出，來到附近的店鋪聽廣播。這是他們難得的休閑娛樂時光，帶著勞累一天的疲憊，聽幾段相聲、聽幾段京劇、聽幾首流行歌，就仿佛是享受了神仙日子。
袁三兒帶著去年剛娶的小媳婦，樂呵呵來到巷口的雜貨鋪，這里門口坐滿了人，從臺階一直延伸到街邊。兩邊則是賣麻花、糖堆兒、瓜子、糖水的攤位，經常有人買上些吃食，小攤生意還算不錯。
自從日本在天津挑動暴亂，天津的經濟大受打擊，底層百姓的生活更加艱難。袁三兒雖然舍不得花錢，但還是對老婆說：“鮮兒，你要吃瓜子兒還是麻花兒？”
鮮兒瞅著零食攤咽了咽口水，笑道：“費那個錢干啥，聽聽廣播就得了。我現在懷著孕，留著錢給咱們的孩子，以后供他讀書不是更好？”
“就是懷孕了才要多補補，”袁三兒不等妻子反對，就走到瓜子攤前，掏出兩枚銅板說，“稱些瓜子兒。”
“好嘞！”
攤主也不嫌錢少，抓了一小把瓜子放在秤盤里，挑挑揀揀，揚著秤桿說：“秤旺著呢！”
袁三兒連忙托著衣擺接瓜子，獻寶似的捧回去給媳婦兒：“鮮兒，快嘗嘗，這瓜子兒可好吃了。”
“嗯。三哥，你也吃。”鮮兒的俏臉笑開了花。
小市民有小市民的生活，一段廣播、一把瓜子，就足以讓他們對生活感到滿足。
“久大精鹽，中國馳名品牌，遠銷南洋的國貨驕傲！”
“一碗喉溫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程裕新茶號天津店隆重開業，正宗徽茶老字號，胡適先生喝了都說好。”
足足播了三分鐘，有人抱怨道：“現在這廣播，真是越來越多了！”
旁邊立即有人反駁：“人家周先生開廣播公司，免費給你聽曲兒聽相聲，還不許別人打？”
“就是，這多點才好。要是接不到，廣播公司關門歇業了，大家伙兒上哪兒聽節目去！”眾人紛紛附和。
如今天津的廣播公司主要有兩家，除了周赫煊的中華廣播外，上海那邊也來天津開了分公司。但老百姓還是更愛聽中華廣播，一來大家念舊，二來中華廣播的節目更有意思。
結束后是一段京劇選段，袁三兒樂呵呵聽著，不時看看身邊的媳婦兒，感覺生活充滿了滋味。
突然，廣播里傳來陌生而熟悉的聲音：“聽眾朋友們，大家好，現在是《晚七點閑話》時間，我是主持人周赫煊……”
“嘩！”
店鋪前的人轟動起來，他們雖然只是小老百姓，卻也久仰周赫煊的大名。辦廣播且不說了，去年周赫煊運了好幾船的糧食來天津，發往北方的各大災區，那可是引起了大轟動，人人都說周先生是活菩薩。
“這回值了，周先生親自做廣播！”
“人家可是大學者、大人物，居然還來給咱們這些湊悶子。”
“周先生大善人啊，我聽山東的親戚說，那邊已經有人給周先生立長生牌位了。”
“胡同口算命的劉瞎子說，周先生是文曲星轉世，那可了不得！”
“我侄子還在周先生的希望小學念書，中午有糙面饅頭吃。那小子不僅長得壯了，學問也見長，報紙上的字兒都認得。”
只聽周赫煊的聲音繼續從收音機里傳出：“從一月份開始，天津老百姓最關心的話題，無疑就是電車漲價的事情。今天我們專門請到幾位嘉賓，美國哈佛大學博士、清華法學院長陳岱蓀先生，歡迎陳博士來中華電臺做客！”
陳岱蓀說道：“大家好，我是陳岱蓀。”
周赫煊又說：“還有英國倫敦大學博士、國際知名社會學家陶孟和先生，歡迎陶先生。”
陶孟和笑道：“聽眾朋友們好，我是陶孟和。”
周赫煊繼續說道：“最后一位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清華政治學系教授張奚若先生。張先生你好！”
張奚若說：“周先生好，大家好，我是張奚若。”
三位嘉賓介紹完畢，不管是普通老百姓，還是白領中產階級，都對這個節目肅然起敬。全是西方知名大學的博士、碩士啊，平時很難見到的，能聽他們聊天也是件幸事。
周赫煊開始說到正題：“張教授，你對天津電車漲價風波怎么看？”
張奚若道：“這漲價漲得毫無道理，我長期研究中國社會問題。以天津普通人的經濟收入，跟電車公司漲價之后的票價，是完全不相符的。事實上，天津的電車票價，這十年來連續上漲好幾次，已經比北平的票價都搞出12。”
周赫煊又問陳岱蓀：“天津電車公司這次漲價的理由，是說自身虧損嚴重，只有漲價才能維持運營。陳博士，你是研究經濟、金融和財政的專家，你來說說詳細情況吧。”
陳岱蓀侃侃而談：“天津電車公司成立于1904年，也就是28年前，電車在1906年正式運營。電車公司每年收益穩定，早在1912年就已經收回全部投資，剩下這30年的收入都屬于純利潤。到去年為止，天津電車電燈公司的毛利潤已經接近400萬元，他們不可能會虧本。”
周赫煊問道：“400萬元的毛利，那很多啊！這些錢都進了電車公司的口袋嗎？有沒有給天津政府上稅？”
陳岱蓀解釋道：“電車電燈公司繳納給天津市政府的錢，不叫稅，而叫報效費，去年的實際報效數大概為12萬元。但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電車經過租界時，需要支付給各租界一筆‘通過費’。單是去年支付給法租界的‘通過費’，就高達74萬元！”
周赫煊總結道：“也即是說，比利時人在天津開電車公司，只給天津市政府上稅12萬元，卻給法租界繳了74萬元的過路費？”
“是的，就是這樣，”陳岱蓀說，“電車公司交給各租界的過路費，加起來每年大概有160萬左右，但給天津市政府的報效費卻只有12萬元。”
周赫煊問張奚若：“張先生，這符合常理嗎？”
張奚若心直口快不怕得罪人，惱怒道：“這完全是不講道理的做法！電車屬于公共事業，電車占用了大量的街道空間，這些空間都是屬于全體天津市民的。不僅如此，電車還經常撞傷撞死百姓，給老百姓的出行帶來了人身危險。因此，電車公司作為補償，不能收取過高的票價，同時還應該給政府納稅，用來改善市政環境和市民生活。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憑什么在中國的土地上開公司，正常繳稅只有12萬元，卻給各國租界上交160萬元的過路費？純粹是欺負人！”
以前老百姓只覺得電車漲價不合理，但究竟怎么不合理，卻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現在聽幾位學者教授講道理，瞬間明白其中的內情，一個個氣得破口大罵。
“太埋汰人了，哪有這樣的？”
“洋鬼子就不是人！”
“以后堅決不坐電車。”
“誰說不坐，老子就要坐，坐了還不給他們錢！”
“漲價，漲價，天天漲價。自打我記事起，電車公司已經漲了五回票價了。”
只聽周赫煊繼續說道：“難怪天津的各國領事，都電車公司漲價，原來他們是一伙的。電車公司漲價越兇，各國租界的收入就越多，這是合起伙來欺負天津老百姓。”
“可不是嗎？”張奚若道，“否則日法意三國領事，又怎么會急沖沖地給政府發外交照會，都是利益使然。”
陳岱蓀還說：“我必須先講清楚一件事。當初清政府和電車公司簽訂的合同，確立了電車公司的經營范圍，電車公司只能在以鼓樓為中心6華里范圍內運行，剩下的電車路段都屬于非法經營。據我所知，后來擴建的電車路段，并沒有獲得中國政府的批準。也正因為如此，電車公司繳納給天津市政府的報效費才會那么少。”
“呵呵，原來是非法運營的啊，”周赫煊笑道，“我聽說電車公司干這種違法的事，還不止這一出。”
張奚若說：“是的，由于乘坐電車必須用銅元買票，這就是電車公司成為天津最大的銅元兌換商和周轉商。由于大量銅元囤積，他們從1920年開始，就把這些銅元高價出售給日本三井洋行和三菱洋行，私運到日本制造軍火武器。”
周赫煊氣道：“也就是說，日本關東軍侵略東北所用的槍炮，很可能也有天津人使用的銅元制造的？”
陳岱蓀說：“確實如此。電車公司這種做法，不但在實質上了日本侵略中國，還致使大量銅元外流，擾亂了中國的金融市場。天津市政府雖然一再嚴禁銅元出口，但電車公司和日本洋行的交易卻沒停止，銅元走私一直在悄悄進行。”
說到這里，正在聽廣播的天津百姓都氣炸了。
“原來電車公司這么壞，跟日本人勾結在一起。”
“以后千萬不要坐電車，咱們投的每一枚銅元，都是在給日本制造槍炮啊。”
“再坐電車就是賣國賊！”
“咱們去把鼓樓周圍6里以外的電車軌道都扒了，那是非法建造的，沒有給政府上稅！”
“對，馬路是大家的，憑啥給電車公司用了還不交稅？”
“打倒電車公司，打倒賣國賊！”
天津的電車漲價風波，瞬間就提升到救國的高度。
當南京政府派來的專員抵達天津時，他面臨的是天津全行業罷工罷市，市民和學生紛紛走上街頭游行，各大報紙把電車公司的黑底子抖得干干凈凈，老城區以鼓樓為中心6華里外的電車軌道全部被扒除。
此事件，史稱“反電車救國運動”，或者叫“四四愛國風潮”、“四四天津大罷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