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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青年黨】

  張君勱由于太過失望,沒等國難會議結束,就提前離開了洛陽。

  同樣作為要求立憲的民主人士,以李璜為代表的青年黨,則從頭到尾留下來給汪兆銘添堵,期間毫不掩飾地在大會上抨擊國黨獨裁。

  在準備返回天津的當天上午,李璜特意前來拜訪周赫煊,見面就問:“周先生,你對國家主義有什么看法?”

  周赫煊笑道:“國家主義是個很好的哲學理念和政治學說。”

  李璜有些不高興:“僅僅只是理念和學說嗎?”

  “是的,國家主義的概念太泛化了,在真正施政時很難取得效果。”周赫煊點頭道。

  民國時期有太多的主義,比如李璜就信奉國家主義,并和曾琦等人在巴黎創建“中國青年黨”。青年黨發展至今,已成為繼國黨、共黨之外的中國第三大黨,不僅在國內20多個省擁有黨支部,還在德國、比利時、法國等地擁有海外支部。

  直到抗戰勝利后,青年黨的發展勢頭就更恐怖,只湖南一省的正式黨員就有2萬多人、預備黨員1萬多人,且湖南省的青年黨部實力只能排全國第五。

  “中國青年黨”為何發展如此順利?

  很簡單,就是因為信奉國家主義。

  國家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剛好相反,他們主張一切為了國家,國家主權、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為了國家,可以拋棄個人私利,為了國家,任何團體和階級都是可以犧牲的。

  不管你信奉什么思想,隸屬于哪個階層,都可以成為“國家主義者”。

  他們也主張由國家控制重要資源,有計劃的進行社會分配,特別強調應由國家掌握教育、衛生等公共體系。國家不僅要負責發展國力,還要負責照顧弱勢群體,控制平衡社會的各個階層和力量。

  這聽起來跟“社會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很類似,但其實有很大區別。“國家主義”并不排斥資本家,只是主張限制和控制資產階級;“國家主義”也不反對官僚政治,只是反對貪污;甚至如果軍事獨裁有利于國家的話,極端的“國家主義者”還會支持這種政體。

  正因如此,信奉“國家主義”的中國青年黨,才會在短短數年時間內發展成為中國第三大黨。特別是張學良手下的軍政官員,好多都屬于青年黨的黨員——比如此時的東北軍炮兵司令和北平教育局長。

  但“國家主義”理念太過寬泛了,必然導致組織松散,即便執政也不過是第二個國黨。

  由于“國家主義”和“”理念對立,青年黨和共黨屬于天生死敵。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青年黨創始人之一曾琦,就積極擁護常凱申搞清黨運動。

  可等到常凱申暴露出獨裁嘴臉,曾琦立即變成反蔣派,從20年代末到70年代,多次策劃參與“刺蔣”活動。而常凱申在30年代迫于壓力,做樣子要搞民主憲政,曾琦又積極參與進去,成為常凱申的擁護者。

  做為青年黨的創始人和黨魁之一,曾琦的表現太過不堅定,反反復復左右搖擺,只有一以貫之的政治理念,嚴重缺乏一以貫之的政治路線。

  所以周赫煊才說“國家主義”是很好的學說理念,但操作起來很難,因為他們沒有成熟的治國主張,更沒有建立自己的軍事武裝,空有滿腔的愛國熱血,最多當個在野黨抨擊執政黨而已。

  李璜這次本來想勸周赫煊加入青年黨,因為周赫煊的歷來表現就是“國家主義者”,他們應該屬于同道中人。但現在卻聽周赫煊不贊成“國家主義”,李璜頓時就不樂意了:“周先生說青年黨的主義概念泛化,如今的國黨和共黨哪個不泛化?國家主義是崇高追求,就像三民主義和一樣,現在短期內肯定無法實現,但有志之士卻必須以此為目標去追求理想!”

  周赫煊也不爭辯,笑道:“咱們還是來說說東北抗日吧?”

  李璜說道:“我們青年黨正在籌款,已經跟東北民眾救國會聯系好了,最多兩三個月就要組織黨員去抗日。”

  “那就祝諸位馬到成功!”周赫煊抱拳說。

  不提青年黨堅決反赤的主張,那只是理念不同而已,他們的愛國熱情是不容置疑的。

  今年7月,李璜就能籌集14萬元,帶著青年黨員北上抗日。其中著名的抗日烈士苗可秀,就是青年黨員,其領導的“中國少年鐵血軍”被日本關東軍中將驚呼為“神軍”。東北軍的第117師,從師長到基層軍官,也大部分是青年黨,在未來的長城抗戰中表現卓著。

  周赫煊對此非常感慨,或許只有面對外敵入侵時,中國的眾多派系和勢力,才能放下各自的分歧,攜手起來共御外侮。

  抗日戰爭,那真是一場中華民族的浴火涅槃,在血與火的深淵中重鑄精魂。

  周赫煊掏出支票本,撕下一張交給李璜:“李先生,這是天津花旗洋行的現金支票,希望你們青年黨能夠多多的殺敵報國。”

  李璜接過來一看,支票面額足有5萬元,他抱拳說:“周先生,多謝你的慷慨大義!”說完,他又問,“你真不愿意加入青年黨?”

  “我不參加任何政黨。”周赫煊連忙拒絕道。

  抗戰勝利后,中國的各大民主黨派,都希望坐在一起共商國是。唯獨青年黨堅決反赤,黨魁曾琦后來甚至被新中國定性為戰犯,而且還是排名比較靠前的戰犯。

  周赫煊才不會去沾染這種麻煩。

  李璜也不好再勸,失望地說:“周先生,告辭!”

  “告辭!”周赫煊抱拳道。

  兩人各自拎著行李前往火車站,一個往東,準備回天津略作安排,然后前赴歐洲呼吁國際支持,另一個向南,準備籌集軍費、組織黨員,轟轟烈烈的到東北去抗日。

  國難會議的這場鬧劇,也就此結束了。

  周赫煊回到天津時,天津的電車漲價風波還沒結束。各國領事利用調停淞滬之戰的時機,逼迫中央政府解決事端,這導致天津黨部停止了排外活動,只有市政府的官員還在繼續抗爭——天津主要市政部門,仍舊掌握在張學良手里,常凱申的命令根本不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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