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說過這樣一句話：“我佩服這幾個人的才華，一是曹禺，一是沈從文，一是蕭乾。我自愧不如他們，才能要差好幾倍。”
就名氣來看，此時的蕭乾還遠遠不如曹禺和沈從文，而且他如今還沒有成為二戰歐洲戰場唯一的中國記者。
出發當日，蕭乾在大使館門口把周赫煊堵住：“周先生，我是蕭乾！”
“是秉乾啊，你什么時候來英國的？”周赫煊笑問。他當然認識蕭乾，因為去年蕭乾還在做《大公報》副刊的主編，周赫煊視察報社的時候遇到過幾回。
“我去年底到英國的。”蕭乾有些尷尬的回答。
蕭乾的尷尬不僅在于國難當頭之際離開祖國，更因為他離開的原因——婚外情。他喜歡上了一個女鋼琴家，無法在妻子和情人中間做選擇，干脆兩個都不選而一走了之（妻子離婚后投奔了延安）。
可見蕭乾在感情問題上非常優柔寡斷，這也就導致他連續好幾段婚姻失敗。他過幾年要跟一個英國混血女郎結婚，但那女人剛生完孩子就跟接生醫生出軌。這不算完，蕭乾的第三任妻子是個心機婊，看重他名氣才嫁給他，婚后發現名氣不管用就跑路了。
周赫煊問：“你在英國做什么工作？”
蕭乾道：“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做助教。”
“有沒有想過做《大公報》海外特聘記者，專門報道歐洲戰事。”周赫煊發出邀請。
蕭乾笑道：“當然愿意。對了，我這次來找周先生，是想請你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講一堂課。我剛剛在東方學院開辦了一個短期培訓班，為支援中國抗戰的英國青年補習中文，向他們介紹有關中國的地理和歷史知識。”
“那是好事啊，那些英國青年愿意幫中國打仗嗎？”周赫煊問。
蕭乾說：“他們都是英國公誼會的成員，他們同情中國的遭遇，大部分愿意幫中國抗戰做宣傳和募捐，少部分有直接奔赴中國戰場的打算。最近周先生的街頭演講，讓他們大受感動，所以想親自聆聽你講課，講一些關于中國的知識。”
英國公誼會屬于教派組織，剛剛建立時保守而激進，到處抨擊英國國教會和清教徒教會。隨著幾百年的發展，公誼會變得越來越包容，甚至允許任何教派的信眾加入該會。
這個教派認為每個人都生而有“靈”，那是上帝播下的靈光種子，人可以借助“種子”認識真理，并由此獲得智慧和幸福。總的來說，可以概括為人性本善，跟傳統基督教的“原罪論”恰好背道而馳。他們還認為《圣經》并非上帝對人類的全部啟示，只要依靠“靈光種子”就能接近上帝，領悟人生的真諦，這又有點像佛家的頓悟。
為什么要在本書中提及呢？
因為這個教派堅守“愛與寬容”的原則，并且強烈反對暴力，從美國南北戰爭到兩次世界大戰，都有公誼會的教友直接或間接參戰。他們往往站在“正義”的一方，包括中國抗日戰場，也有公誼會教友的身影存在。
等到蕭乾在東方學院的培訓班課程結束，這些英國公誼會的教友就會奔赴云南。剛開始只有4人，半年時間發展就到40人，并且陸續有中國、美國、加拿大、印度和新西蘭人加入，至抗戰勝利時已有數百人規模。
他們并未直接參戰，而是負責物資運輸、修理汽車、醫療救助、戰時服務等等，有些人永遠長眠在中國的土地上。
順便一提，援助中國的“英國公誼會救護隊”有兩位創始人，其中一人是吉百利家族的掌舵者，他甚至把親兒子都送上了中國戰場——就是那個生產巧克力和口香糖的吉百利。大家也不用刻意去買他們的產品，因為進入21世紀以后，吉百利家族已經失去了對公司的掌控。
既然是國際友人，周赫煊自然不會推辭，他笑道：“等我從牛津回來，就去東方學院講課。”
“那真是太好了，相信他們一定會非常高興，”蕭乾突然問，“周先生，我可以跟隨你一起去牛津嗎？”
“跟著我干嘛？”周赫煊笑道。
蕭乾說：“我平時也寫一些文章，向英國的報紙投稿。英國讀者對周先生非常好奇，所以我想跟在你身邊，寫一篇叫做《周先生在英國》的報告文學。你不會介意吧？”
“隨你的便，但車票錢自付。”周赫煊開玩笑說。
兩輛汽車駛到大使館門口，馬玨搖下車窗說：“先生，可以出發了。”
一輛汽車是周赫煊捐給使館的，另一輛是郭泰祺借來的，加上三個保鏢必須兩輛車才能坐完。
在前往火車站的過程中，一路上坑坑洼洼全是彈坑，只有路中間的坑才會立即填平。馬玨突然指著道旁說：“先生你看！英國人真有趣，居然在彈坑周圍種滿了鮮花。”
周赫煊轉頭看去，果然見路邊有個大坑，而周圍則滿是新栽的鮮花。
蕭乾解釋道：“栽花是為了提醒路人有大坑，防止不小心掉進坑里。”
由于德國對倫敦的連番轟炸，市區已經變成了月球表面，坑多得短時間內根本填不完，而且經常是一坑未填一坑又生。相比而言，在彈坑周圍栽花反而要輕松許多，不得不說英國佬還是很有情趣的。
蕭乾繼續說著他在倫敦見到的趣聞：“上周，德國飛機接連撒了三天勸降傳單，你們猜英國人是怎么處理的？”
“燒掉？”馬玨問。
蕭乾笑道：“倫敦紅十字會把傳單收集起來，拿到市區兜售，一便士一張。英國人居然排隊來買，把勸降傳單當笑話看，而賣傳單所得的錢全部捐給了軍隊。”
馬玨樂不可支：“這倒是個好辦法。”
周赫煊則聽得頗為感慨，因為重慶也經常有日軍空投傳單，那些傳單大部分都被政府集中銷毀了，似乎怕老百姓撿到傳單會真的投降一樣。
倫敦和重慶兩座城市雖然都遭遇大轟炸，但民間氣氛有著顯著不同，重慶那邊更多出了一種絕望和麻木。
麻木在公務人員那里最為明顯，周赫煊甚至親眼看見，搬尸隊從廢墟里挖出還未斷氣的老百姓，直接當尸體一樣拖來拖去，甚至往路邊不知輕重的隨便亂扔。而旁人對此雖然心有不忍，但卻視若無睹，因為重傷者等于死亡，沒有那么多藥品來救治。
不管能不能救，它反映出一種對生命的不尊重，缺乏最基本的人道關懷。
或許有人命硬，不靠藥物自己也能活下來呢，搬尸隊的粗作能直接把活人給搬死！
蕭乾繼續說道：“英國人在被大轟炸之后，反而變得更友善了。我有個鄰居以前總板著臉，似乎看不起中國人，但現在我每次出門，他都會對我說早上好。我去餐廳吃飯，英國侍者也經常會說：先生，請享受你的飯菜，德國佬不能搶走我們的食物。”
周赫煊道：“當戰爭來臨，總會帶來凝聚力。人是一種社會動物，或許平時各自有小算盤，但關鍵時刻還是會選擇團結的。就像一群有小矛盾的人去郊游，半路上突然遇到野獸，那些人肯定會選擇合作把野獸趕跑。這跟國民素質無關，只是人類的本性而已。”
蕭乾說：“但我確實感受到了，英國人的素質普遍比中國人高。”
“倉廩足而知禮儀，無非是英國更富有，百姓能夠填飽肚子而已，”周赫煊說著又想起重慶的搬尸隊，補了一句，“當然，文化教育也有很大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