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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8【蕭乾】

  巴金說過這樣一句話:“我佩服這幾個人的才華,一是曹禺,一是沈從文,一是蕭乾。我自愧不如他們,才能要差好幾倍。”

  就名氣來看,此時的蕭乾還遠遠不如曹禺和沈從文,而且他如今還沒有成為二戰歐洲戰場唯一的中國記者。

  出發當日,蕭乾在大使館門口把周赫煊堵住:“周先生,我是蕭乾!”

  “是秉乾啊,你什么時候來英國的?”周赫煊笑問。他當然認識蕭乾,因為去年蕭乾還在做《大公報》副刊的主編,周赫煊視察報社的時候遇到過幾回。

  “我去年底到英國的。”蕭乾有些尷尬的回答。

  蕭乾的尷尬不僅在于國難當頭之際離開祖國,更因為他離開的原因——婚外情。他喜歡上了一個女鋼琴家,無法在妻子和情人中間做選擇,干脆兩個都不選而一走了之(妻子離婚后投奔了延安)。

  可見蕭乾在感情問題上非常優柔寡斷,這也就導致他連續好幾段婚姻失敗。他過幾年要跟一個英國混血女郎結婚,但那女人剛生完孩子就跟接生醫生出軌。這不算完,蕭乾的第三任妻子是個心機婊,看重他名氣才嫁給他,婚后發現名氣不管用就跑路了。

  周赫煊問:“你在英國做什么工作?”

  蕭乾道:“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做助教。”

  “有沒有想過做《大公報》海外特聘記者,專門報道歐洲戰事。”周赫煊發出邀請。

  蕭乾笑道:“當然愿意。對了,我這次來找周先生,是想請你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講一堂課。我剛剛在東方學院開辦了一個短期培訓班,為支援中國抗戰的英國青年補習中文,向他們介紹有關中國的地理和歷史知識。”

  “那是好事啊,那些英國青年愿意幫中國打仗嗎?”周赫煊問。

  蕭乾說:“他們都是英國公誼會的成員,他們同情中國的遭遇,大部分愿意幫中國抗戰做宣傳和募捐,少部分有直接奔赴中國戰場的打算。最近周先生的街頭演講,讓他們大受感動,所以想親自聆聽你講課,講一些關于中國的知識。”

  英國公誼會屬于教派組織,剛剛建立時保守而激進,到處抨擊英國國教會和清教徒教會。隨著幾百年的發展,公誼會變得越來越包容,甚至允許任何教派的信眾加入該會。

  這個教派認為每個人都生而有“靈”,那是上帝播下的靈光種子,人可以借助“種子”認識真理,并由此獲得智慧和幸福。總的來說,可以概括為人性本善,跟傳統基督教的“原罪論”恰好背道而馳。他們還認為《圣經》并非上帝對人類的全部啟示,只要依靠“靈光種子”就能接近上帝,領悟人生的真諦,這又有點像佛家的頓悟。

  為什么要在本書中提及呢?

  因為這個教派堅守“愛與寬容”的原則,并且強烈反對暴力,從美國南北戰爭到兩次世界大戰,都有公誼會的教友直接或間接參戰。他們往往站在“正義”的一方,包括中國抗日戰場,也有公誼會教友的身影存在。

  等到蕭乾在東方學院的培訓班課程結束,這些英國公誼會的教友就會奔赴云南。剛開始只有4人,半年時間發展就到40人,并且陸續有中國、美國、加拿大、印度和新西蘭人加入,至抗戰勝利時已有數百人規模。

  他們并未直接參戰,而是負責物資運輸、修理汽車、醫療救助、戰時服務等等,有些人永遠長眠在中國的土地上。

  順便一提,援助中國的“英國公誼會救護隊”有兩位創始人,其中一人是吉百利家族的掌舵者,他甚至把親兒子都送上了中國戰場——就是那個生產巧克力和口香糖的吉百利。大家也不用刻意去買他們的產品,因為進入21世紀以后,吉百利家族已經失去了對公司的掌控。

  既然是國際友人,周赫煊自然不會推辭,他笑道:“等我從牛津回來,就去東方學院講課。”

  “那真是太好了,相信他們一定會非常高興,”蕭乾突然問,“周先生,我可以跟隨你一起去牛津嗎?”

  “跟著我干嘛?”周赫煊笑道。

  蕭乾說:“我平時也寫一些文章,向英國的報紙投稿。英國讀者對周先生非常好奇,所以我想跟在你身邊,寫一篇叫做《周先生在英國》的報告文學。你不會介意吧?”

  “隨你的便,但車票錢自付。”周赫煊開玩笑說。

  兩輛汽車駛到大使館門口,馬玨搖下車窗說:“先生,可以出發了。”

  一輛汽車是周赫煊捐給使館的,另一輛是郭泰祺借來的,加上三個保鏢必須兩輛車才能坐完。

  在前往火車站的過程中,一路上坑坑洼洼全是彈坑,只有路中間的坑才會立即填平。馬玨突然指著道旁說:“先生你看!英國人真有趣,居然在彈坑周圍種滿了鮮花。”

  周赫煊轉頭看去,果然見路邊有個大坑,而周圍則滿是新栽的鮮花。

  蕭乾解釋道:“栽花是為了提醒路人有大坑,防止不小心掉進坑里。”

  由于德國對倫敦的連番轟炸,市區已經變成了月球表面,坑多得短時間內根本填不完,而且經常是一坑未填一坑又生。相比而言,在彈坑周圍栽花反而要輕松許多,不得不說英國佬還是很有情趣的。

  蕭乾繼續說著他在倫敦見到的趣聞:“上周,德國飛機接連撒了三天勸降傳單,你們猜英國人是怎么處理的?”

  “燒掉?”馬玨問。

  蕭乾笑道:“倫敦紅十字會把傳單收集起來,拿到市區兜售,一便士一張。英國人居然排隊來買,把勸降傳單當笑話看,而賣傳單所得的錢全部捐給了軍隊。”

  馬玨樂不可支:“這倒是個好辦法。”

  周赫煊則聽得頗為感慨,因為重慶也經常有日軍空投傳單,那些傳單大部分都被政府集中銷毀了,似乎怕老百姓撿到傳單會真的投降一樣。

  倫敦和重慶兩座城市雖然都遭遇大轟炸,但民間氣氛有著顯著不同,重慶那邊更多出了一種絕望和麻木。

  麻木在公務人員那里最為明顯,周赫煊甚至親眼看見,搬尸隊從廢墟里挖出還未斷氣的老百姓,直接當尸體一樣拖來拖去,甚至往路邊不知輕重的隨便亂扔。而旁人對此雖然心有不忍,但卻視若無睹,因為重傷者等于死亡,沒有那么多藥品來救治。

  不管能不能救,它反映出一種對生命的不尊重,缺乏最基本的人道關懷。

  或許有人命硬,不靠藥物自己也能活下來呢,搬尸隊的粗作能直接把活人給搬死!

  蕭乾繼續說道:“英國人在被大轟炸之后,反而變得更友善了。我有個鄰居以前總板著臉,似乎看不起中國人,但現在我每次出門,他都會對我說早上好。我去餐廳吃飯,英國侍者也經常會說:先生,請享受你的飯菜,德國佬不能搶走我們的食物。”

  周赫煊道:“當戰爭來臨,總會帶來凝聚力。人是一種社會動物,或許平時各自有小算盤,但關鍵時刻還是會選擇團結的。就像一群有小矛盾的人去郊游,半路上突然遇到野獸,那些人肯定會選擇合作把野獸趕跑。這跟國民素質無關,只是人類的本性而已。”

  蕭乾說:“但我確實感受到了,英國人的素質普遍比中國人高。”

  “倉廩足而知禮儀,無非是英國更富有,百姓能夠填飽肚子而已,”周赫煊說著又想起重慶的搬尸隊,補了一句,“當然,文化教育也有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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