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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新書反響】

  “張居正的改革措施,徹底暴露了中央集權過度帶來的不良后果。在下層行政單位尚有許多實際問題沒能解決以前,行政效率的增進必然遲緩和有限。強行提高效率,超過了一定限度,只會造成行政系統內部的不安,整個官僚集團會因壓力過高而或分裂、或糾集,實際問題又會演變成道德問題。”

  “再觀今日之征實征購政策,中央強行要求提高效率,而下層行政單位問題極多,難以實現政令的有效執行。這造成整個中國的行政系統難以適應,中層和基層官僚壓力過高,只能以粗暴的方式欺上瞞下。譬如河南之征購,官員為了完成任務,選擇對中央隱瞞災荒事實,而不顧民情大肆征斂。這就帶來一系列嚴重后果,政府威信大失,百姓苦不堪言。繼而延伸為道德問題,政府高舉抗戰大義,要人民傾其所有奉獻國家,不支持征購則不愛國。百姓認為政府橫征暴斂,沒有為人民考慮,領袖和官員的私德也遭到懷疑。”

  “史學界有一種說法,即‘明朝稅重民窮’。似乎是因為當時貪官污吏橫行,百姓被攤派的賦稅過重,富者愈富,窮者愈窮,其實這跟事實有多出入。同時期,英國稅收與明朝相當,而人口卻只有明朝的三十分之一,英國怎么就能繼續發展壯大呢?原因不在賦稅過重,而在于政府和法律的低等。即便國家稅率低,受惠的也并非農民,只能鼓勵地主家中盤剝和官僚額外剝削。”

  “道德并非萬能的,政府不能依靠單純的抗戰大義,而要求百姓舍家報國。更要健全法律制度,完善行政體系,遏制貪污腐敗,鼓勵扶持先進經濟,減少對傳統農業的壓榨……”

  陳寅恪從來不談論政治,但并不代表他不懂政治。學史學到他那個地步,很多事情比官僚看得更清,但也僅此而已,不能改變中國的現狀。

  坐而論道誰都會,難的是如何解決問題。

  沒法解決!

  常凱申當然想完善行政系統,提高基層官員的執行力。但這是不可能辦到的,除非在中國進行一場觸及根本的大改革,而抗戰特殊時期的內外部條件都不允許他這么做。

  所以陳寅恪把文章燒了,發表出來也無益,反而會因此得罪掌權者。

  燒完文章,陳寅恪很快又重寫了一篇,單純從治史方法來分析《萬歷十五年》。他首先批評了周赫煊對于某些史料的無視,認為周赫煊的某些思想稍顯片面,同時又贊揚《萬歷十五年》風格獨特、觀點新穎,為明史研究開拓了新的形式與方向。

  陳寅恪的第二篇文章還未發表,吳晗就已經開始對《萬歷十五年》大家吹捧了。

  吳晗也是研究明史的專家,他早前雖然屬于自由派,但性格非常激進。早在十多年前,吳晗就給胡適寫信說:“翻開任何國家、任何朝代的歷史來看,找不出這樣一個卑鄙無恥、喪心病狂的政府(南京國民政府)。”

  吳晗請求胡適指出一條明路,胡適讓吳晗“科學救國”。

  那時吳晗非常尊崇胡適,特地在畢業照背面寫下胡適的名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少說些空話,多讀些好書。”

  然而,吳晗到了西南聯大,國黨的腐敗和不顧學者死活的態度,再加上好友在貧寒病痛中去世,讓吳晗的思想徹底轉左。他的行為做法比聞一多更加激進,不但投身于各種反蔣活動,還寫了一本《由僧缽到皇權》。

  這本書后來改名為《朱元璋傳》,跟周赫煊的《萬歷十五年》幾乎同時出版,專門用來影射常凱申。

  在讀了《萬歷十五年》之后,吳晗感覺找到了知己。雖然他們一個寫朱元璋,一個寫萬歷朝,但都是走的“影射史學”的路子,都是在抨擊常凱申和國民政府。

  吳晗連續寫了好幾篇評論文章,把《萬歷十五年》奉為“中國現代史著不可再有之經典”。

  遠在貴州的張學良,也在第一時間讀到《萬歷十五年》。

  少帥這些年都在研究明史,缺什么書就寫信找宋美齡索要。到了1945年,張學良甚至聲稱自己成為了一個明史研究專家,他要求請來幾位明史專家進行當面交流——戴笠對此表示很為難。

  當張學良讀完《萬歷十五年》之后,他沒有往影射常凱申那方面想。而是把自己代入萬歷皇帝,把曾經的得力屬下代入張居正、申時行、海瑞和戚繼光,然后檢討反思自己主政東北和華北時的錯誤。

  接著,張學良又對比萬歷朝和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反思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的施政問題,并寫了一篇兩萬字的讀書心得,讓看守特務轉交給常凱申。

  常凱申順手就把張學良的文章扔了,放在角落里蒙塵幾十年,直到80年代才在清理垃圾資料時發現。

  謝國楨無疑是如今最火的明史專家,他早年追隨梁啟超治學,跟周赫煊勉強算同門師兄弟。他的《晚明史籍考》曾在30年代風行一時,到了抗戰期間再次引起重視,因為抗戰時期的中國和晚明太像了。

  謝國楨此時滯留在淪陷區,《萬歷十五年》出版的時候,他才剛剛讀到周赫煊討論沈萬三之死那篇文章。

  周赫煊關于沈萬三身世遭遇的觀點,出自明史專家顧誠先生。

  謝國楨對此持有異議,他認為《吳江志》的史料可能有誤,并拿出多個歷史資料,認為沈萬三有可能是朱元璋登基后才死的。當然,沈萬三絕對不可能被朱元璋流放,只是被朱元璋打壓而已。

  謝國楨隨即寫了一篇反駁文章,寄了幾個月終于寄到重慶發表。

  直到1944年底,謝國楨才在淪陷區讀到《萬歷十五年》。他對這本書大加贊賞,于抗戰勝利后一口氣寫了三篇分析文章,討論萬歷朝對明朝命運的影響。

  至于大部分普通讀者,完全把《萬歷十五年》當成純粹的歷史讀物來看。他們對明朝的改革失敗表示惋惜,同時也希望國民政府吸取教訓,呼吁加強法制建設、懲治貪官污吏。

  常凱申也非常喜歡《萬歷十五年》,他沒有把自己代入萬歷皇帝和張居正,而是代入了申時行。他覺得自己殫精竭慮發展國家,卻只換來各種背叛和猜疑,同時又被中國糟糕的情況所制約,一身才華本事都無法真正的發揮。

  同時常凱申也感嘆,天下沒有完人,就連戚繼光都貪污克扣、逢迎拍馬、喜好女色,而民國將領又有誰比得上戚繼光呢?用人應該不拘小節,只要能力出眾就可以了,那些真正能打仗的將領還是暫時容忍吧,比如把河南搞得一塌糊涂的湯恩伯。

  每個讀者眼中的《萬歷十五年》,都有著不同的解釋。

  這本書很紅,不但紅遍中國,就連費正清都帶回去一本,讓人翻譯出來推薦給美國史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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