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安排和接洽問題，訪美學者團的出發時間一拖再拖。
拖得金岳霖都不耐煩了，直接離開重慶，坐船去李莊一邊養雞一邊照顧林徽因。而其他五位學者則滯留重慶，整天無事可做，周公館成了他們的沙龍聚會場所。
恰逢暑假，孩子們都在家，就連周維烈都從昆明回來了。
也不管孩子們是否能聽懂，反正只要跟這些學者聊天，周赫煊都會讓自己的子女過來旁聽。一個個全是大師，即便不能領會思想，讓孩子們沾沾文氣還是可以的。
這些學者很有意思，雖然都是學術界的一方大佬，但吵起架來就跟小孩子似的。
建議老蔣南撤臺灣的張其昀早年屬于“學衡派”，這一派主張文學復古，反對新文化運動，認為一味模仿西方只能取其糟粕。
而劉乃誠又屬于“憲政派”，他非常贊賞萬歷十五年這本書，因為他主張制度精神的培養，恰好與萬歷十五年所表達的思想一致。
在對于當前中國制度建設上，劉乃誠和張其昀有著極大分歧。前者極力主張政治制度西化，一切以制度和法律為準繩；后者認為道德建設同樣不可忽視，道德能夠彌補制度的不足，而中國現有狀況也不允許全面實現法治。
中國生理學奠基人、未來的中科院院士蔡翹被二人拉進來評理，可憐蔡翹對政治一竅不通，只能在中間當和事佬。
劉乃誠就不高興了，立即跟費孝通吵起來。他認為正是由于抗戰，可以借著這個時機實現憲政，以國家民族的大義進行政治改革。
大家吵得不可開交，只有蕭作梁默默看戲。
這六位學者來自不同的學校，金岳霖代表西南聯大，費孝通代表云南大學，蔡翹代表中央大學，劉乃誠代表武漢大學，張其昀代表浙江大學，而蕭作梁則代表四川大學。
六人當中，費孝通名氣最大，也最為美國人所熟知。他的著作江村經濟，早在四年前就被英美學界譽為“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在國際人類學界也是響當當的人物。
而蕭作梁則名氣最小，完全屬于陪襯。他在后世被人提及，經常是討論共黨土改政策的時候，此君對共黨的土地改革史頗有研究。
連續爭論對噴了半個多月，這些學者終于啟程了，金岳霖也放下林徽因趕緊回來。他們的赴美路線是先走駝峰航線去印度，再從海路去美國，一路上非常危險。
所謂“駝峰”，即是喜馬拉雅山脈南麓的一個山口，屬于抗戰后期國際援助物資的畢竟之路。
剛開始的時候，由于運輸機的性能問題，飛行員只能低空飛行，必須穿越迷宮一般的喜馬拉雅山隘，稍不注意就撞在山上機毀人亡。后來運輸機得到了改進，終于不用低空飛行了，但糟糕的天氣和日機的堵截，同樣讓駝峰航線遇險率極高。
費正清這次也想邀請周赫煊赴美交流，但周赫煊死活不干，就是害怕一頭栽進喜馬拉雅山中。
等學者們走后，周赫煊才把周維烈和周靈均叫來，讓他們談聆聽頂級學者吵架的感想。至于其他子女就不必了，由于年齡太小，肯定一點粗淺皮毛都學不到。
周靈均總結說：“劉叔叔總講大道理，張叔叔頑固得很，他們兩個越吵越迷糊。我覺得是費叔叔吵贏了，劉叔叔和張叔叔后來都不怎么說話。”
“維烈，你覺得呢？”周赫煊問。
周維烈鄙視道：“吵來吵去也沒什么用，不如做點實際的事情。”
周赫煊哈哈大笑：“這種吵架放到國家層面還真有用，做事不能埋頭蠻干，必須確定正確的思路。就像你解數學題一樣，首先要抓到題目的重點，再確定用什么方法去解。你說是不是這個道理？”
“也對，先要搞清楚問題關鍵。”周維烈點頭道。
周赫煊又問端木蕻良：“京平有什么想法？”
端木蕻良這幾個月都住在周公館，幫著周赫煊查了不少明史資料。他說：“費孝通教授的出發點是社會底層實際情況，他在云南考察了許多鄉村和城鎮，處處都用數據說話。張其昀教授著眼于大局，是從政府角度考慮的。而劉乃誠教授則熱衷于制度建設，他想先搭好制度框架再進行改革。但張教授和劉教授的觀點，都有點脫離中國實情，未免想當然了。”
周赫煊嘆氣說：“中國現在就是這樣，中央政府那些官僚，一個個如張其昀那般脫離基層。而大部分自由學者，又天天想著搞憲政，像劉乃誠那樣盲目追求民主。費孝通這樣的人反而很少，且都沒有什么發言權，只能埋首紙堆而已。河南省糧食局長盧郁文，在當經濟學家的時候說得頭頭是道，主政時卻屁股決定腦袋，河南被他搞得一團糟。”
河南災荒期間，軍政兩派的態度很離奇，完全出乎人們的一貫思維。
按理說，軍人應該為了軍糧而不顧百姓，政府更應該為了百姓而減少征購。
但恰恰相反，除了橫征暴斂的湯恩伯以外，河南那邊的大部分將領都主張救災。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號召自己的士兵每天節約糧食二兩，用這些剩下的口糧去救濟災民。川軍將領李家鈺對災情心憂如焚，專門跑去找何應欽，結果被何應欽一通訓斥。
反倒是河南政府的官員，從上到下不顧災荒，打著征購軍糧、抗戰報國的旗幟瞎搞胡搞。
“所以國民政府行將就木，未來是共黨的天下。”端木蕻良毫不掩飾親共態度。
周赫煊笑道：“這話出了門別說。”
端木蕻良道：“老師，我準備去廣西，歐陽予倩先生請我加入廣西藝術館，專門創作抗戰愛國劇目。”
周赫煊也不挽留，說道：“路費不夠就去樂怡那里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