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千三百多年以前的一個夜晚，剛剛從沙漠逃下一條命來的玄奘，已經五天水米沒沾牙了。
他精疲力盡的來到高昌國，扣動了高昌大門的門環。
那天高昌王麴文泰并沒有在城內居住，但聽說玄奘已經到了田地城，立刻令陪同的大臣和玄奘一起連夜趕回高昌，深夜，高昌城門為玄奘隆隆打開……
《大唐西域記》中描述，麴文泰和他的高昌國為玄奘的到來激動不已，迎接場面非常的熱烈。
而玄奘本來沒有路經高昌的計劃，但因為盛情難卻，只好改變路線隨高昌使團去見麴文泰。
因為對佛教心存向往，玄奘在高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盛情款待，設壇講經自然是不可缺少的節目。
麴文泰更是狂熱的信仰者，他在大唐曾有過四年的游歷，到過許多地方，親眼見過大唐的繁華。
他十分推崇玄奘的佛學，說他從沒有見過比玄奘學問更高的僧人，崇拜不已。
可能是他對玄奘太欣賞了，最終提出了一個讓玄奘實在無法接受的要求：
請大師留在高昌做我們的國師吧。高昌雖是小國，但僧侶總有幾千人，這些人和高昌國都需要大師的指導啊。
這種作為國師的榮耀，是所有出家人夢寐以求的，簡直是無法拒絕的條件。
但玄奘是為了信仰冒死西行的，他不會接受這個誘惑，世間的榮華富貴對于他而言飄若浮云。
面對拒絕，麴文泰并不放棄，而是步步緊逼，最后甚至開始威脅玄奘。
大師，如果高昌國不讓大師西行，大師能成行嗎，請大師三思……
面對高昌王如此的行為，玄奘并沒有妥協，以絕食抗爭，換得繼續前行的權利。
于是在三天之后，麴文泰妥協了，雙方達成了一個妥協方案：
麴文泰和玄奘結為兄弟，籌備物質支持玄奘西行，但玄奘學成歸來后要在高昌停留三年，講經說法，度化高昌人。
玄奘同意了。
于是在此后的一個月時間里，麴文泰傾全國之力，為他做出各種準備。
而玄奘的取經生涯，從此也告別了曲折與黑暗，一條平坦大道鋪向輝煌。
看到這些記錄之后，陳智開始不自覺的思索起來，其實對于佛門，他是不愿想太多的。
佛門的神圣，總是讓人望而卻步，甚至不敢質疑。
但作為一個正常人的思維，陳智的腦海中不禁產生了一個疑念，這個疑念讓他重新看待玄奘這個人。
不是以圣人的角度去看他，而是以一個普通人的角度去看他。
從這些記錄上來看，玄奘的立場其實是很奇怪的。
從正常人的感情上來說，麴文泰要挾他留在高昌，這件事情讓他非常反感。
但麴文泰后來所做的事情，則應該能讓他完全忘記這段不愉快的記憶。
玄奘在到達高昌之前，是靠施舍維持的生存的，他每到一處都非常艱難，用木缽向百姓乞討殘羹，風餐露宿。
但從到達高昌以后，他簡直成了富翁，不僅不用為經費問題勞神，而且有時竟可以施舍他人。
《大唐西域記》記載：“自高昌王所施金、銀、綾、絹、衣服等，所至大塔、大伽藍處，皆分留供養，申誠而去”。
可見，玄奘在印度從容專研佛法期間，不但不為經費問題困擾，而且有經濟實力保持與佛學界的禮尚往來，這對他日后的成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高昌王送給玄奘的禮物，具體都有什么呢？
《大唐西域記》清晰的記載了這份禮單，麴文泰為玄奘準備的物資如下：
四個侍從沙彌；制法服三十具；又造面衣、手衣、靴、幭等各數事。
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百匹，充法師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資。
給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
這些人力物力，以當時高昌的國力來說，簡直是驚人的。
陳智在網上翻閱了一些古代西域的資料，其中就包括了吐魯番出土的麴氏高昌時代的文書。
其中有一本《高昌內臧奏得稱價錢帳》，是出自阿斯塔那墓的文書，內容是關于某年貿易稅的報告書。
其中詳列每件貿易的商品、數量及從中所得稅錢數量，讓人對那個年代的經濟情況有了一些概念，同時可以計算這些物質，在當時的價值。
玄奘得到黃金百兩，合銀錢約625文，數量雖不多，但作為貴金屬，玄奘所得黃金大大超過高昌國一年的黃金總交易量，這是一筆涉及國本的財富。
而那三萬銀錢更是個龐大數字，相當于高昌國240年的稅收。
500匹的絹和綾，若以高昌曾存在的評估價格推算，應是二萬文。
此外，為了玄奘能順利西行，麴文泰給沿途二十四國國王都寫了國書，每書附大綾一匹為禮物，希望各國國王善待玄奘。
大綾比綾貴重，二十四匹至少得有一萬銀錢。為了尋求西突厥葉護可汗的幫助，又獻“綾綃五百匹、果味兩車”。
這種行為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估計麴文泰是把整個國庫都掏翻了給玄奘，沒有一絲保留。
要知道，當時的正值戰亂之際，金錢的意義就是生命。
西域各國分裂割據，戰事頻多，大漠荒原上賊盜橫行，剛剛崛起的大唐和草原霸主突厥人，對這小小的高昌都有覬覦。
這高昌國的國王麴文泰，難道真的會傾盡自己的國庫，把錢拿去資助一個和尚取經，而不留下來保命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