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節過后的全國人大會議上，中央再次強調改革、發展和穩定：經濟建設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改革開放是推動發展的動力，發展與改革是社會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保持社會穩定是發展經濟和進行改革的必要條件。
今年高考的時事政治，應該可能會考到這段話。
宋維揚作為一個企業經營者，新聞聯播的時政要聞必看，就算當天錯過了，第二天也會買報紙補上。重生雖然重生了，大方向清楚，但許多細節早已遺忘，他必須堅持看新聞讀報紙。
中央的會議結束沒多久，宋維揚便明顯感覺到地方風氣的變化。
關于兼并茶葉廠的談判突然加快速度，政府和國企方面咬死不松口的茶場，一下子就愿意全部出讓了。不僅如此，茶場周圍的數百畝山林，政府還打算以15元每畝的價格，租給罐頭廠長達30年之久，只要不放火燒山、挖洞開礦，宋維揚想在山上干什么都可以。
范正陽本來就屬于改革積極派，現在沒了束縛，立即放開手腳想要大干一場。
黃市長在省里的老領導，也從改革保守派慢慢脫掉“保守”二字——主要是正在實行稅制改革，地方政府突然財政窘迫，恨不得把地方國企的爛攤子全甩掉，虧損企業全部賣完了才開心。這樣既能擺脫財政包袱，又屬于響應中央號召的政治正確。
雖然宋維揚沒有讓鄭學紅冒充臺商搞合資，這個做法有點出乎黃市長意外，兩人之間也沒有再直接聯系。但就在4月初，黃市長突然牽線搭橋，主動給罐頭廠送來3000萬元的銀行貸款。
不知何時，黃市長已經把銀行系統拉到他那邊，范正陽敗退得有點迅猛。
宋維揚拿到這3000萬貸款，居然不知道該怎么用……
又是一個周末，楊信突然找到宋維揚：“董事長，不如我們也做保健品吧！弄一個配方，把這3000萬全部用來打廣告，一年有可能純利潤就破億。”
宋維揚翻了翻白眼：“別把喜豐的牌子搞壞了。”
楊信興致勃勃地說：“不用喜豐的商標，另開公司，弄一個新品牌。賣保健品太賺了，跟撿錢一樣，不做保健品總感覺虧得慌。”
“保健品市場雖然滿地黃金，但沾著毒藥，”宋維揚勸說道，“而且，現在是公司起步發展階段，我們必須專注于食品飲料市場。搞多元化經營可以，但得做大以后，現在考慮這個問題還太早了。”
楊信見宋維揚主意已定，只能嘆氣說：“唉，放在地上的錢都不撿啊，太可惜了。”
楊信有這種想法很正常，因為今年中國的保健品行業突然大爆發，但凡有錢的公司，要么做保健品，要么搞房地產。
由于巴統組織解散，西方向中國出口電腦的禁令失效，中國的諸多計算機企業全部涼了。包括輝煌一時聯想公司，現在也是舉步維艱，柳總正好借著這個機會搞股份制改革。
而靠賣電腦漢卡發家的史育柱，也感覺生意做不下去。他去年建造巨人大廈，靠賣樓花在港城卷了一個多億，竟然拿著這些錢全部投入保健品行業。
史育柱宣布將斥資5個億，在一年內推出上百種保健品。他親自掛帥，成立三大戰役指揮部，下設華中、華南、華北等八大方面軍，下轄的30多家分公司改為軍、師，各級總經理改為“方面軍司令員”、“軍長”和“師長”，預計投入數十萬人進行軍團作戰。
三株口服液和奉天飛龍也在瘋狂擴張，三株的廣告甚至打到了西康省，農村的墻壁上到處寫著“三株爭當中國第一納稅人”和“三株振興民族工業”等標語。
三株還開創了“專家義診”模式，聘請醫生到農村義診，請不到醫生就隨便讓人穿白大褂冒充。由于中國已經有20多年沒出現醫療機構下鄉的情況，每到一地，農民們都瘋狂來看病。而義診的結果，往往是全村老少都有腸胃病，必須掏錢喝三株口服液才能治愈。
靠著這種歪門邪道，三株只用了一年時間，就從1億銷售額直接猛增至20億元。
現在整個中國市場都被保健品搞瘋了，三株口服液、奉天飛龍、中華鱉精、太陽神、紅桃K……還有史育柱即將推出的腦黃金，簡直是群魔亂舞。
別說楊信想要去保健品市場摻一腳，就連吊打可口可樂的健力寶，都在往保健品靠攏——健力寶已經亂了陣腳，被保健品逼得銷量有所下滑，于是開始宣傳健力寶也有保健功能。
樂百氏也來湊熱鬧，從“馬家軍”那里買來“生命核能”配方，就跟去年的“馬家軍”教練宣傳的“中華鱉精”一樣，一舉打響名氣，銷量逆天。
看著生命核能和中華鱉精瘋狂卷錢，臨州的一家保健品公司眼紅了，居然直接把“馬家軍”注冊為商標。馬駿仁見到“馬家軍”牌保健品暢銷，立即把這家公司告上法院，而對方的辯訴理由是：我們公司的幾位領導，不是姓馬就是屬馬，要么長得像匹馬，為什么不能叫“馬家軍”？
中國似乎進入了全民保健時代！
真的，如果同意楊信的建議，在這個時候投身保健品行業，以宋維揚的營銷手段，純利潤有可能半年就破億，到明年做到30億的銷售額都有可能。
但有意思嗎？
上面說的那些保健品公司，十年之后還剩幾家？也就一兩家在茍延殘喘而已（腦黃金不是腦白金）。
反觀做飲料的，除了健力寶生不逢時、旭日升自己作死，哇哈哈可是越做越大。
嗯，還有個天府可樂，那是被美國佬坑死的。
曾經的國宴飲料啊，天府可樂一度占有中國可樂市場份額的75%，吊打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下屬灌裝廠就有100多個，還在莫斯科有灌裝廠，在美國世貿大廈設立銷售公司，日苯企業主動尋求代理權，僅1988年就上稅6000多萬。
天府可樂是怎么死的？
這年頭流行搞中外合資嘛，于是就在今年，1994年，天府可樂和百事可樂合資了。
百事可樂一入股，立即雪藏“天府可樂”這個品牌，天府可樂在中國市場瞬間消失，全部變成了百事可樂。
這樣的例子太多，比如“美加凈”，中國最大的家化品牌，曾生產中國第一瓶摩絲、第一支防曬霜、第一支護手霜，牙膏出口量占全國總額的70%。四年前，美國莊臣和美加凈合資，很快雪藏“美加凈”這塊牌子，只用兩年時間，美加凈的銷量就從3億元降到600萬。
還有雪花，還有香雪海，當年響當當的民族品牌，全都是這樣被弄死的。
多年以后，天府可樂、美加凈、香雪海重出江湖，但已經只能賣情懷，90后的新一代根本就沒聽說過。
這些企業，其實都盈利極佳，為什么非要搞合資呢？
往往是地方政府牽頭的，理由是引入國際先進管理經驗，引進國際先進技術。事實恰好相反，技術和經驗都沒引進來，反而把自己給搞丟了。
雪花和水仙都是被美國惠而浦搞死的，其中有個故事讓人很絕望：水仙的滾筒洗衣機經常玻璃罩破碎，中方基層員工匯報說，這種損壞是物流工人暴力操作導致，只需在包裝箱里多加一層2塊錢的海綿即可解決。但美方人員卻不認可，需要通過研發和產品部門多次試驗，來重新檢驗洗衣機的產品質量，光是上報、研發和討論就用了好幾年時間，最后發現果然是物流工人搞的事，而那個時候牌子都毀掉了。
國際先進經驗沒見著，美國的大公司病倒是深刻認識了。
“既然不搞保健品，這3000萬貸款準備用來做什么？”楊信忍不住問道。他是總經理，職責在身，必須問個清楚。
宋維揚笑道：“去一趟魯省，買一家工廠，作為生產冰紅茶的分基地。”
楊信問：“為什么非要去魯省？”
宋維揚解釋說：“全都在西康生產，運輸費用太高了。在魯省建新廠，可以輻射整個東北、華北、華中和華東，船運和鐵路運輸都很便利。當然，最重要的，是魯省那邊有個市的領導外號叫做‘陳賣光’。”
“陳賣光我知道，找他買廠子，確實很方便。”楊信笑著說。
“陳賣光”從1992年就開始賣企業，是真正的改革先驅，當時轟動全國，甚至傳到了港城，“陳賣光”這個外號就是港城媒體給起的。
而且，他不是隨便亂賣，只把國企賣給內部職工，搞的是“股份合作制”。幾年時間，那座縣級市的生產總值就翻了接近五倍，可謂相當成功。
當然，這些被內部職工買下的企業也有搞得不好的，宋維志只是過去碰碰運氣，看能不能接收一家飲料灌裝廠——主要不是買工廠，而是看好那里的政策，政策環境在90年代比什么都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