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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零五章:兩京之爭(上)

  “馬愛卿,國朝之南北兩京制,你以為如何?”

  忽然間,一直沒怎么吭聲的崇禎皇帝看向吏部尚書馬士英,淡淡詢問道。

  “回皇上,臣以為...”馬士英心中一驚,面上渾然不動,說道:“南北兩京制,乃是成祖皇帝定下的成規祖制,臣不敢妄自揣測。”

  這話說的很中肯,崇禎皇帝明白是馬士英不肯多說,怕惹上一身騷,倒是也理解,當下還決定把話徹底挑明,點頭又道:

  “朕有意廢除南京陪都,改成金陵,設省同制,撤銷南京六部,由京師統一管理全國政務,上通下達,馬愛卿又覺得如何?”

  “這...”馬士英聞言有些震驚,一時竟是無從說起,猶豫半晌才道:“陛下,非是臣不遵陛下之命,而是天下之大,若不設兩京,當不能共御啊!”

  “此言有理,但若朕非要廢了南京六部呢,又該如何?”崇禎皇帝點點頭,話鋒一轉,又道。

  群臣聽見這兩人的對話,許多人都是面色大驚,廢了南京陪都地位,再撤了南京六部,那他們去做什么,回家種地不成?

  這可不行!

  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陳洪成出班道:“啟奏陛下,萬萬不可!”

  “南京為我朝龍興之地,龍脈在此,又是太祖皇帝欽定國都,根不可斷,臣以為不僅不該如此,更應該遷都于南京,以北京為陪都。”

  “如此,國事大有可為!”

  又一侍郎站出來說道:“龍興之地在鳳陽,哪里是金陵?陛下,臣建議將鳳陽立為新都,南北兩京為陪都!”

  看了陳洪成和一眼,崇禎皇帝沒有說話,這時候禮部尚書,皇子座師張爾岐出班道:“啟奏陛下,臣覺得可行!”

  “兩京制不可廢,臣來南京日久,見六部及各官署鮮有實事可為,然則權柄愈大,肥碩流油,百姓卻日益困乏,便深感不安。”

  “京師政令不得主南,南方之民以南京為主,不尊京師,長此以往,必國將不國!”

  “所以,臣提議,不僅要撤銷南京六部,那些職權甚大但卻無甚實務的官署,都要統統撤銷,設立新的官署取而代之,但兩京制不可廢,仍要以南京為陪都!”

  緊接著,工部尚書高弘圖出班表示贊同,說道:“啟奏陛下,兩京制使國朝安興至今,不可輕言廢之,否則,江南一帶必然再起動亂!”

  “何況,歷鑒前朝,兩漢以洛陽、長安為兩京,繁榮興盛了四百余年!唐先是兩京,后甚至增加為五京制,我大明國土遼闊,不下于漢唐,若不設南北兩京,百姓不知朝廷,又如何上通下達?”

  “臣懇請圣上三思!”

  崇禎皇帝轉念一想,高弘圖和張爾岐兩個人說的倒也有些道理,心下有些沉吟,聽著下面群臣激烈的討論,擺手說道:

  “今日就到這里吧。”

  關于南北兩京制的爭端,實際上從成祖遷都開始,就一直持續,正因為這種無法決定下來的爭端,才使得大明直到英宗六年才正式定都北京,之前一直都稱其為“行在”。

  意思自然就是皇帝率文武群臣暫時駐扎的臨時首度,自英宗六年正式定都北京之后,一直都沒有取消南京作為首度的合法性,朝廷將其稱為“留都”,即“置官留守的首都”,時人也稱“南都”。

  因為南京是太祖所定之都,它名義上的政治地位重于唐代事實上的“東京”洛陽,但實際的地位卻不如唐代的洛陽。

  因為唐代洛陽和長安相距不遠,一些皇帝(特別是改國號為“周”的武則天)曾長期住在洛陽,洛陽因此成為實際上的京師。

  設兩個都城,皇帝可以朝發夕至,其實所謂“山高皇帝遠”對唐代的兩京制度不大。

  留都南京對大明朝而言,更具象征意義,然而實際意義不大,崇禎從朱棣在皇明卷宗上的密辛得知,當時成祖皇帝選擇北京的原因很多,兩京制不過是他的借口罷了。

  首先一個,明朝南、北“兩京制”形成后,北京作為政治、軍事中心,南京作為經濟和文化中心,很長一段時間,南北達到一種微妙的平衡。

  其實崇禎皇帝也覺得該有第二個都城,以備后患,不過六部和那么多無用的官署只是為了留一個備份的朝廷,實在是弊端大而用處小。

  并且這最大的一個用處,在歷史上的明末卻也根本沒有用得上。

  設想一下,如果大明在只在南京設立一個都城,那么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都在南京,中國北方將持續凋敝下去,很不利于一個大帝國的統一與穩定。

  若只設在北京,道理也是一樣。

  朱溫滅唐,經五代十國大亂后,中國的政治格局從東、西競爭變成了南、北競爭。

  無論是周武王東征滅商,秦始皇滅六國一統天下,還是劉邦以漢中為根據地取得天下,或是隋、唐兩朝依據關隴集團統一中國,關中一直是統治者的根本重地。

  這些歷朝歷代的帝王,他們針對西北要重點防范的是游牧民族,即依靠函谷關,進可謀東部富饒之地,退可“一丸泥封”,保持根本之地。

  唐代長安、洛陽的兩京關系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的。

  從趙宋開始,東西關系轉為南北關系,南面的漢族政權面對最大的威脅往往是來自北部崛起的游牧民族。

  因此渤海之濱、燕山之麓的北京成為了“南北競爭”中最重要的重鎮,漢人政權失去它,必然只能偏安南方,且國祚不會長久,游牧民族若搶占到手中,則可揮鞭南下,興盛一時。

  朱元璋并非不想用北京做都城,因為北京做都城最具戰略價值,然而當時大明軍隊剛剛從偽元手里收復大都,城池和周邊州縣還欠繁華和富裕,且胡化了四百余年,與淮河和長江流域的文化有隔膜。

  當時的北京一帶,對主要生在江淮、浙西的大明開國功勛集團來說,是定都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區,心里總是不踏實的。

  崇禎皇帝在密辛中得知,朱元璋還曾派太子朱標巡查長安、洛陽和開封,想選擇漢、唐、宋的故都為首都。

  然而這個念想再度落空,經過一次次戰亂,關中之地已經殘破,喪失了作為一個大帝國都城的條件,洛陽亦是如此。

  開封處在無險可守的大平原上,最易受敵,戰略位置更不適宜。

  建文帝即位后,因削藩引發“靖難之役”,朱棣攻破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同年,朱棣即皇帝位,第二年,改元永樂,改北平為北京,十九年后,遷都北京。

  南北兩京的爭端和建立,均從此開始。

  遷都北京是朱棣方方面面的考量,一北京是他以往的封藩地,起兵“靖難”之前,已在此經營二十多年,建立了屬于自己的一套政治、軍事、經濟體系。

  等他當皇帝后,北京及周邊地區已不在是“生地”而是“熟地”,遷都于此乃是瓜熟蒂落之事,況且南京一帶布滿了不服從他的建文舊臣,北京則相對穩定得多。

  歷史上,韃清和蒙元一樣,都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征服了南面文化更發達、人口更多的漢人而入主中原,盡管歷史上韃清入關有了更多的戲劇性。

  對中華的士民來說,他們是血腥的征服者,都是外來政權,而對韃清和蒙古人來說,和他們無非是把整個中國看做自己的戰利品。

  無論對關隴、幽燕、齊魯、河洛,還是江南、巴蜀、嶺南,他們并沒有崇禎皇帝眼下或歷史上朱元璋和朱棣所想的這樣充分。

  實際上,韃清將這些地方一視同仁,在他們眼中,這些不過是他們新占的地盤,根本無非輕重,他們重視的不過是自己發家的關外或漠北,那里才是他們的“老營盤”,是留后路的地方。

  大明則不一樣,它是趙宋滅亡后近一百年,一個將“韃虜”驅逐出去光復中華的漢族政權,這也是歷史上很少見的北伐而非南下統一中國的政權。

  皇明祖訓上不止一次的寫著類似這樣意味的話,江南才是根本重地,是大明王朝的發祥地。

  而且,當大明的大軍在徐達、常遇春率領下攻占元大都,收復幽燕之地時,這塊土地從后晉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開始,經遼、金、元,已被異族統治了足有四百余年。

  可以說,這是一塊高度“胡化”的土地。

  大明時至今日的南北“兩京制”,正是在這樣歷史背景下產生的。

  留都南京,皇帝平日不在此城,但卻保留了一整套的中央政府官僚體系,可謂是“朝廷的備份”,六部、都察院、五府和內廷的太監體系,一應俱全,缺的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南京朝廷的官員級別和北京同職官員也相同,南京周邊十四個府、州的相應事務,有些事務甚至連京師六部都不得干涉。

  南直隸所轄的地區,乃經濟最發達、文化最昌明之區,天下賦稅六至八成多出自于此,若此次空手而歸,或是不能將南京徹底控制在自己手里。

  日后必然還會生亂,崇禎皇帝可不想在戰事進行得如火如荼之時,后院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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